1950s-60s前後,東亞人例如日本, 南韓, 中國的生育率大約為5-6。但是在這些國家先後進入現代化后,生育率跌至1.2-1.4左右。無獨有偶,美國2020年的生育率為1.73,然而最低的亞裔只有1.51。研究認為,較低的生育率和東亞人追求名校育兒有關。
和歐美人相比,東亞人更趨向於相信名校。要獲得遠大前程或高薪工作,東亞人從小學到大學,要競爭進入最負盛名的精英學校,因此很多家庭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培養高質量的小孩。
但是,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ngrist(安格里斯特)的研究及曾被認為有望獲獎者Krueger(克魯格,已故)的研究結果都顯示:中產家庭的孩子上精英學校,其實和上普通學校的收益差不多。
Angrist研究團隊選擇了波士頓拉丁高中生和其它普通高中生為對象,以研究精英高中和高考成績是否存在著因果關係。該高中是美國最早的高中和馬薩諸塞州的精英學校:學生必須通過嚴格的考試,然後按照成績高低被篩選進該校讀書。
Angrist把該高中那些分數剛剛達到錄取線的學生作為一組,而把那些得分剛好在錄取線以下無緣拉丁高中而就讀其它高中的學生分到另一組,他們很有可能只因運氣不好而差那麼幾分。
而等這兩組學生差不多上完高中后,研究者對照了他們的AP,PSAT,SAT等考試成績。Angrist等發現,兩組學生的各項成績在統計學上沒有任何差別。
波士頓拉丁高中畢業生的平均AP,PSAT,SAT分數之高是有名的。不少家長認為這是該高中教育有方,名師雲集,同班優秀學生之間的你追我趕的結果。
但是,事實是因為該校招收時精選了資質優秀的學生,該高中教育和學生成績沒有因果關係。其它學者在2014 年對波士頓和紐約市考試學校的深入分析也顯示,就讀精英高中與未來成功沒有什麼關係。
而Krueger研究團隊選擇哈佛大學等名校的本科生,和其它報過名校但最終在普通大學就讀的本科生進行比較,以研究就讀名校和錢途是否有因果關係。
Krueger研究團隊把名校本科生作為一組,把那些獲得名校錄取但選擇普通大學的本科生作為對照1組,把那些被名校拒絕只好就讀普通大學者作為對照2組. 然後找出他們18年後的收入狀況。
Krueger等在分析時使用了統計學的方法,對這些學生的家庭收入,種族,專業以及入大學前的成績等可能的混雜因素進行調整,以使這三組中的各項因素基本相同。
Krueger團隊的結果和Angrist團隊的結果相映成輝:如果入大學前的各種成績和家庭收入等因素相同,無論是是就讀名校的學生,還是拒絕名校而選擇普通大學的學生, 還是被名校拒絕而就讀普通大學的學生, 18年後他們的平均收入都是相同的。
不要以為這兩位學者宣傳讀書無用論,其實他們是讀到本科有用的有力鼓吹者。他們的研究也顯示,在小學到本科的教育程度和錢途成正比。他們在1991年還合作過一個很有影響的研究,證明美國義務教育法對那些喜歡輟學學生將來的收入有提升作用:
Credit to Nobel Prize Committe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ngrist and Krueger (1991).
美國大多數州規定:凡是到年底滿6歲的兒童,要在該年9月份入學。但年滿16歲后,可自由選擇輟學。如果急於輟學,那些在1月1日出生的孩子,可比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少上近一年的學。
兩位學者的合作研究發現,對於20世紀2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三個季度出生的人少上0.13年學,但教育回報率低了0.7%。對於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三個季度出生的人少上0.11年學,教育回報率卻低了1%。
後來的研究也支持他們對精英教育的結論,只要是美國教育部登記的認證部門所認可的學校就讀,學生們就可享受到教育帶來的益處,而並非要上什麼精英學校才可。當然,對於那些富豪們,私立名校的費用不值一提,貼上它們的招牌卻可放大數倍。
然而,達到規範化標準也很重要。當年本人在中國鄉下讀書,那時鄉村還很落後,正式教師不多,一些教師使用鄉音教書,本人至今不會使用中文拼音,這給打中文帶來很大的不便。
有一年,教我們一二年級的教師快要生小孩了,就由我這個二年級的學生代課一個月教一二年級,想想也有點誤人子弟。但是,那時的家長和學生都十分友好,儘管大多數學生都比我年齡大和身體壯,代課期間沒有出現過鬧事的現象。
我想現在中國的鄉下教育也和美國一樣規範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