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中國人憂慮中國

日前收到國內一位教授的來信：

盛友兄：
在一些媒體上閱讀到你《我們能向德國人學什麼》一文，你寫德國審判納粹軍官的事情，閱讀後深受啟發。我其實有很多疑問，為什麼民主制度下的德國，會這麼多人擁護希特勒這樣的軍人政府。我先後在奧地利和德國做過訪問學者，也與當地學生們交談過，他們告訴我，希特勒在1935年之前，確實是拯救了一戰後的德國。我看過凱恩斯寫的關於一戰後凡爾賽談判的書，戰勝國對戰敗國德國的肢解和掠奪是很殘酷的，都是要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德國那時候是水深火熱的，也許不亞於八國聯軍取勝后的中國。所以軟弱的魏瑪共和國失敗，強人希特勒上台有歷史背景，也就是中國那時候極左政權共產黨上台的歷史背景。在民主體制下，極右政權上台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極左政權不會搞經濟建設，在民主共和國家，極左政權是無法棲身的。但是在中國，因為傳統的獨裁文化和農民革命傳統，所以靠著忽悠，極左政權就能上台。
希特勒拯救並重建了德國，並且用社會主義改造了德國，使之成為歐洲後世福利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典範。我相信，在中國普通人看來，如果真的有希特勒這樣的有才幹、抱負和口才的人出現，大多數中國人會跟著他走，在中國，這個人肯定是軍中強人，因為老百姓不再信任文官體系中有好人，而軍隊因為多年的封鎖和宣傳，普通人對軍隊有種模糊的好印象。2009年是個危險的年度，我覺得2009年發生的事情標誌著共產黨和民眾默契改革的契約開始走向破產，以後的年份會是比較危險和動蕩的時期。下次社會動亂，可能會是比64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因為下一次是全民參與的運動，64的時候，至少農民是既得利益階層。
我這樣分析是不是過於悲觀？

XX兄：
來信收到，讀後感覺並不輕鬆，今天聖誕節放假，我有時間但是沒有水平，所以給你回封長信。你信中所談的內容很有代表性，近十年以來，很多國內的教授到歐洲訪問，與他們交談時，他們都表示類似你的悲觀憂慮。我願意以「希特勒與德國」「軍隊的國家化」「中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角色」與你分享我的認知。

希特勒與德國

我旅居德國二十多年，德國人朋友當中有國會議員、有平民百姓；有教授，有工人。來往和與其交談中，給我總的印象是，對於希特勒德國人很矛盾，就像我們這代人對毛澤東一樣，也很矛盾。德國對希特勒的矛盾表現在於：他們的確感激希特勒把德國從火坑裡挽救出來，但希特勒對世界犯的罪孽，致使他們戰後不敢再提希特勒。而我們對毛澤東的矛盾表現在於：毛澤東的確使中國的國民經濟崩潰到邊緣，但是毛澤東的確解決了中國人「不挨打」的問題，而這個「不挨打」只有你走出國門，生活在國外時才感覺更加強烈。
與當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相比，現在的只是皮毛。當年的德國也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他希特勒站出來號召：「你們選我，我保證給你們工作的機會！」他創建了德國大眾汽車公司，開始建造德國高速公路，並且採取了一系列的宏觀政策促使德國的經濟發展，一系列的微觀政策保障了德國的「福利社會主義」，受益的當然是德意志人民。
我個人認為，德國人戰後的反省是比較健康的，他們不但反思大的方面也反思小的方面；不但反思好的方面也反思壞的方面。在原則性問題上，德國人絕不讓步。德國戰後是分裂成了東西德（BRD 、DDR），但是聯邦德國憲法法院1956 年 (vgl zB BVerfG, 1956-08-17, 1 BvB 2/51, BVerfGE 2, 266 (277)，1973年 [BVerfGE Bd. 36, 1-37 (LT1-9) BGBl I 1973, 1058] 和1987年 [Bd.77, S.137,150,154,160,167] 先後判決：德國的國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德意志帝國（daß das Deutsche Reich 1945 nicht untergegangen sei, sondern fortbestehe. ）。東西德是分裂「國家」，單獨一方都不能代表整體德國（Das Deutsche Reich besitzt nach wie vor Rechtsfähigkeit, ist allerdings als Gesamtstaat mangels Organisation, insbesondere mangels institutionalisierter Organe selbst nicht handlungsfähig ... Verantwortung für „Deutschland als Ganzes"(= Deutsches Reich) tragen ）。

我們中國人的兩岸是因為內戰而分裂的，但是兩岸中國人從不認真反省。我在很多文章里指出，兩岸中國人必須找到最小公約數：到底中國的國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哪裡？幾千年以來的中國歷史都是一亂一治，一治一亂，政權的更替，而中國仍然是中國。多少年來中國的老百姓承受的是政權帶來的苦難，而不是國家民族帶來的苦難。這恐怕與我們中國人沒有民族自省機制有關。

在微觀方面，德國刑法（§ 86a StGB）禁止出現「希特勒」，違者可判處長達3年的監禁，或被罰金。最近，在德國巴伐利亞州斯特勞賓鎮的可達路德維希廣場上出現了1250尊侏儒雕塑，全都把一條手臂挺直著舉起，行希特勒納粹禮。當本地一家報紙刊登了這尊雕塑的照片后，德國輿論立刻一片嘩然，作者霍爾和韋格爾忽然成了一起調查的中心人物。在德國行希特勒納粹禮或者使用納粹標記觸犯德國刑法第86a條。2009年7月，紐倫堡檢察官看到照片后，就開始著手對陳列這尊雕像是否構成犯罪進行調查。不過一星期後，檢察當局決定放棄調查。他們認為，作為一件藝術品，霍爾可以免除刑事責任。但是，這次調查本身就證明了德國對待它的反納粹法律有多麼認真。
德國的基本法（憲法）是要確保一個民主制度能夠保護自身不受敵視民主勢力的侵害。德國憲法保證諸如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但是它也規定了國家有權禁止威脅民主秩序的組織。1960年頒發的德國刑法典添加了禁止使用違反憲法的象徵物包括納粹象徵物的條款。過去20 多年，當德國極右翼勢力不斷抬頭之時，這些法律條款一直被用作反新納粹的工具。除此之外，否認大屠殺本身也被刑法規定是一種犯罪。
二戰結束以來，巴伐利亞州一直禁止重印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一書。這個擁有該書版權的州說，禁止重印希特勒的自傳是防止該書被極右翼分子利用的唯一辦法。但是，一些德國歷史學家認為，該書的學術版應該允許出版。不過有了網際網路，任何想讀《我的奮鬥》的人都可以在網上訂閱。除了網路，還有其他途徑。

德國有些法學家主張改革並呼籲，上述刑法已經不適應於現代刑法制度，必須予以廢止。「德國的反納粹刑法問題很多，這些法律不合理。」德國波鴻大學刑法教授塔傑納•霍恩勒說，「禁止使用納粹象徵物實際上是禁止了一段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歷史不應迴避。刑法的任務應該是保護個人不受傷害，而不是某種感情或者禁忌。」
「德國必須離開過去向前走。」然而，對於一個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負罪感和責任感的國家，向前走畢竟說來容易做起來艱難。

我們一個同行、德國電視（NDR）主持赫爾曼（Eva Herman）2007年9月在一次電視節目中說，納粹對家庭的態度是積極的，而後赫爾曼立刻被解僱，因為她作為新聞記者觸犯了瀆職罪，而被迫接受刑法調查。調查歸調查，但是，她的事件在德國引起很大的爭議。赫爾曼說，雖然納粹有許多不好的方面，比如希特勒，但是納粹也產生了許多積極的東西，比如對母親的尊敬。她的評論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納粹對生育眾多子女的母親給與獎勵，認為他們對雅利安民族壯大做出了貢獻。

德國人延續很多希特勒的政策，但是能做不能說，比如上述的優生優育政策。二十多年前我們到德國自費留學，生孩子也享受每月七百多馬克的「撫養費」（現在改成「父母金」）。這樣的政策是鼓勵好好地生好孩子。

軍隊的國家化

你說的軍中強人，恐怕不會出現。
當年李鴻章拜會俾斯麥，推心置腹談中國變革。李鴻章向俾斯麥請教。俾斯麥建議李鴻章：「反朝廷是不行的；兵不在多，哪怕只有5萬人，但要精。問題不在於把軍隊分散在全國各地，而在於你是否能把這個部隊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如地調動他們，使他們很快地從一地到另一地。」
1949年以後，北京的軍隊被中國共產黨掌握著，而且至今為止的觀察，北京政府似乎不願意軍隊的國家化。

憲政的一個根本特徵之一就是軍隊國家化。軍隊國家化即軍隊不專屬於特定人士擁有，不屬於任何政黨任何派系，換一句話來說，軍隊國家化的實質是軍隊不得成為黨派或私人干涉和影響政治的工具，即不能「皇帝指揮槍」、也不能「黨指揮槍」。軍人的職責僅為保衛國家，服務全體國民。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大特點和優點就是紀律嚴明，完全聽命於「黨中央」。解放軍是一支沒有發生過明顯內訌的軍隊，1949年建國以後，毛澤東說撤大區，封疆大吏們束手到京，連杯酒釋兵權都不用。毛澤東以黨主席先後打倒兩個國防部長，都是軍中顯赫人物，尤其是林彪，舊部佔全軍一半，但竟然毫無反手之力。
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成功就是基本能百分之百控制軍隊，於是「槍杆子里出政權」也日益深入人心，無人挑戰。
歷史告訴我們：如果相信「天下是談出來的」，你也需要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如果相信「天下是打出來的」，你也需要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
1945年，國共兩黨在重慶進行「雙十會談」，也是軍隊武力作為支撐後盾，毛澤東白紙黑字同意軍隊國家化，但返回延安后卻說會談是假的，根本不肯交出軍隊。中國共產黨當然清楚，擁有軍隊武力比空頭支票更加重要。

中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角色

你說的全民參與的運動，也不會發生，至少在三五年內不會發生。我們都是在中國農村長大的，深知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好管的民族，中國的老百姓只要有飯吃就不會反抗，哪怕沒有飯吃也不反抗。極權統治社會最有效辦法就是「一刀切」，讓被統治者的利益訴求都一致，到了一定極限時，統治者「一刀切」，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78年的「包產到戶」，每個農民之前都沒有飯吃，之後都有飯吃，他們對統治者多少還懷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感恩」。而且我們中國人很容易知足，「人家也一樣」這句話很簡單，但這句話讓中國人幾千年來很乖、很聽話。

中國能爆發革命，必須有中產階級，而且從中產階級中產生領袖，領袖出來領導革命，才能獲得成功。現在的農民、農民工、城市邊緣人，誰是他們的代言人？我個人的認知是，六四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中產階級領袖。共產黨1949年能成功，也是有中產階級領袖的領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這些領袖人物都是來自中產階級。

可以肯定的是，革命肯定是動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解釋「革命就是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我認為這是最符合革命本質的解釋。所謂革命就是以政權為終極目標而在窮人與富人之間展開的激烈的社會衝突。從這一概念化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革命有三大特徵：一是目標是政權；二是主體是共存於社會的窮人和富人；三是這種衝突的程度是激烈的，往往是暴力的形式。

任何社會都存在窮人和富人。在一正常狀態下，二者的關係不是對立的，這裡有一個社會機會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社會裡，作為多數的社會成員是否有平等的而且相當多的機會來實現自己對社會財富的渴望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越高，那麼社會開放性也越高，窮人對自己的未來會充滿希望，他們自然會尊重現有的社會秩序，會用被現有政權許可的方式去追求社會財富。

日前中國官方智庫社科院發布的《國際形勢黃皮書》指出，在綜合國力上中國大陸是世界的「老七」，軍力上卻僅次於美國。對西方七大工業國與金磚四國進行綜合國力評比，得出結論是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法國、俄羅斯、中國、英國、印度、義大利、巴西。
中國的國民經濟現在是飛速地發展，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社會兩極分化卻越來越嚴重，窮人越來越多。這表明中國的社會財富增長以非常並不公平地向少數社會階層成員集中，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沒有從國家的發展中獲得實際利益，相反，他們卻在承擔相應的代價。     窮人不滿，而且一部分窮人已經傾向或採用暴力的方式在向富人奪取財富。搶劫綁架偷盜案件的增加、社會治安案件的增加、群體性騷亂事件的增加，都是這種情形的證明。不過，這些都還處於可控範圍內。還不足以到達革命的程度。
可以這麼說，當中國社會的中產階級成員加入到窮人對富人的暴力鬥爭中去，這時候的衝突就有了革命的性質。

（謝盛友 寫於 2009年12月25日星期五， 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