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對我人生的影響
1987年擺在我人生面前幾條路:繼續留任上海大眾;到深圳團委任團委副主席;到台山紡織廠任廠長助理;到海南島開發建設總公司任總經理助理。那年我開始準備出國留學,國內也熱火朝天籌建海南省,雄心勃勃要建立亞洲最大的特區。我問父親:「爸爸,海南要建省了,我不要出國了吧,留在海南也許更有前途。」
父親毫不猶豫:「海南要建國,你也應該出去,因為制度不同。」
幸虧當年聽從父親的勸告,到德國來。如果今天還在中國,或許我成了一個貪官;或許跟著梁湘,今日坐牢;或許有一個私人企業,但今天仍然面對公私合營,就像當年謝家的泰誠豐銀行一樣,被迫併入中國銀行。1957年1月11日,我曾祖父1912年創建的泰誠豐銀行被強行併入中國銀行。毛澤東當時得意洋洋地說:「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對於私人企業家,開始實行的策略是「步步為營」。
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時,回家過年,有一天父親在我們面前諷刺共產黨:「西方資本主義人剝削人,共產黨高幹高知寧願讓自己的孩子到西方,讓人剝削。」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父親多少還有點樂觀,說共產黨不會對香港怎麼樣,因為他們畢竟饞著台灣那塊更大的肥肉。今日香港「送中」, 若父親還活著,親眼看港台,他應該知道他當年的判斷失誤。
離開家鄉,到德國來留學,那夜我與父親對話。
我:「我們這代人在文革中長大,離開書本實在太遠了,我只想讀書!」
父:「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誤你們這一代人,其實毀害人最深最久的是《進化論》,你到德國讀書,你能搞懂,為何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這麼偉大?中國與日本不能和解,國共不能和解,你去德國后能否幫我弄明白,法國人戴高樂和德國人阿登納為什麼能夠和解?」
帶著父親留給我的思考,1988年我坐火車經過蒙古、蘇聯、波蘭、民主德國到西德巴伐利亞自費留學。三十多年來我的思考和寫作基本圍繞這個問題。
阿登納是戰後德國第一任總理,1949年73歲的阿登納主張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時,盡量保持獨立和與夥伴國的平等關係。如果沒有阿登納和戴高樂(de Gaulle)帶領法德和解,當今的法國德國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歐洲也不是現在的歐洲,世界恐怕也是另一個樣子。
德法之間在上半場相互廝殺攻打,在下半場中結下仇怨,那是一個魔鬼的圓箍,一個邪惡的圈套。德法之間在加時賽中終於破除了那個圓箍。和解,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裁判。
阿登納帶領德國從二戰廢墟中站起。他虔誠信奉基督教,畢生力求不違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義,按照基督教義的精神想事和行事。阿登納和戴高樂之所以偉大,是他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裁判。我們中國人往往把簡單的事情弄複雜了,因為我們中國人沒有找到一個共同的裁判,國共的問題如此,兩岸的問題如此,中日的問題也如此。
1989年兒子謝於驊出生,父親來信表達他成為爺爺的喜樂外,還恭賀我弄璋之喜,讚揚我的邊讀邊工邊養的「三邊政策。」聖馬丁教堂的牧師親自上門輔導,希望我兒子接納天主教受洗,我回信問他如何決定。父親立刻回答:「那是上帝的恩典,不可拒絕。」我很感恩,兒子一路走來,都得到神的守護,成為一名物理學家一個優秀的父親,這與兒子在教堂的成長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