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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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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東德不流血的革命

作者：謝盛友於 2019-10-9 15:2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2評論

30年前東德不流血的革命

30年前撼動東德政權的那個夜晚

1989年10月9日，近7萬人在萊比錫示威遊行，要求更多自由和民主。與人們的擔心相反，東德安全力量未出動鎮壓。這一天後來被稱為東德和平革命的「命運之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18點剛過。聖尼古拉教堂大門開啟，結束了祈禱的人們紛然湧出。在教堂前和街角的卡爾·馬克思廣場上，數以萬計的示威者在等著他們：青年、年輕的家庭、工人、退休人員。在1989年10月9日這一天，來自東德社會各群體的至少7萬人拿出全部勇氣，走到了一起，向統一社會黨政權發出一個信號。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在反政府示威基本禁止的東德已經數十年沒有過了。

很多示威者預期會出現最糟糕的局面，他們相信，警方會朝他們開槍。坦克和配備了機槍的部隊已在市內集結待命，準備阻止示威遊行。人們對1989年6月的中國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尚記憶猶新。

然而，如奇迹一般，在這個星期一，國家強權沒有干預示威者。人們涌過萊比錫內城，也遊行經過了萊比錫地方政府和東德國安部機構所在的那個所謂的"圓角"。示威者們呼喊"我們是人民"，"自由，自由選舉"和"不要暴力"等口號。其中很多人手持蠟燭。

時代見證人的回憶

30年過去了。然而，在場的人們今天依舊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的氣氛。瓦爾特（Kathrin Mahler Walther）回憶道，"那一天，氣氛緊張到了極點。人們知道：今天是決定性的日子。"她當時18歲，參加了民權運動。萊比錫這個僅次於東柏林的民主德國第二大城市是她的家鄉。

在1980年代，萊比錫成了抵抗運動的堡壘之一。最重要的集會地點：聖尼古拉教堂。就在那裡，每個星期一都舉行和平祈禱活動。瓦爾特說，"這天晚上沒有開槍，我們清楚了：現在啟動了開放進程；從現在起，出現了一個相互之間的討論進程。"

1989年，建國40周年之際，東德政權深陷政治、經濟危機。越來越多的人想方設法出走；公民權利運動得到日益廣泛的支持。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大哥那裡推行改革路線；與此同時，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集團國家門戶開放。以長年執政的昂納克（Erich Honecker）為首的東德政治局卻斷然拒絕改革。

傳媒的力量

東德電視台自然不會報道這類事件。然而，萊比錫10月9日的示威很快就在全世界傳開，而這得感謝兩位攝影記者。那天，他們躲在教堂塔樓內，悄悄拍下了示威場面。舍夫科（Siegbert Schefke）是其中一個。他回憶道，看到那麼多人涌過街頭，絕對是"一個讓人起雞皮疙瘩的時刻"，因為，他知道，"要是這些畫面明天在西方電視上播出，那就不僅會改變東德，也會改變歐洲和世界。"

當天夜裡，影片素材偷偷送到了西方記者那裡。就這樣，也能收看西方電視的大多數東德公眾知道了，公開抗議越來越虛弱的政權是可能的，而且，人們無需擔心會受到暴力鎮壓。

此後，事件接踵而至。越來越多的人敢於走上街頭示威，而且，不止是在萊比錫。8天後，昂納克被解職。然而，對人們來說，這已經是不夠的了。1989年11月4日，至少有50萬人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上示威，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

局勢何以未激化

但是，10月9日那天，安全力量何以會任由人們在萊比錫示威？為什麼沒有像1953年在柏林和1989年6月在北京那樣，開槍呢？

一個原因是，安全力量當時不知該如何應對局面。它們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麼多示威者。它們曾預期，示威者那裡早晚會有暴力行為。它們未能制定出應對完全非暴力示威的戰略。

歷史學家朗格（Sascha Lange）指出，"示威者中的一個共識是：不對警察使用暴力，因為，人們畢竟知道：面對的是一個全副武裝的機器，它只是在等著有人扔出石塊，或對哪位警員動粗。只有通過這種無條件的非暴力才能使國家無可奈何，因為，人們沒有給它提供鎮壓的借口。"他指出，"只是藉助了語言和群眾的力量，示威者們才解除了社會統一黨領導層和警方的武裝。"當年，朗格17歲，也親歷了示威。不久前，他和父親一起出版了倆人合著的有關這一和平革命的書《大衛抵抗歌利亞》（David gegen Goliath）。

朗格的父親是脫口秀藝術家貝恩德-盧茨·朗格（Bernd-Lutz Lange），也是"萊比錫六君子"（Leipziger Sechs）之一。在他們的努力下，1989年10月9日，萊比錫沒有出現流血、警棍揮舞的場面。當時，統一社會黨萊比錫地區的3名黨部負責人和3名社會賢達--其中就有指揮家馬祖爾（Kurt Masur）和貝恩德-盧茨·朗格（Bernd-Lutz Lange），達成共識，向示威者和警方共同發出呼籲，保持冷靜。他們同時許諾，為實現自由表達意見和建立溝通渠道而努力。在示威過程中，他們呼喊的口號被市中心的揚聲器傳播和擴散。

太少認可？

1989年11月9日，萊比錫那場決定命運的示威過去一個月之後，柏林牆倒塌。今天，幾乎每一個德國人都知道這個日子的意義，而一個月前萊比錫民眾無暴力示威的意義，則只有很少人知道，尤其德西地區的年輕人更是對此知之甚少。

這一現象讓很多公民維權人士耿耿於懷。瓦爾特也是。她表示，"我認為，看到這一點很重要，即：當年，東德公民自己把自己從那個專制手中解放出來；他們克服了恐懼，在10月9日那一天、在此前、此後的星期一，共同示威。"

作為德國第一個完全和平、不流血的革命，這場步行示威載入了歷史。

謝盛友：六四30年反思（1）：信仰

2019年是六四運動30周年。中國大陸《領導者》雜誌2008年11月17日刊登中國社科院於建嶸教授的文章，在文中他寫道：「通過對中國基督教特別是「家庭教會」近1年的調查，我得出了一個初步結論，就是近30年來，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遠遠超過了「三自教會」，已經成為中國基督教非常重要的組織部分。」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大大復興。研究稱，因當時的一些人見識了六四事件之後，因不滿當局做法，許多人開始走進教堂尋找心靈的寄託。當時又有許多知識分子被迫流亡海外，受基督教影響，再將宗教傳回中國，使得中國家庭教會興起。

嚴重提醒: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時期，人們享受宗教自由。

克里斯提安?富勒（Christian Führer）是一位基督教新教牧師，在1989年東德萊比錫發起星期一示威，這個示威活動最後促使柏林牆倒塌和1990年兩德統一。

1980年富勒擔任聖尼古拉教堂牧師時協助成立和平禱告會（Friedensgebete），這個禱告會是數個教會青年團體聯合舉行的抗議活動之一。自1982年9月20日開始，這個禱告會固定在每個星期一下午於聖尼古拉教堂進行，聚會的焦點是反對冷戰所帶來的貧窮、軍備競賽等不良後果。

在1989年9月4日，萊比錫居民聚集參與克里斯提安·富勒牧師的聖尼古拉教堂「為和平禱告會」，並擠滿整個卡爾·馬克思廣場（今奧古斯特廣場），是一連串示威活動的開始。很多東德人民得知路德會支持他們的抵抗運動后，逐漸聚集在教堂庭園，並以非暴力方式爭取權利，例如自由出國權和民主選舉權。1989年10月9日的東德建政40周年時，聖尼古拉教堂的群眾已經由起初的幾百人大幅增加至7萬人（全市人口約50萬），齊心以和平方式反對政權。他們最著名的口號是「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表示民主共和國須由人民管治，而非由一個聲稱代表人民的非民主政黨管治。縱然一些示威者被捕，但由於得不到東柏林的明確指示，也因為參與人數出乎意料的多，地區官員下令保安部隊撤退，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屠殺。後來，埃貢·克倫茨聲稱是他下令不要介入。1989年10月16日，12萬人在萊比錫聚集，軍隊在附近戒備。一星期後的出席人數增至32萬。群眾壓力引致柏林牆於11月9日倒下，標誌著東德政權的衰亡。示威最終於1990年3月結束，即東德人民議會首次多黨自由選舉，標誌著兩德邁向統一。

這次革命沒有領袖。領袖就是尼古拉教堂和市中心。只有一個領袖：星期一，下午5時，聖尼古拉教堂。

西方人不論是先前的傳教，還是當代的所謂的「軟實力」，其重點是「信仰力」。追根溯源，在西方特別是美國人的觀念里，「力」(power)就是為了降服人，宰制人，

宗教信仰自由告訴我們，宗教事關信仰與良知。自由是信仰與良知的前提，因為後兩者是不能被強加的。宗教的自由，植根於人的信仰、良知與靈魂之中。在根本上，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靈魂的自由。宗教自由的背後是信仰的自由與良知的自由。宗教自由是一個人有權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根據自己的信仰選擇自己的人生目標的自由。

就是說，宗教自由也要求一個人服從自己內在的良知，而不是外在的權力。所以，宗教自由也意味著人的心靈不應受到來自外部的強制。

承認人是有尊嚴的，就應該承認人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知自由)和宗教自由。進而言之，自由的觀念本身就來自宗教，來自對超驗價值的信仰。而且，自由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超驗價值。沒有依託具體宗教的超驗信仰，就不能證明人人應該享有自由。自由觀念的源頭是宗教。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層的根基。

民主政治的一個特點，就是公民可以享有其他政體下所沒有的、空前廣泛的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是政治自由的風向標。在現代世界中，沒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沒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自由，也沒有言論與出版的自由。要宗教自由，必然要有結社集會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於其他自由受到保護，其次才是言論、新聞、集會、請願的自由。

沒有宗教，不保障宗教自由，就沒有政憲民主。冒犯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冒犯憲法所保障的其他一切自由。宗教的自由是人的靈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無價的自由。所以，正是宗教自由賦予自由自身以意義。沒有靈魂的自由，就沒有獲得良知的主體。沒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價值。

雖然，中國的儒道稱孔子為「聖」，後來就被奉為「儒教」。但這「儒教」沒有人格神，沒有魔法、奇迹，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儒教沒有一個真神，所以不是宗教。儒家不是要讓人們信某個神，而是要讓人們生活在一種健全的狀態中，成為君子，成為真正的人。傳統上，儒家並無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一神教教會組織，如基督教會。它沒有在一般社會治理體系之外，另行建立一個自足的信仰體系，因為儒家沒有排他性的神。

「儒學不重思辨體系和邏輯構造」，它僅僅是「中國實用理性哲學」（李澤厚的觀點）。

中國人的宗教感，最關注的，還是基本的跟肉身與世俗相關的東西。還是沒有上升到靈魂。人不可能成為神的，中國人是世俗的敬畏。為什麼敬天呢？得罪天，可不得了。這是根深蒂固的。中國人的民間靠什麼來維持呢？靠家族，靠民間的信仰。

中國人的問題在哪裡？就是皇帝沒有了，個人權威在毛澤東走了以後，也沒有了。敬畏沒有了，但是沒有新的信仰來代替，怎麼辦？問題就出在這裡。如果今天還是皇權，那麼皇帝就是天，天的意志通過皇帝來實現的。我們年輕的時候，把毛澤東實際上作為一個天、一個神，毛澤東總是對的，只要信毛澤東就可以。現在呢？我們姑且不講什麼歷史功過，就是這樣的信仰也沒有了。那麼中國這個社會到底靠什麼？靠政府？全世界再強大的政府都不可能保持社會百分之百的合理，總有人不幸的，總有貪污，總有官僚，總有判錯的案子。任何政府都有腐敗存在，它不可能解決一切世俗的問題。

靠科學？科學到現在很多問題解釋不了，而且未來會有更多的事情解釋不了。靠哲學家、靠學者？更不行。且不說學者專家自己都擺脫不了這樣一個環境，他能解決所有問題嗎？比如社會出現嚴重不公的現象，你靠什麼來解決？人的慾望是無限的，再發達他也有不滿意的時候，那麼誰來調解？實際上，沒有辦法的。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種信仰來支撐的。但是要絕大多數人產生自覺的信仰，幾乎不可能。但宗教有這個本事。宗教一旦作為宗教來接受，那麼任何宗教都離不開權威的神，他可以解決問題。比如對社會的不公，他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釋。真正信了教，人們所追求的絕不是簡單的物質利益，更多是精神層面的。

馬克思認為，宗教是苦難的現實世界的反映，宗教中的苦難就是現實世界中苦難的歪曲的反應。要批判宗教，最徹底的做法是徹底的推翻顛倒的社會關係，推翻異化人性的社會制度。顛倒的現實世界一旦被推翻，宗教幻想的天國也就隨之瓦解了。「精神鴉片」一詞出自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綱要》一文，他認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這跟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有關。但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精神鴉片一詞詳細解釋，大部分學者皆把精神鴉片一詞解讀成人對神的依附。

馬克思的這句話在被引用時，經常只有最後一部分「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出現，因此很多人認為這句話對宗教的態度是完全負面的。這並不完全準確，這句話的完整段落是：

Das religiöse Elend ist in einem der Ausdruck des wirklichen Elendes und in einem die Protestation gegen das wirkliche Elend. Die Religion ist der Seufzer der bedrängten Kreatur, das Gemüt einer herzlosen Welt, wie sie der Geist geistloser Zustände ist. Sie ist das Opium des Volks. (「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同時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沒有人性世界里的人性，是沒有靈魂處境里的靈魂。它是人民的鴉片。」)

由於經常被截取引用，這整段具有比喻色彩的詮釋並未受到廣泛關注。

在中國人中間，無論知識分子還是普通人，一直抱持著這樣的觀點：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弱者的福音。這種對宗教的片面解讀實際上也深受無神論思想的影響。

信仰就是人和神的關係。基督教信仰和其它宗教信仰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它宗教都是人在找神，有限者試圖通過自己的修行來認識神，但基督教信仰告訴我們，「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當我們遠離上帝，深度迷失時，上帝主動來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他差遣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見，基督教信仰並非單純的「精神安慰」，聖經的真理告訴我們世界和人性的真相，並將得救之道啟示給我們！於是有一個領袖：星期一，下午5時，聖尼古拉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