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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軍官李曉明: 六四鎮壓是犯罪行為

作者:謝盛友  於 2019-5-31 23:31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1評論

戒嚴軍官李曉明: 六四鎮壓是犯罪行為

2002年,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第一次把憋在心中13年的經歷公諸於世。即使到了2019年,再次憶述當年片段還是忍不住在眾人前哽咽起來。

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分別是電子工程師和初中數學老師,李曉明卻上了軍校讀大學。「因為國家免學費。我畢業也是大學生,不同的只是我上軍校,他們(學運學生)上地方(大學)。所以部隊稱我們為學生軍。」李曉明畢業后兩年入伍擔任中尉,中國爆發全國學運潮。25歲的他也在趕赴北京的路上,不過他是坐著軍車上路。「雖然穿著軍服,但我感覺跟學生一樣都是知識分子,當時非常同情和贊成學生所為。如果晚兩年畢業,如果我在北京上學的話,我很可能跟學生一樣上街遊行爭取民主和反對腐化,我也一定會去。」

不幸地,軍銜把他放在群眾的對面;但幸運地,他的雙手沒有沾上鮮血。「6月3日下午我們接到指令要向天安門東邊進發,師長和幾個參謀穿著便衣在晚上先到天安門視察,那時部隊已經開槍。回來的時候七點多,就說『我們收不到戒嚴指揮部的命令』,於是我們部隊一直在北京市郊區沒有進去(天安門)。」李曉明形容,軍官並沒有向他們解釋原因,「但下面的參謀明白什麽意思了,所以開始在外圍消極抵抗命令」。

「很希望老百姓堵著我們」

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實在更早時段已經出現了。李曉明回憶,在政府頒布戒嚴令時,有些軍官因為不想參加戒嚴任務或反對強硬對付民眾而「在隊中表現不好」,令上級把他提前送返原駐地。更有人公開反對戒嚴並在軍中宣傳,軍方最終安排他轉業。縱然人數很少,但這些明顯持反對立場的人都在清場前被調走了。

李曉明隸屬的39軍116師部隊,早在5月22日就抵達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記得上級對所有士兵傳達非常明確的指令:「誰要是開第一槍,誰就要對歷史負責。」他認為這就是要防止大家開槍,而且那時大家都有槍沒彈,只是一切到了6月3日完全改變--不再提不準開槍,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進到天安門廣場」。傍晚時分,軍隊向軍人們發子彈,李曉明說當時軍隊里有不同聲音,各級指揮官的演繹和執行都不同。「但作為職業軍人很正常地想,你發槍又發子彈,又要不惜一切代價,就是包括開槍這個選項了。」同一時間,各種各樣關於「軍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過官媒在軍中廣傳,李形容對一些同袍來說「開槍就像復仇似的」。

外面風聲鶴唳,但是相反的,當天他所屬的軍車隊以緩速行駛,每當遇到群眾堵路就主動停車甚至後退,還得到群眾掌聲。可是入夜以後,槍聲在北京市內響起,幾乎再沒有民眾圍堵他們了。他說:「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實我們部隊很希望有老百姓堵著我們。我們都明白面對的是不是暴徒,而是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而且大部分當時都是和平的示威著。」

被同袍押進天安門

這一夜,對許多人而言非常漫長,也有人無法活著看到六四的黎明。李曉明的39軍部隊一直在北京市,卻比軍令晚了整整一天才到達天安門。「6月5日戒嚴指揮部派出另一軍團(38軍)處長,帶著一輛車,士兵架著機關槍,把我們押進去天安門廣場。」

那時士兵都在清掃「案發現場」,因為清場在前一天已經結束,李沒有在廣場上發現屍體,但在散滿一地的雜物中看到染血的褲子和棉襖,褲上更有彈孔。他引述:「有士兵跟我回報說,在地上發現好幾灘血。」而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台階和石柱都被輾毀,坦克的履帶印清晰可見。這一幕,是深印腦海30年的畫面。

另一個無法忘卻的片段,發生在6月7日。當時他們正在執行第二階段任務,抓捕學生領袖和「暴徒」。晚上在一所小學里駐紮休息時,對面的教室忽然傳來三聲巨響。李曉明和同袍馬上衝出房外,目睹兩名軍人拖行一名倒下的軍人,沿途留下一灘長長的血跡,把地面染紅。原來是有士兵擦槍走火誤殺同伴,但「上級說成外面有暴徒開黑槍打死他,他後來被稱為烈士,軍兵也沒受處分,政府和軍隊明顯在說謊」。

四年後,他終於無法忍受困擾他的矛盾感,選擇離開軍隊。但是他發現這樣還不夠,他感到離開中國的必要。幾年之後,他搭上了出境的飛機,一去就是二十年。離開軍隊和中國以後,李曉明依然帶著愧疚活了30年。「雖然我沒有開一槍,但作為當時服役的軍人參加這個經歷,當時還是覺得很內疚很慚愧。中國解放軍扮演了很恥辱的角色,不是政治風波,而是犯下殺人的罪行。」

辭職書寫歷史

已經移居澳洲快20年的李曉明,是極少數願意作證的加害方。他認為即便過了這麽久,六四本來的面目仍未很完整的拼湊出來。為此,本來任職電子工程師的他兩年前毅然辭職,花了兩年完成著書,能填補一點缺口。「作為一個見證人,我有歷史責任把證據寫下來。」

「特別是我兩個兒子不知道這段歷史,他們在澳洲長大生活未必相信。坦率講,在今年之前很少跟他講(六四經歷)。今年我有很多採訪邀請,我就叫他們google我的名字了解一下。老大看了很有感觸,為他爸爸自豪,他應該也覺得我做了正確的事。」李曉明2000年到澳洲攻讀碩士,第一次公開自身經歷時仍是中國籍身份。雖然後來入籍澳洲,但還是面對中國政府的壓力。曾經有領事館人員接觸他說:「你應該顧好自己家庭,不要參與這些活動。」為了保護中國國內的朋友,他回國時也只好盡量避談六四。

「很多人就算有良心,最可能也只能保持沉默。」回首昔日同袍,李曉明如此慨嘆。當年他所屬的隊伍原本是國家重點部隊,但因為沒有執行軍令,不少長官以後也仕途平平或離開軍隊。今年五月中旬,他第一次踏足台灣,用三個星期時間馬不停蹄出席紀念活動。

身為免於「被沉默」的人,連日來重複宣講著這段對不少台灣人來說陌生的歷史。但他最想講的是這番話:「對受難者家屬,我應該向他們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開槍殺人的兇手在法庭受審判,讓死者靈魂得以安息。」

「中國經濟發展了,還是個極權獨裁國家。當年學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權,現在還是沒有過時,要實現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往日在軍車和槍口對面的運動參與者,如今與這位前軍官站在同一陣線,對於未來,他們看法很相近。「我覺得早晚要平反的,這些普世價值早晚會在中國大地實現。但我今生看不看得到,坦白講我很悲觀。」

 

李芊(發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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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允對李曉明的專訪:

記者:您當時是戒嚴部隊的成員,是嗎?

李曉明:1989年,我是在39軍116師高炮團一營二連任雷達站站長,駐地在遼寧省海城市。

記者:你們是在什麼情況下成為了戒嚴部隊的一部分,又是在什麼時候從營地開拔,到北京的?

李:我們是在5月20日接到命令的,最開始接受的命令是說瀋陽有上街遊行,讓我們去維護社會秩序。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關。最後下達的命令是去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我們部隊的具體任務是去使館區,保護領事館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隊都是駐紮在北京郊區。

記者:你們在郊區駐紮了多久,才進入北京市區的?

李:是6月3日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準點地到達天安門廣場集合。6月3日下午,就開始進發了。

記者:所謂「不惜一切代價」,當你聽到這個命令的時候,這意味著什麼?

李:我們到北京郊區駐紮的時候,已經發了槍,但並沒有立即發子彈。但是到6月3日下午5、6點鐘,我們就發子彈了。但沒有具體下命令開槍。

記者:當你拿到子彈的時候,你想的是什麼?既然是不惜代價,你是不是想到了,有可能是要開槍的?

李:作為一個正常人來理解,發槍發子彈,就意味著,開槍是「不惜一切代價」包含的一種選擇吧。

記者:作為軍人而言,你可能已經意識到,如果開槍,面對的是普通老百姓,你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李:我是從地方上考入了石家莊機械化步兵學院,某種意義上,我也算學生吧,部隊上我們被俗稱為學生官,既是軍人,又是學生。

作為我個人的思想,我還是比較同情學生。如果我當時在北京的話,我也可能象學生一樣,上街遊行,去爭取自由、民主,反對腐化。

記者:你們的部隊在向天安門行進的過程中,有受到阻撓嗎?

李:我們39軍116師當時算是全軍最好的部隊之一,所以中央軍委非常重視,我們本來應該是最先到達天安門廣場。但是,我們的師長在6月3日晚上穿著便服,和幾個參謀去前方,可能看到了一些情況。所以,他回來就對參謀說,我收不到上級的命令。所以,我們部隊一直是在郊區遊盪,沒有準時進入天安門廣場。

直到6月5日早晨,從天安門廣場來了38軍軍務處處長,開著卡車,應該說是押著我們去天安門廣場。6月5日,116師才進入到天安門廣場。

但是之前,116師步兵團37團,團長是艾虎生,領著他們的士兵,上了刺刀、喊著口號、唱著歌,只有這一個團準時到達了天安門廣場。而我們大部分人都是6月5日才到了天安門廣場。

記者:6月5日清晨到達廣場的時候,您所看到的是什麼?

李:當時已經清完場了,但是地上還有很多垃圾、帳篷。我在垃圾堆里翻了翻,看到一條緊身褲上有一個彈洞,有個花棉襖上有血跡,但我沒有看到屍體。

不過在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上,看到裝甲車或坦克車把柱子都已經壓碎了。地上還有很多裝甲車的履帶壓過的痕迹。我們的士兵去打掃衛生,回來就跟我說,站長,我在地上看到好幾灘血跡。

記者:你們有沒有從其他部隊聽到那個關鍵時段(6月3日晚上至4日臨晨)的一些事情?

李:當時,我們部隊是從東邊來的,所以幾乎沒怎麼開槍。但是,我知道27軍、38軍,他們從西邊來的,在木樨地開槍,這有很多錄像或照片,還有口述作證。應該是殺死殺傷了很多人。

記者:您怎麼看那些開槍的部隊和士兵?

李:這麼說吧,我們的部隊也不是完全沒有開槍。我們是6月5日清晨往天安門廣場進發,群眾就在立交橋上喊法西斯,喊劊子手,甚至有扔磚頭、石塊砸我們軍車;兩邊樓房也有人喊法西斯、劊子手。個別士兵有向橋上和兩邊建築物開槍,不是很多,但具體傷人或死人我就不清楚了。

記者:還是那個問題,你對6月3日晚上到4日清晨,具體執行開槍任務的部隊和士兵怎麼看?

李:就像我剛才說的,你都發槍、發子彈了,高級軍官象師長、團長,甚至連長、排長,就看你怎麼理解這個命令。假如我作為一個連長,「不惜一切代價」就包括開槍。但開槍也有個怎麼開槍的問題。你是向天上開槍,嚇唬人家,還是直接向人群開槍,殺傷人呢?

將來如果還原歷史真相,你不可能從官方,或是從文件上,發現直接開槍的命令;最多是說,不惜一切代價,準時準點進到天安門廣場。我覺得,當時高層也知道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所以高層就把責任推到下邊,就看下邊這些人如何理解了。

大部分士兵應該是往天上開槍,但可能有個別士兵,他一個人拿著衝鋒槍,一個彈夾就是三十發子彈,就可以殺死幾十人或殺傷幾十人。

記者:天安門廣場上就在那一兩天中,因為部隊開槍而死傷的普通民眾,包括學生,有多少人?

李:雖然我看到了一些間接證據,包括血跡、槍洞這些東西,但我沒有看到任何屍體。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如果未來「六四」平反了,上法庭,我可以作為一個證人。就是當時,有個戰士回來對我們說,他往人群里打了一梭子子彈,我想殺傷十幾個應該是沒問題。我還記得這個人的名字。

記者:你們的部隊實際上是消極抵抗,事件之後,你們的師長有沒有受到處罰?

李:沒有直接的處罰。本來我們116師是全國最好的部隊之一,我們的師長是很有前途往上升的,但是後來是變相處罰了,就是讓他轉業回家了,就是把他的前途斷送了。

記者:有沒有因為開槍而受到升遷的人?

李:「六四」之後回去,部隊里就開始評功授獎,有一些人就搞一些事迹,這樣的士兵就直接提幹了。

記者: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資料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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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 個評論)

回復 rasitillos 2019-6-1 09:30
鄧小平時代里闡述了一些關於六四的內容,不知對文章內容有何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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