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出賣了安妮·弗蘭克？2019將水落石出

人們現在已知的記述版本是，在"治安人員"搜查弗蘭克一家躲藏的房屋之前，接到過一個匿名舉報電話。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前特工潘科克（Vince Pankoke）有志於澄清這個疑問。他集結了一個20人組成的團隊--其中包括歷史學家和警察，希望能找到弗蘭克一家被捕的真正原因。安妮·弗蘭克紀念館向這個團隊開放了館藏的歷史文獻。

有關工作由眾籌捐款資助，估計耗資500萬美元。他們計劃在2019年安妮·弗蘭克被關進集中營75周年的時候公布調查結果。

安妮·弗蘭克 （Anne Frank）1929年6月12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猶太人，二戰猶太人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歲，1999年入選《時代雜誌》「20世紀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一顆編號為5535的小行星以她命名為「5535 Annefrank」。她在2004年票選最偉大的荷蘭人當中，排名第八，次於第七偉大的荷蘭民族英雄兼海上戰神德·魯伊特。

安妮用荷蘭文在13歲生日禮物日記本寫下了從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親歷二戰的日記，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記被梅普·吉斯發現並保存下來，二戰之後的1952年英譯本改名為《安妮日記》，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圖書之一，有多國語言的翻譯版本，多次改編為戲劇及電影。
安妮·弗蘭克是奧托·弗蘭克（1889-1980）的次女，也是幼女，弗蘭克一家信奉猶太教的分支 — 猶太教改革派，他們住在一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雜居的同化社區中，跟其他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樣，安妮經常接觸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猶太裔人。安妮的母親艾迪特是一個虔誠的教徒，而父親奧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於德國政府，並曾獲授勛。奧托熱衷於追求知識，也經常鼓勵安妮兩姊妹多閱讀。她的一生大部分時間（1933年開始）生活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及其周邊地區，一家人過著較為平靜的生活，當年納粹主義在德國取得控制權。安妮生為德國國民，但因為1941年納粹德國通過反猶的《紐倫堡法案》政策而令她失去公民身份。

1933年3月13日，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勝出。反猶太主義此後迅速興起，弗蘭克一家開始擔心如繼續留在德國恐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威脅。同年接近年尾時，艾迪特帶著安妮與瑪戈到居於亞琛的外婆羅莎·霍德蘭的家中居住，而奧托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的邀請。奧托決定搬到那裡開設公司並打理生意，及為家人安排新住所。

1934年2月，艾迪特帶著孩子來到阿姆斯特丹，搬到新居所，而且也重新為兩個女孩安排了學校—姐姐瑪戈入讀了一所公立學校，而安妮則入讀了一所蒙特梭利教育學校。姊妹倆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戈比較精於算術，而安妮在閱讀和寫作上比較優異。安妮的朋友漢內莉·戈斯拉爾憶述，安妮在做功課時經常會用手蓋著答案，以不讓其他同學抄襲，也不會跟其他同學一起討論寫作內容，但是這些作業後來沒有保留下來。同時，瑪戈和安妮在個性上也有著鮮明的差別，瑪戈舉止彬彬有禮、保守和勤奮好學，而安妮則敢言的、有活力和外向。

1942年6月12日，當安妮正慶祝13歲生日時，她收到一份前幾天在商店櫥窗前曾向父親展示過的記事本作為生日禮物。這是一本四邊是紅白格子封面的記事本，封面附有一個小鎖。奧托希望安妮會用它作為日記使用，她高興得幾乎立即開始使用。開始時，她在日記中記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瑣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園生活、鄰居，甚至與一些男孩嬉戲的情況。雖然她的早期日記所記錄的生活和世俗方面的事，但她還討論了在德國佔領下周遭發生的事情的變化，其中有些變化是表面上難以察覺的。在1942年6月20日的日記中，她列出了荷蘭猶太人生活中的限制，和記錄年初她對外祖母離世的悲傷。她的夢想是成為一位演員，因為她很愛看電影，但荷蘭猶太人從1941年8月1日以後是被禁止進入電影院的。在之後的日記中，安妮也透露了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急速升級，而且也記錄了一些詳細資料，比如日記中有當局強迫猶太人在公眾場合佩戴「猶太星」的內容，她也列舉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風行的針對猶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

1942年7月，納粹黨不斷迫害猶太人家庭，安妮的姐姐瑪戈·弗蘭克收到了一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爸爸奧托·弗蘭克與媽媽艾迪特·弗蘭克決定全家遷到他公司的辦公大樓中的三樓與四樓，以書櫃擋住出入口以避開耳目，開始過著隱蔽的生活。他們同時與范·佩爾斯一家及一位牙醫弗里茨·菲菲一起匿藏，後來那裡一起匿藏的多達8個人。此後安妮得知其父奧托在與自己公司的員工「溝通」后，已決定把她和母親與姐姐藏到辦公大樓的樓上和背後里去，那是位於王子運河旁，沿著阿姆斯特丹運河的街道，那裡有可以信任的員工可以協助他們。媽媽與姐姐其實早就得知了此事，而徵召通告只是使他們遷到那裡提前了幾個星期，一家人於是搬到那個他們稱為「后宅」的地方。

安妮·弗蘭克的筆跡，意思是：「我希望可以永遠保持著這張相片中的樣子，這樣我便可有機會到好萊塢了。」

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后宅」暫避，他們故意把房子弄得很凌亂，試圖營造他們已經離開的景象。奧托留下了一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但他們遺下安妮飼養的貓Moortje。因為猶太人不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於是他們從家門口走了幾公里，每人都穿了幾層的衣服，原因是害怕被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大樓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記中叫「后宅」，那是一個在大樓后側有三層樓高的空間，可以從地面進入。第一層有兩個小房間，以及一個浴室兼洗手間；樓上是一個很大的開放式房間，旁邊有一個小房間，小房間可以通往閣樓。通往後宅的門被一個書架擋著作掩飾，不容易被發現。主建築在西教堂的一個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無異。

一段時間后，在第一次打發害羞和尷尬的彼得·范·佩爾斯后，安妮認定與他有一種很投契的親密關係，過了一段日子后，二人墜入了愛河。她從他身上得到初吻，但她對彼得的迷戀開始消退，原因是她不知道自己對他的感情是否真誠的，或只是他們一同被困著才產生感覺。

安妮與后宅中每個幫忙的人形成一個緊密的聯繫，奧托後來回憶說，她預料到他們每天的探訪會帶來不耐煩的熱情。他認為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伊麗莎白·福斯闊爾，「那年輕的打字員...她們倆經常站在角落裡竊竊私語」。

安妮於她在1944年4月5日（星期三）的日記中立志成為一位新聞工作者，她寫了：
「 我終於意識到，我必須繼續學業以避免無知，在生活中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因為這就是我想要的！我知道我能寫...但我是否真的有天賦還有待觀察...
    如果我沒有寫書或報紙上文章的天賦，但我可以寫自己的事。但我想得到更多，我不能想像如母親和范·大安太太般所有女人的生活，之前還要去上班的，然後全都拋諸腦後。除了丈夫和孩子，我還需要某種東西讓我投入！...
    我想自己對所有人來說是有用的，或是樂趣，甚至是對那些與我素未謀面的人。這是我想要的生活，即使是在我過身了之後！這是我為何感恩上帝給我這禮物，我能夠利用它來發展自己的能力和表達所有自己心中所想！...
    當我寫東西的時候我能夠擺脫自己所有顧慮，我的悲哀消失了，我的靈魂重生了！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有能力寫一些偉大的事情嗎？我有能力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或是作家嗎？」

她一直都定期地寫，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後一篇為止。

弗蘭克一家1934年從德國移民荷蘭。安妮的父親試圖為家人搞到出國的簽證，但沒有成功。他們的藏匿地點被發現后，全家被關進集中營。1945年初，就在英軍解放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的幾周前，1945年3月9日安妮死於傷寒。

參考文獻

Neues Forschungsprojekt Ex-FBI-Ermittler will Verrat an Anne Frank aufklären
Anne Franks Ergreifung durch die Nazis ist bis heute nicht aufgeklärt. Nun will ein Team um den früheren US-Ermittler Pankoke den Fall des jüdischen Mädchens lösen.
Zuletzt hatte das Anne-Frank-Haus Zweifel geäußert, ob die Franks tatsächlich an die Nazis verpfiffen worden waren. Die Familie, die sich in einem Hinterhaus an der Amsterdamer Prinsengracht versteckt hielt, könnte auch zufällig bei einer Razzia wegen des Handels mit Essensmarken enttarnt worden sein, hieß es.
Der FBI-Ermittler im Ruhestand, Vince Pankoke, will sich mit dieser Theorie nicht zufriedengeben. Mit einem Team aus 19 Experten - darunter Historiker und frühere Polizisten - hat er damit begonnen, die Hintergründe der Enttarnung der Familie im März 1944 aufzuarbeiten. Das Frank-Haus lässt die Ermittler dafür auch in ihr Archiv.
"Ich will nur den letzten Fall meiner Karriere lösen", sagte der 59-jährige Pankoke. "Das ist der ultimative Cold Case." Es gebe so viele Informationen, die sich noch niemand angeschaut hat. "Wir tun das, weil wir fühlen, dass der Fall aufgearbeitet werden muss", sagte der niederländische Filmemacher Thijs Bayens, der an dem Projekt beteiligt ist.
"Ich habe viel Zeit in US-Archiven verbracht und Dokumente aus Amsterdam gefunden, von denen mir gesagt wurde, dass es sie nicht gebe", zitiert der "Guardian" Pankoke. Einige seien durch Wasser oder Feuer beschädigt, aber sie existierten. Jetzt gehe es darum, Verbindungen herzustellen - und nicht darum, jemandem die Schuld zuzuweisen. Bislang war lediglich bekannt, dass der "Sicherheitsdienst" (SD) kurz vor der Durchsuchung des Hauses einen anonymen Anruf des Verräters erhalten haben soll.

Um Anne Franks Schicksal, die sich von 1942 bis 1944 in dem Wohnhaus versteckt gehalten hatte, zu ergründen, will das Team nun moderne Datenbanken durchgehen. Ergebnisse will das Team 2019 präsentieren - zum 75. Jahrestag der Deportation des Mädchens.
Anne Franks Familie war 1934 aus Deutschland in die Niederlande ausgewandert. Verzweifelt bemühte sich Annes Vater Otto Frank um Ausreise-Visa - vergebens. Nachdem die deutschen Ermittler sie aufgegriffen hatten, kamen sie in Konzentrationslager. Anne Frank starb im Frühjahr 1945 in Bergen-Belsen an Typhus - wenige Wochen vor der Befreiung des Lagers durch britische Truppen.

謝盛友（路透社、明鏡在線）

Bild: Anne Frank in 1940, while at 6. Montessorischool, Niersstraat 41-43,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Photograph by unknown photographer. According to Dutch copyright law Art. 38: 1 (unknown photographer & pre-1943 so >70 years after first disclosure) now in the public domain. 「Unknown photographer」 confirmed by Anne Frank Foundation Amsterdam in 2015 (see email to OTRS) and search in several printed publications and image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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