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礦上工作的第九天:即1968年九月五日,一上班指導員就派我去大明鎮「群專指揮部」領人,一個因為在商店「刷漿」犯罪被揪斗后遊街,並被「群專指揮部」押了一宿的我隊職工:高九。看守員看了看我的介紹信,就把高九帶給了我,說:「沒發現啥歷史問題,就是個富農子弟;至於耍流氓的事,他不承認,可是事主咬定了是他乾的,並被起鬨的人遊了街,算是嫌犯吧,回去好好教育教育。」
大明鎮離煤礦三里多地,一出指揮部他就問我:「大學生,你姓啥來著?」我說「姓彭。」他說:「那我就管你叫大彭吧,真的,昨天我是去大明商店給孩子取奶去的,聽說有過期的雞蛋處理不要票,就擠過去買,結果我前面那女的買完轉身就和我對臉,後面的人一擁擠,我就把她按櫃檯上了,她一推我雞蛋就在紙袋裡碎了,撒了俺倆一身,她就罵我耍流氓,後邊的渾小子就說我刷漿了,借勢打我,我一還手,他們就拉我遊街了,還送到群專指揮部押了一宿。」我將信將疑地扔了一句「蒼蠅不盯沒縫的雞蛋,要相信群眾相信黨嘛,等回隊跟領導說吧。」
指導員趙成功和高九是蓬萊老鄉,都是困難時期跑關東當盲流過來的,後來趙成功老家開了個「黨員」的證明,就提拔當了採煤隊的指導員;高九的證明是「富農子弟」就當了採煤木匠:就是專門給木頭支柱穿鞋帶帽的工種。
把高九交給指導員以後,我因為要上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二點的二班,所以趕忙去食堂吃午飯,吃完飯看見高九也匆匆忙忙地跑過來,原來他也是二班的,昨天因為出事曠了一天工,今天可不敢耽誤,所以被指導員「教育」一番之後又託人帶訊給老婆報了「沒事」后也趕來吃飯,偏偏沒帶錢和飯票,又向我借了四毛錢和一斤糧票,匆匆吃完又趕回隊部參加下午兩點鐘的班前會:學習毛主席著作。我是隊部宣傳員,所以先念了一遍「紀念白求恩」就引導大夥討論。結果「活寶」任天堂第一個發言:「我說高木匠,你昨天曠了一天工,聽說是剛從老婆身上下來,就把別的女的給刷漿了,是不是得檢討檢討資產階級思想啊?」任天堂的搭檔池紹輝也立刻搭話「就是嘛,聽說把女的蛋都擠碎了,真給俺們工人階級丟臉。」這兩個瀋陽下鄉青年一開炮,這會議就葷的不行了。有的問「那女的好看嗎?」有的提醒高九「出門小心別讓那女人的丈夫報復了。」也有的議論「大明鎮就是有那麼一伙人,專門挖絕戶墳揣寡婦門,混在群眾專政指揮部里不幹人事。」我知道自己不壓茬,就請指導員講話,指導員讓大夥胡說八道一頓以後就請詹隊長布置井下任務了。詹隊長說:「軍代表布置任務了,為了迎接國慶節要獻厚禮,我們隊這個月的任務是一萬五千噸,每班最少出250噸,現在掌子面120米長,一米二高,採煤班要盡量刷兩遍幫才夠數,所以今天你們要由兩頭向中間采;上個班溜子(刮板運輸機)壞了,空頂時間有點長了,馬班長和大彭各帶一伙人趕緊去接班吧。」這時技術員戰守軍小聲提醒我:「王總說頁岩帶頂板容易斷裂,千萬少空頂。」我問:「王總不是被隔離審查呢嗎?」他說:「昨天就被軍代表解放了,現在在總調度室值班呢!」
換了工作服,再走到掌子面已經是下午五點了,我和馬班長約定:他的人從機頭開始,我的人從機尾開干;一米二高的掌子放炮以後最多就剩半米的空間了,我領小任子,小池子,宮凱等六個人往裡面爬,依次拉開兩米的距離開始攉煤(往刮板運輸機上裝煤)挖柱窩,剛夠安一個木頭頂子的時候,高九就抱著木頭過來了,這時,我後面的煤已經清理了一大半高九開始打頂子了。在我還要帶人往前爬的時候,高九拉住了我:「大彭,老塘掉渣了,退吧!」我還在猶豫的時候,他一把把我拖到他身後,鬧得我一個趔趄,說時遲那時快,老塘的密集木柱嘎嘎作響,忽地向我們倒來,我們紛紛向後逃離,又忽地一聲悶響,機尾冒頂。我們被悶在了中間,又是一陣轟鳴,溜子停了。萬籟寂靜,我們上方的頂板已經壓了下來。幸虧剛打的頂子為我們保留了窩身的空間,但是破碎的煤渣和石頭渣一綹綹地從礦帽上溜下來,充填這有限的空間。我大聲地喊著:高九,小任子,小池子,宮凱,大劉的名字,只有小任子,小池子和宮凱有回聲,並傳來了哭聲。我們都萎縮在各自的空間,我知道,會有人來救我們,但是,誰知道要多久呢?我的礦燈砸壞了,一片漆黑我啥也看不見;我們不能動,也不敢動,因為沒有鐵溜子把煤運走,我們的空間會越來越小越來越窒息。
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忽然傳來小任子的喊聲:「大彭,迴風道來人啦!我這的縫隙有燈影。」池子和他用搖動的礦燈從有限的空隙里和外面打招呼。外面是指導員的聲音:「你們千萬別動,我們很快會把你們挖出來的。」是的,很快,他們在機尾的兩側上方重新打了木垛,支護好了以後才把壓在機尾上的大片的巨石移開,結果露出了大劉的屍體;溜子能夠開動了,我們可以往外爬了,小任子,小池子爬出去了,礦燈下,我回頭看見了高九的礦帽掉了,頭被頂板壓進了胸腔。位子就是我被拉開的地方。
升井后,已是九月六日中午;赤腳醫生小周(原來是我隊工人)給我們量了血壓,檢查了身體。向軍代表報告說:只受了點驚嚇,身體沒毛病。隊長當即宣布:放你們一個禮拜假期,工資照開。我拒絕了休息,因為妻子在千里以外的農場接受「再教育」,父母因為成分問題被迫兩地分居,我無家可回,也不想讓父母和家人擔心,所以一直沒有告訴任何人關於我受困的事;指導員見我不休息就安排我處理高九的後事,我問:「是否應該開一個追悼會,紀念一下大劉和高九?」指導員為難地看看隊長,詹隊長像看見怪物似的問我:「你還嫌知道的人不多嗎?出事故的事從局到礦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開什麼追悼會?」我喃喃分辯道:「是毛主席說的今後無論死了誰,只要是做了有益於人民的事,我們就要紀念他,給他開追悼會。。。。。。」指導員打斷我說:「高九是六零年一月入礦工作的,到現在不夠十年,按照撫恤金髮放規定,每一年工齡發一個月工資,外加喪葬費和補貼,你去礦財務科給他算算領了。」
高九是五級木匠,月薪61.9元,外加330元喪葬費和補貼(九月份全月工資)合計領了人民幣949元。我想和指導員一起給高九的家屬送去,可能是怕我亂說話,所以錢交給指導員以後,他就自己代表組織去慰問了。
過後,我又問指導員「為什麼不能給大劉和高九開追悼會?」指導員一臉正經地說:「給一個富農子弟,刷漿嫌疑犯開追悼會,我們的立場跑那去了?」我說「大劉出身貧農可以給他開追悼會呀?」指導員生氣地說:「兩個人都是工傷死亡,我們卻只給一個人開追悼會,這叫一碗水端平嗎?難怪你出身也不好,要好好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呀。」
後來,直到我調離煤礦,我都是在班組裡跟班勞動。申請入黨的事從來就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