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冤案」打上引號,是因為這個事沒有公安立案,只是單位內控。也就是因為內控,所以父親被下放到遼中縣汽車隊「勞動改造」,他自己還不覺得是處分,因為他畢竟是個天天趴車底下幹活的汽車修理工,只是9.13事件的傳達時,他和四類分子一樣,沒有資格聽。所以他問我:我咋成戴帽的四類分子了呢?
我那時已經是煤礦工人了,而且因為幹活不怕死,工傷不休息,被軍宣隊評價為是和工農兵結合得好的大學生,正積極發展我入黨。我趁機請求組織派人到父親單位外調,看看我到底還有啥問題不能入黨。轉業兵出身的副指導員外調回來后,明顯和我疏遠了關係。倒是大老粗的隊長到瀋陽看病時去過我家和我父親見過面,才偷偷告訴我「你家老爺子因為寫反動標語,屬於內控的反革命份子。」我大吃一驚說「他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怎麼會寫反標?」連忙找父親核實,問他是不是說過什麼反動的話被批鬥過,他說「是被上綱上線批評過,不過那不是反動標語啊。」
事情發生在1963年冬季,汽車隊為了支援石家莊的抗震救災,要派一些人手去,父親在名單中。可是因為母親正在生病,所以父親申請能否在去之前借支十塊錢,結果被斷然拒絕了,黨小組長王新元假惺惺地安慰父親說「這些領導是吃餃子沒看到喝湯的。」父親就問怎麼寫,王新元就手指頭沾水杯的水,在休息室的桌子上寫,父親就在旁邊也拿手指頭沾水描。這事事後王新元又彙報到隊部說我父親寫反標,於是就記錄到檔案了。
這些痛苦的往事,我很不願意回憶;但是看看那些左得冒煙的王八蛋又在跳動,對稍微說點牢騷話的人就被上綱上線地絞殺,儼然是文革復辟的演習。我慶幸自己終於逃離了那個是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