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值得費墨頗多的一年。那一年裡最有決定性的事件就是毛澤東的去世,與後來的四人幫鋃鐺入獄,文革結束,然後就是改革開放。不過那年的多事,從一月八日總理周恩來去世時就開始了。
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革命,到了一九七六年已經是強弩之末。文革一開始,把所有的社會秩序都打亂了。幾乎所有有官銜的人都是走資派,有功勞的老幹部靠邊站,人人不能自保。從打倒劉鄧陶開始,砸爛公檢法,破四舊立四新,紅衛兵全國大串聯,武鬥,軍宣隊工宣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知識分子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受害者無數,全國人民實在是給折騰得夠嗆。等到一九七五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再來時,平民百姓們實在是心生厭倦:運動沒完沒了,什麼章程都沒有了,誰都說不上下一步中央又要發個文件生什麼事,大家誰也沒法消消停停地過日子,只能有一天混一天,誰都不知道究竟自己的前途在何方。不管中央上層內部的內鬥是什麼,對於平民百姓來說,周恩來似乎是在這一切動蕩之中力求使社會恢復到原本的秩序中去的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間隔中,大家看到的是總理每天兢兢業業地處理國家的日常事務。他的去世,當時平民大眾感到的悲哀是發自內心的。大家自發自動地在單位里設靈堂,臂上纏黑箍,胸前配白花。不料還沒幾天,中央就下了指示,說是讓大家節哀,不鼓勵大家花時間過分痛悼,反正大家都聽得出那個「不許」的意思。
共產黨建國以來就對毛澤東進行造神運動,到一九七六年的時候,他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十年了,大家對他宣稱這類運動「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的話敢怒不敢言,但對他周圍的人私下裡怨恨聲就很多。那時候有關江青的各種小道消息充斥坊間,大多是諷刺和鄙夷。所以,當中央下令不許大家悼念周總理,大家的怨恨達到了高潮。在周恩來的追悼會後,靈車沿著北京長安街開往八寶山火化。普通群眾沿街肅立,目送靈車,出現了「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動人場面。
接下來的幾個月,大家的積怨越來越深。在清明節臨近之際,從三月中開始,北京的各個行業的人開始往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送花圈。到四月初時,廣場上的花圈越來越多,每天到達廣場的人流也大大增加。剛開始,花圈上僅僅是祭奠等字,漸漸地,人們開始在花圈上寫詩寫文,詩文中強烈表達了大眾心中的憤怒,怨恨和不平。有些詩文文字尖刻,矛頭直指向中央那些壓制悼念周總理的人。這些詩文吸引了更多的人到廣場,大家拍手直喊解氣,把詩文抄下來帶回去,讓更多的人看到,鼓勵著更多的人到廣場。這樣,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漸漸成了一個風潮,很快席捲了整個城市。這股風當然也直接刮進了這個城市裡的一個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