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永遠會喋喋不休爭論的命題,沒有解是因為爭辯的雙方所立足的時空不同,著眼點不同。
強調人的因素第一,是在講一條線的問題,強調武器的因素第一,是在講一個點的問題。最終是人的因素第一,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長短還要取決於手上的傢伙。未來戰爭,雙方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一群赤膊的敢死隊上來,你不怕死的肌肉還沒有讓對方瞧見,自己已經見閻王去了。對方不需要看見你有幾塊肌肉和額頭上的「敢死隊」的布條,就把你解決了,靠得就是武器。
如果在一個點上,就是我們常說的「狹路相逢勇者勝」,在相逢那個點上,勇者勝是有條件的,至少雙方的武器相同或者相近。一個拿燒火棍的人和一個拿三八大蓋的人面對面在狹路相逢,要勝的可能只有一個:有刀槍不入的絕世武功,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死了一個再上一個,直到拿刺刀槍的人手軟或刺刀斷槍彈盡。在俄國人強大的坦克部隊和美國人的原子彈面前,日本人的武士道顯得那麼蒼白無力,只會讓更多的妻子成為寡婦,更多的父母成為孤老。相反,假如日本人也有相同級別的坦克部隊,也有相同的原子彈,因為有了武士道,勝利的天平就會向另一方傾斜。
當然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義最後終究能戰勝邪惡,但這是一個過程,需要時間,時間的長短取決於人和武器兩個因素。如果沒有意志的支撐,承受不住失敗;如果沒有與之匹敵的武器,奪取不了勝利。朝鮮戰爭中的「金城反擊戰」一直為中國人津津樂道,也一直為聯合國軍,尤其是韓國人耿耿於懷。毛澤東也不無得意地說:「我們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炮彈,再打它兩、三、四次,敵人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毛澤東不是一個唯武器論者,但這是以前。以前不是,是沒有辦法,人是需要有精神的,尤其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戰場上,如果沒有這點精神,就挺不住,就會一潰千里。毛澤東在這裡強調「幾十萬發炮彈」,就證明那時的他就是一個唯武器論者。假如他在「金城反擊戰」這個點上僅僅強調人的作用,那麼,他的話就應該這樣講:「我們能夠集中幾十萬個黃繼光邱少雲,再沖它兩、三、四次,敵人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
對那些炮彈,在「美國第8集團軍簡史」中是這樣描述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頭上呼嘯,在呼嘯聲中他們前赴後繼攻擊這個地區的大韓民國防線。在共軍的猛攻下,前線陣地一個接一個地被打垮了。」在炮彈之後,就需要人的因素了,有了不怕死的精神,才有美軍簡史中的「前赴後繼」和「前線陣地一個接一個地被打垮了」。「金城反擊戰」的勝利既是在「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精神優勢又是在軍力和火力的物質優勢下才取得的。勝利的代價是:「聯合國軍在1953年6至7月份的傷亡數字超過52000人,大多數是南朝鮮軍。共軍同期傷亡估計達到108000人。」(美國作家亞歷山大·貝文著《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
再說另一次戰役:上甘嶺戰役。攻守雙方易位。美軍在五聖山傾瀉了幾十萬發炮彈,飛機在上甘嶺投下了600多枚炸彈和燃燒彈。上甘嶺主峰標高被削低了整整2米,寸草不剩。中國的15軍(其實還包括12軍)硬是挺住了,這就要靠人的因素了。如果換上了韓國首都師在那裡,山頭削低一米時,就要滑腳開溜了。上甘嶺戰役是一場在後來的軍事分析師的電腦模擬中不可能打贏的戰爭,竟然被中國人打勝了,這是由於電腦天生的缺陷,因為沒有人能量化精神的因素,更沒有人能量化在坑道里喝尿也能生存的意志力。在這個特定的時空中,精神的力量,人的因素髮揮到了極致,
當時在只能夠放兩個連的高地上,中國軍隊先後投入了兩個精銳野戰軍的9個團,另加2000新兵。11個炮兵營,一個火箭炮營。共4萬三千多人,一共打炮彈45萬發。聯合國軍方面投入步兵10個團零二個營,空降兵一個團,另有一個編練師,四個新兵聯隊,共6萬2千人,消耗炮彈1千9百萬發,航彈五千枚。在中國人承受槍炮的同時,對方不是在承受長矛大刀,誰能挺到最後,誰就是勝者。中國人那時的炮彈雖少,但也是會炸死人的。整個戰役中國軍隊死亡人數是7100人,傷殘8500人;聯合國軍死亡11300人,傷13600人,美軍傷亡數是5229人。雙方傷亡比為1:1.6。如此大的死亡數,美國人是萬萬挺不下去的,能挺住的人自然成了勝者。
人的因素,包括勇,還包括智。在北非戰場上,同樣一支英國第8集團軍,同樣面對一樣的敵人:「沙漠之狐」 隆美爾統領的德國非洲軍團,起初飽嘗敗績,後來反敗為勝,就是有了一個足智多謀的靈魂人物:蒙哥馬利。勇,能夠翻盤,智,也能夠翻盤,但手上必須要有可以致命的利劍,未來的戰爭更是如此。《阿凡達》中用大鳥可以撞毀飛行器,最後能取得勝利的故事只有在電影導演的眼睛里才會發生。就像拳擊手一樣,在級別相同或接近的範圍內,勇者能勝,但是如果級別相差太大,再頑強也是沒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