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 1976，月壇北街高幹樓里那些事

　　編按：

　　1973年，新華社知名記者李普從廣東調到北京，在新華社北京分社任社長，妻子沈容隨遷北京，他們在月壇北街住了大約三年。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驚心動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發生在這三年。而他們的鄰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其中包括了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與張玉鳳，這使得月壇北街五號樓熱鬧非凡，而李普一家則更是在這裡接觸到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紅牆內幕。本文來源於沈容的回憶錄《紅色記憶》，原題為《熱鬧的月壇北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可憐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從廣東調到北京。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任社長。我本來也可到新華社工作的，新華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調夫婦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況我還是新華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認為夫婦在同一單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單位。

　　北京分社沒有宿舍，有一陣，我只得在李普的辦公室里搭一張床，和他一起住在辦公室里。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幾經周折，好友張鐵夫為我們找到了月壇北街五號樓的宿舍。

　　月壇北街有一排新蓋的五層樓樓房。按現在的標準，可說是簡易房，而在當時就算不錯的了。我們住在四層樓。五號樓正對月壇公園的大門，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門過馬路就可以在公園裡散步。我們有兩套房，一套是一間帶一個廚房，另一套是兩間帶一個廚房。有這三間房，我們當時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在月壇北街住了大約三年。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驚心動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發生在這三年！而我們的鄰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們這小小的五號樓住處熱鬧非凡。打從到北京以後，最難忘、最熱鬧的可以說就是這月壇北街五號樓了。

　　我還是從頭慢慢說起。

　　有了房子，就可以和親朋好友走動走動，敘敘舊，吃頓飯。那時還不興上館子，都在自己家裡做幾個菜。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朋友們見面，離不開的話題是如何把子女調回來。我們的朋友大都是戴過各種「帽子」、關過「牛棚」而後「解放」的，子女們都上山下鄉去了。怎麼把子女調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輕人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作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

　　我們的兩個女兒都在廣東。我們也四處奔走、八方打聽調子女的辦法。可誰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後來，聽說中央有一個政策：老同志可以調一個子女來京。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們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誰也說不出怎麼個調法。我們聽到這個好消息后，首先考慮的是先調大女兒，還是先調小女兒。書信往返，商量再三，決定先調小的。因為大女兒在廣州，還有朋友照應，小女兒遠在韶關一個工廠里。

　　接著發愁的是怎麼個調法。小女兒在韶關一個工廠里當工人，先是開大吊車，後來說女孩子開大吊車太危險，就讓她學會計。好不容易經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輕局要會計，我們就和一輕局聯繫。一輕局人事部門的人說：「只要韶關方面肯放人，我們就下調令。」於是，我們馬上和韶關聯繫，韶關工廠方面則說：「只要對方下調令，我們就放人。」來來回回聯繫多次，都是這兩句，誰也不說第一句話。真不知道奧妙在哪裡。

　　事也湊巧，李普有一個學生在月壇區政府工作，她說可以把戶口先調來，再談工作。經她幫忙，調來了小女兒的戶口，這樣小女兒就進了一輕局。很久以後我才恍然大悟，戶口之所以那麼重要，是因為那時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買什麼東西都要票證。沒有戶口就沒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區的北京落戶口更是難如上青天。所以，哪個單位都不願找這個麻煩。

　　我女兒調來北京，大大鼓舞了我們的朋友們。新華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來我們家，打聽我們的女兒是怎麼調回來的。我告訴她先調戶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學生了。因為她說過，她是破例幫了這個忙。田林知道了這個竅門，然而卻不知道大門在哪裡，還是急得團團轉。

　　我認識一個小朋友，在中央電視台當攝影記者。有一天他來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調女兒來京的事告訴了他，因為田林的丈夫和這位記者在同一個單位，彼此都認識。這位朋友想了一下，說：他有認識的人，可以幫忙，但是千萬不能讓田林夫婦來找他。因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飯碗就難保。

　　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田林，並且一再叮屬她，千萬不要去找那位記者，又把她女兒的姓名、地址告訴了記者。一切順利，不久孩子也調回來了。誰知田林的丈夫是個十足的書獃子，太高興了，竟跑到記者的辦公室去感謝他。越感謝那位記者越著急，跑到我家來抱怨說怎麼搞的，千叮囑萬叮囑，他還是跑到我的辦公室來了。可憐天下父母心，一高興竟什麼都忘了。這位記者後來到了美國，也不在乎泄漏這個秘密了。

　　「泡病號」的日子

　　我沒有進新華社，調到了北京市廣播電台。那時還是「四人幫」的天下，工作了一陣，實在干不下去，就稱病在家「泡病號」。像我那樣「泡病號」的人當時還不在少數。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壇公園去鍛煉身體。

　　有一天，不記得在什麼情況下遇見了原電影局副局長司徒慧敏。他住在統戰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經過月壇北街。當他知道我們在月壇公園鍛煉身體，就自告奮勇每天來教我們打太極拳。有一陣我們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壇公園跟司徒慧敏學太極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進早餐，海闊天空地聊一陣。司徒的到來，使我們「泡病號」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點色彩。

　　司徒在上個世紀30年代江青當電影演員時，曾當過江青的導演。上海電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點關係的，都在劫難逃，廖沫沙和江青有過某種特殊的關係，沫沙在「文革」一開始就提心弔膽，他很快就在全國大張旗鼓討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給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觸更多，而他竟能倖免，我不知道他有個什麼竅門。

　　他為人和善，健談，見多識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懂一點俄文、法文，人們戲稱他懂「八國英文」。在共進早餐時，他常常說一些笑話，引得我們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講他曾陪茅盾去蘇聯，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園。到了公園，遊客聽說茅盾是中國的一位大作家，圍住了他。茅盾即席發表演說。司徒只好給他當翻譯。

　　司徒說：「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語可以對付，而茅盾大講特講文學，我沒辦法，只好茅盾說茅盾的，我說我的，翻來覆去講中蘇友誼，因為我只會說這兩句話。」雖然我們一天不落地去公園跟司徒學拳，不記得學了多久，但是始終沒有學會。

　　我們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漢口《長江日報》用馬鐵丁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系列雜文，這些雜文名噪一時，後來結集出版，洛陽紙貴。這三位朋友是詩人郭小川、後來當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的張鐵夫和人民日報副刊主編陳笑雨。我們到北京時，郭小川聽從友人的勸告到河南躲了起來。

　　陳小雨在「文革」開始不久自殺了。他是副刊主編，理所當然屬於文藝黑線人物。批鬥文藝黑線人物，他被拉去陪鬥了一場，就自殺了。聽說他陪斗以後回到家裡又挨家人批鬥。紅衛兵批鬥，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當然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如果自己的親人也和紅衛兵一樣，那真是無路可走了。

　　無獨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發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趕快躲起來。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兒梅梅來我們家，她說，她在外面聽到一些說法，回家說了說，她媽媽馬上記下來。梅梅嚇壞了，不敢再回家，在我們家吃了晚飯，馬上乘火車到河南她爸爸那裡去了。

　　這一場革命真是史無前例，妻子出賣丈夫、媽媽出賣女兒，人們難道真是瘋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剛粉碎「四人幫」，他十分興奮，那時他還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藥，躺在床上抽煙，煙頭點著了床褥，他竟沒有發覺，就這樣走了。

　　馬鐵丁中僅剩的一位張鐵夫，住在月壇南街，離我家很近，我們經常往來。我們經常在他家吃飯，有時還住在他家。張鐵夫刀工極好，他可以把黃瓜、胡蘿蔔等蔬菜切得很細，拌成冷盤，真是一絕。後來，我們搬了幾次家，鐵夫也搬到萬壽路，相距遠了，見面的機會也就少了。

　　去年，我們特地買了一盆杜鵑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氣，哮喘很厲害。談到馬鐵丁那本雜文時，他嘆了一口氣說：「馬鐵丁分家了。」這真具有諷刺意味，他說：最早是陳笑雨的妻子把馬鐵丁雜文集中陳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書；接著，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也抽走了。他說：「剩下的就是我的了。」真不明白，這兩位妻子吃錯了什麼葯。

　　對門的「葉師傅」

　　我們住的四層樓，還有一套房子，是三間一套，他們的房門對著我們兩間一套的房門。我們這位鄰居叫葉子龍，是大大有名的跟隨毛澤東多年的秘書。我們兩家的房門常常是敞開的，互相常來常往。葉子龍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小外孫住在那裡。

　　葉子龍那時還沒有「解放」。他身強力壯，精力旺盛，很會生活，又健談。在生活方面，他是我們的顧問。那會兒時興稱呼「師傅」。我們都叫他葉師傅。因為，像我們這一號人，稱什麼「長」不合適，稱「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對方有沒有什麼問題，稱「師傅」還帶點工人階級的味道。現在想來，稱「師傅」充滿了「時代感」，妙極了。

　　他的小女兒小名叫二娃子，是陝北人的叫法。小外孫才四五歲，有時候他們出門，就把他放在我們家。葉師傅做的豆腐乳賽過任何店裡買的。他教給我做：先把買來的豆腐蒸一下，然後切成小方塊讓它發霉，用小茴香、鹽、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勻，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塊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後，打開瓶蓋，香氣撲鼻，味道鮮美。葉師傅還會腌雪裡蕻，他用小魚乾放點辣椒炒雪裡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葉師傅做了什麼好菜，總要給我們一點嘗嘗。我們家做了什麼好菜也要送一點過去。

　　我曾想，葉師傅當了那麼多年毛澤東的秘書，一定飽讀詩書，滿肚子逸聞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和我談這些，所以不好貿然問他。有一天，他問我願不願意幫他一個忙。我說，只要我能幹的一定幫忙。我原以為是什麼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要我幫他寫一份檢討。檢討什麼呢？他說，很簡單，就是檢討安竊聽器的事。

　　我完全不知道安竊聽器是怎麼一回事。葉師傅告訴我，完全不是什麼竊聽器。那時，中央開會，或毛澤東找人談話，毛的講話都要記錄下來，有時聽不清、記不下，中辦的人商量安一個小小的麥克風，把老人家的講話錄下來，然後按錄音整理記錄。過了一陣，被毛髮現了，這就成為私自按竊聽器的大事。

　　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問葉師傅，該怎麼檢討。他說，不牽扯別人，只說我不對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斟句酌地寫了一份檢討，葉師傅居然還相當滿意。打這以後我們的話題就逐漸轉移到他當秘書時的情況來。話匣子一打開，可以看得出來，他雖然被撤了職，但對他的老上級還懷有深深的感情，對他的秘書工作更是津津樂道。

　　他說，他長期是毛的生活秘書，毛生活上一切事務他都管。毛澤東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縫店裡去，也不用叫裁縫來量尺寸。葉師傅記得住他的身長、肩寬、袖長、腰圍等等尺碼，他只要到紅都服裝店，選好衣料，讓店裡照他說的尺碼做，做出來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澤東愛吃的。

　　葉師傅很懷念賀子珍，經常講當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樣和賀子珍躺在一個炕上聊天。賀子珍的女兒李敏也到月壇北街來看望他，他也領她到我們家來，介紹給我們。

　　空政文工團戰士陳惠敏，也叫陳露文，是毛主席舞伴中唯一的幹部子女。其父陳玉生曾任新四軍東進支隊司令員、蘇北指揮部第三縱隊副司令員、華東軍區海軍第一副參謀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在講到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時，他說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陳的女孩子。他稱她小陳。這位小陳長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聰明。要她跳什麼舞，就能跳什麼舞。有一次，她看毛悶悶不樂，就要毛猜一個謎語。這謎語是「毛澤東打噴嚏」。老人家猜不出來。她說：「很簡單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

　　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黨，要求給她一份職務。這兩個要求都沒能達到，為此，她離毛而去……這些故事對我來說，真是聞所未聞，我怎麼也想不到在中南海還有那麼多離奇的故事。很久以後，聽說這位小姐去了香港。

　　樓上的新鄰居

　　我們住的五號樓的五層樓上那時還有兩套房子沒人住。有一天，有人來看五樓的房子。葉師傅最清楚，他說，來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德的秘書，可能吳德的秘書要搬來了。然而，搬來的不是吳德的秘書，而是一對老年夫婦。

　　老太太胖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環。金耳環在那時是很顯眼的，因為破四舊時，這些東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爺比較瘦，但很結實。老大爺不久就到五號樓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開頭完全盡義務，老大爺閑不住；後來拿「補差」。我們不知道搬來的是什麼人。但是有點怪，更使我們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麼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長的秘書來號房子。

　　葉師傅消息靈通，他告訴我們：新來的鄰居是現任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的雙親以及她丈夫的弟弟。葉師傅說，張玉鳳的父親原是鐵路上的搬運工人，呆在家裡不舒服，所以到副食點裡去幫忙搬運蔬菜。張玉鳳的媽媽則在家操持家務，小叔子在一家工廠當工人。

　　新的鄰居搬來以後，五號樓就顯得更熱鬧了一些。最忙的是葉師傅。他時不時以各種借口，如水表、電錶等等跑上五樓去視察一番；然後來告訴我們，五樓又添了什麼傢具，什麼顏色，放在什麼地方等等。

　　有一次，他從五樓下來，對我們說：「毛主席現在湖南。」我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張玉鳳給家裡捎來一條羊腿，包羊腿的報紙是湖南日報。他很善於和人交往，也很能贏得對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鄰居的交往中常常給我們帶來各種信息。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也住在月壇北街，她夫婦兩人和葉師傅熟識，因此也經常到我們家來。賀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創業》給「四人幫」槍斃了，賀捷生動員作者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鄧小平重審。這事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寫法，自然要反覆推敲，各方徵求意見。

　　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作者說，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問作者敢不敢冒這個危險，作者甘願冒險呈書。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寫信。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作者說，萬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飯。經過這一番努力，《創業》終於上演了。

　　「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

　　有一陣，張玉鳳經常來我家打電話。她很有禮貌，來我家時，總忘不了說一句：對不起，借打一個電話；打完，也總要說一句謝謝之類的話。有一次，她還把她的兩個小孩帶來，叫小孩叫我們爺爺奶奶，很「熱絡」。作為鄰居，來打個電話，是人之常情，何況她還彬彬有禮。她的電話大體總是兩個內容：一是問老人家看電影看完沒有，一是要車來接她。

　　不久，另一位女士也來打電話了。她來我家，與張玉鳳完全不同，仰首闊步進來，打完電話就走，那真叫傲氣。礙於情面，我們也就讓她打了，大家都是鄰居么。後來打來找她的電話特多，我們要拉開嗓門叫她接電話。她的電話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態度，李普不耐煩了。有一次，又是她的電話，李普抓起電話，厲聲說：「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啪地把電話掛斷了。

　　我們有一位廣東朋友的女兒叫曉平，在北京外語學院學習，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來。她說他們學校來了一個「紅旗學生」。所謂「紅旗學生」是指來上學的學生是乘紅旗轎車來的。那時，紅旗轎車只有高級領導才有資格乘坐，居然有學生乘紅旗轎車上學，當然全校轟動。曉平說，這位「紅旗學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課。她要把老師叫去，單獨給她講課。學校叫她填表，她說：「填什麼表，你們叫汪東興去填。」

　　這位如此特殊的學生就是來我家打電話的那位女士。還是葉師傅最了解底細。他告訴我們：那位女士原來是江青看中去當她的護士的，後來，江青把她推薦給毛澤東，用意據說是企圖在毛澤東身邊安插一個自己的人。她雖然長得還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種作派叫毛澤東受不了。終於使毛大發脾氣，拍桌子叫她滾蛋。真叫她滾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兒擱。還是周恩來想出了一個辦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語學院去學習。這樣，她就住到月壇北街這裡來了。

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女服務員合影。前排右三陳惠敏，右二張玉鳳

　　在毛澤東病重的時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據說是嫁給一位老將軍的兒子。那天，我在樓梯口，看到一位身穿軍裝，老邁龍鐘的軍人吃力地爬上高樓，又從高樓扛著一個鋪蓋卷吃力地往樓下走。我看著，心裡很不是味兒。讓司機和警衛員在樓下等著，老將軍自己來干這種重活，對自己的兒媳婦這麼著，是不是太那個了一點？

　　不平凡的一年

　　轉眼到了1976年，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驚、有樂、有哭、有笑。先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去世，期間還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四人幫」的覆滅。我們的月壇北街五號樓更是熱鬧非凡。這要從頭說起。

　　周恩來在這年的1月8日去世。9號清晨，收音機里傳出了哀樂，宣讀了周恩來去世的消息。我當時還沒起床，眼淚止不住流下。接著，聽到四鄰的哭聲。大家都知道周恩來在生病，但是不知詳細病情。

　　就在前一年的國慶招待會上，周恩來還出席講話。老伴李普參加了那次大會，他告訴我：當周恩來到達會場時，與會者長時間地鼓掌，坐在後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來。大家都想到這大概是最後一次看到周恩來了，但是都沒想到他竟走得這樣快！「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橫行霸道使人們把扭轉局勢的希望寄托在周恩來身上，周恩來的去世，人們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幫」竭力阻止對周恩來的追悼。他們對周恩來遺體告別的時間、人數有嚴格的限制，不準人們戴黑紗，不準機關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來靈柩送往八寶山時，首都民眾自發地扶老攜幼在刺骨的寒風中揮淚相送。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未有。

　　在遺體告別時，各單位的名額有嚴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兒抗美哭著，死乞白賴也要去。當時有一條規定，凡是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人，可以優先。我利用這一條，把抗美帶去了。我說，我最後一次見周恩來時，他曾問到過我女兒，所以我要帶她去。

　　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帶領中南五省的小戲到北京演出，請總理看戲。休息時，在休息室里，陳錫聯拉著我到總理跟前，向總理介紹說：「總理，我給你介紹一位不會騎馬的女兵。」總理見我，笑了，說：「不用你介紹，我早認識她了。」我曾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外事組工作過，周恩來直接領導外事組的工作。接著他問到李普以及我女兒的情況。抗美就這樣跟著我擠進了遺體告別的行列。

　　總理的遺體存放在北京醫院的一間很小的房子里。這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極不相稱，來向遺體告別的人川流不息，擁擠不堪。種種限制，使悲痛的群眾很不滿。張玉鳳的小叔子經常來我家串門。這時，他來我家給張玉鳳打電話，他說，他們工廠的工人要求在工廠設靈堂悼念周恩來；要求延長遺體告別的時間，增加遺體告別的人數。張玉鳳說，讓她請示一下。我們都緊張地等著她請示的結果。不一會，張玉鳳的回話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說：請示過了，只能照報紙上規定的辦法辦。

　　一月十五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大會，鄧小平致悼詞。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后最後一次露面。接著，報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點名批判小平了。這更激發了人們對「四人幫」的憤恨。這一憤恨終於爆發了。從三月下旬到四月五號，全國各大城市的群眾借清明節悼念周恩來，其實是聲討「四人幫」。人們從四面八方抬著各式各樣的花圈、花籃來到天安門。有的花圈碩大無比，要用大卡車運送。花圈上以及廣場兩邊的柏樹上掛著無數詩詞，擁擠的人群忙碌地抄寫詩詞。我們附近的年輕人都到天安門去抄寫，然後來我們家互相交換，我也忙碌地抄寫詩詞。四月五號深夜，「四人幫」調動一萬民兵、三千公安人員、五營人民解放軍毆打和驅散廣場上的人群，搗毀了所有的花圈。四月七號，中央通過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人們又陷入無奈的悲痛和憤怒中。

　　悲哀一個接一個，七月六日，朱德去世。

　　不到一個月，七月二十八日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們都還在睡夢中，李普首先發現房子、傢具晃動。他說，地震了，我們慌忙起床。天下著濛濛細雨，我們打著傘趕緊往月壇公園跑。這時，公園裡已擠滿了人。等到天亮，我們上樓去吃點東西。從收音機里才知道這是唐山發生了地震，而且餘震還在繼續。我們急急忙忙跑下樓。

　　這時，在月壇公園旁邊的球場上，張玉鳳父母家已由部隊給他們搭起了一個很大的帳篷。我們走進去一看，真夠氣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來了，連煤氣罐、爐子、廚櫃都不缺。張玉鳳的媽媽很客氣地邀請我們搬進去，我們謝絕了，仍回到月壇公園。

　　不久，新華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園裡找到了我們，把我們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員連同家屬都擠在一個防震篷里，只能像沙丁魚那樣一個挨著一個。我們覺得依靠組織，心裡比較踏實。到分社，我們才知道地震在7.8級以上，把整個唐山毀了。天津、北京也有也些房屋倒塌。

　　這一陣兒，各單位和居委會都在忙著發放防震器材。人們已經無心工作，用各種器材在每一塊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樣的防震篷。群眾忙防震，「四人幫」在報紙上忙批鄧。天災人禍一起來了。地震剛過去不久，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

　　這之後，各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月壇北街我們家，親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說王洪文照了標準像，有人說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記得誰從哪裡弄來一本一個外國記者為江青寫的《紅都女王》，悄悄地大家在傳閱。國家的命運將會如何？人們愁眉苦臉，惶惶不可終日。

　　一個奇怪的電話

　　十月七日，中午，突然來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題目是《一個奇怪的電話》，抄錄如下：

　　1976年10月7日，我們正在吃午飯。忽然電話鈴聲響了。是我接的。

　　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是李普同志家嗎？」我說：「是的，你是哪位？」

　　「這裡是39局。中組部Ｘ部長請李普同志說活。」對方說。39局是中共中央機關總機，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我馬上把電話遞給李普。對方與他說什麼我不知道。只聽他「哦哦」地聽對方說了一陣后說；「我正在請病假。」對方又說了些什麼。李普問道「在哪裡開？紫光閣？怎麼進門？……好，好……我準時到。」電話到此結束。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電話。因為那時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組部沒有直接關係。李普說，這位副部長，態度很客氣，請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閣開會。

　　究竟開什麼會？真叫人納悶。要是有關新聞的事，那也應該是新華總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別的事，也會由北京市委找。中組部找，幹什麼？又不肯說開什麼會，只說你來就知道了。我們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時「四人幫」猖獗，我們無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號」，終日提心弔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大禍臨頭。這個奇怪的電話無疑加重了我們的疑慮、惶恐和不安。

　　在那暗無天日的時代，隨時可能禍從天降。李普說他正請病假，實在是想躲開。但是對方說知道他請了病假。這就躲不開了。就李普的情況而言，「四人幫」似乎還抓不到他什麼辮子，但是，在那個年月，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是禍是福，只好聽天由命了！

　　我們草草扒了幾口飯，猜來猜去不得要領。最後，我對李普說，你先睡睡午覺，我給你看著時間。

　　李普是兩點半鐘走的。我在家裡，像熱鍋上的螞蟻，魂不守舍。大約四點來鍾，司機老鄭回來了，說李普要一點胃藥。我問他李普在哪裡，他說在分社。

　　我明明知道李普剛去紫光閣，怎麼會在分社呢？究竟搞什麼名堂？我又問：他回不回來吃飯？老鄭說，你們吃吧，不用等他。他顯然沒有說真話，但是又不像出了什麼壞事。

　　拿了葯，他匆匆走了。看老鄭那樣子，我意識到出了什麼大事，否則不會對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麼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裡，出現這樣的電話和老鄭那樣神秘兮兮的樣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

　　剛吃過晚飯，家裡來了兩位親戚還有一兩位朋友。那時很多人「泡病號」彼此串串門，打聽打聽消息發發牢騷。我們家裡發生了那麼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說。什麼39局、紫光閣開會，對我們這些「泡病號」的人來說，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塗捅出去，說不定會給李普惹來大禍。況且，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一無所知。

　　正在心裡七上八下的時候，李普回來了。他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神采奕奕，興高采烈，顧不上家裡來了什麼人，只對我說「快，快給我準備一些換洗衣服、牙具、香煙，我馬上就要走。」然後，他才同客人們打招呼，一個一個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問他幹什麼，他只說開一個會。

　　我在隔壁屋裡幫他清東西，故意拉開嗓門叫道：「你來看看，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進房，我馬上問他怎麼回事？他說「不能說，嚴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還是壞事？」他說：「是好事。」我又追問一句：「好到什麼程度？」他說「徹底好，不能再說了。」怪不得他這樣興高采烈。但是，究竟怎麼個好法，我還是不清楚，也不好再問了。李普在隔壁房裡和客人們周旋一番之後，匆匆走了。

　　我意識到這事非同小可，為什麼那麼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紀律森嚴？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門打聽情況。我找到過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隊傳達得早，當然，部隊也要保密。但是，一經傳達，就無密可保了。我這才知道，在我們接到那個神秘電話的前一個晚上，中國的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