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12 8 2007 02:50
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四）
蘆笛
（二）抗戰
如今凡是智力正常者都得承認，日本侵略中國乃是導致我黨上台的決定性因素，就連毛自己都多次承認過這一點。他在會見日本社會黨訪華團以及田中角榮首相時兩次「感謝大日本皇軍侵略中國」就不用說了，就連在《毛選》中他都多次得意洋洋地說，自從抗戰以來，我黨第一次從只有四五萬人的小黨成了全國性大黨。蘆某在文革武鬥爆發后還沒到二十歲，就從那些話里悟出了我黨乃是皇軍捧上台的。
毛澤東對我黨事業的最大貢獻，在於他高瞻遠矚，在當時甚囂塵上的愛國狂潮中保持頭腦冷靜，力排眾議，按「三十六計」中的「趁火打劫之計」，為我黨制定了抗戰戰略，使得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這個角度來看，老鄧說沒有毛主席，黨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一點都沒誇張。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在抗戰剛爆發時就英明解決了這個問題，認定蘇聯是中國革命的後台，日軍是事實友軍，而真正的敵人是國民黨。抗戰的意義，完全在於藉助兩者壯大自己，打擊真正的階級敵人。
毛澤東這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早在２０年代就成熟了，可總結於下：
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無論使出什麼手段來都是應該的。
２、奪取政權只能靠槍杆子。
３、蘇聯是提供槍杆子的唯一來源。因此，沒有「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就絕對不會成功。
毛這些偉大思想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就表達過了。他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俄國的武裝干涉」，「革命必須由俄國軍隊從北邊輸入。」這些話都寫在馬林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早已大白於天下。凡是在蘇聯檔案公開后寫的毛傳里（例如Short的Mao：A Life）中都能找到。
任何一個客觀的讀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些思想充滿了基於common sense的真知灼見。真無法想象富有這種求實精神的人後來怎麼會變成鼓吹「巧婦能為無米之炊」的唯意志論信徒。更可悲的是，民運革命家學到的乃是偽裝了的毛思想，這才會熱衷於煮無米之炊，以為可以靠意淫推翻共產黨。
正是本著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毛才會在長征途中和四方面軍會合后立主北上，挺進到內蒙邊境上去，「打通國際交通線」，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北方，背靠著老大哥的坦克飛機大炮，肩負著俄羅斯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隻不可戰勝的力量！
也是本著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毛才會在抗戰爆發前夕就認定，日本在華勢力急劇擴張，必然引起蘇聯的強烈反彈，加劇對中國的干涉，而這必然導致蘇聯大量援助共軍。就是在這種考慮下，他才煽動張匪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并力主殺蔣。他以為，只要張一殺了蔣，則莫斯科別無選擇，只能以武力支持他和張匪謀劃成立的「西北聯合政府」，和日本成立的「滿州國」遙相對峙。此乃「三十六計」中的「李代桃僵」之計。這無賴招數他後來多次使過。可惜這對斯大林來說不過是小兒科，每次都被他無情戳穿並嚴厲制止了，於是蔣介石才活著出了西安，而第二次國共合作也才能實現。
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戰略家，看得到毛看不見的東西。當時新疆已入蘇聯勢力範圍，他從西北獨立中得不到任何東西。他最擔憂的乃是德國，最怕的是兩面受敵。因此，為蘇聯國家利益最需要的乃是誘發中日戰爭，戰火一開就必須是持久戰，使得日本陷在中國泥潭裡，以確保蘇聯邊境長久平安。這就需要蔣介石那樣有足夠威望彈壓全局、統領全國抗戰的領袖，因此，他派給中共的任務就是千方百計挑起中日戰爭，在戰爭爆發后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去和日軍作殊死戰。
毛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盧溝橋事變后，在1937年8月的中共陝北洛川會議上，他夥同書記張聞天，提出不打日本人，趁機搞垮國民黨的主張。留蘇「秀才」洛甫引經據典，從理論上論證這麼干乃是符合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
毛則給抗日激情高漲的將領們潑冷水，說：
「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
可惜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為愛國激情沖昏頭腦，毛根本沒有後來的權威，於是會場大嘩，周恩來作為「軍事三人組」的「最後下決心者」帶頭反對，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游擊戰。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面前證明了我們努力抗戰。
這樣，毛張二人成了典型的「真理掌握在手中的少數人」，多年後毛還歷歷記得當初的孤立，在１９５９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說：
「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鑒於普遍強烈的反對，毛張二人再不敢直言不諱堅持賣國主張了，只好改為討論戰略問題，但爭議仍然很大。張毛只得宣布休會三天，毛讓周恩來去「休息」，自己則去作將領的工作，一再強調，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低估它，看輕它。同日本侵略軍作戰，不能局限於過去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那一套老辦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們的子彈和武器供應都很困難，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紅軍的戰略方針應當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要著重於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就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還是過去那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最重要的還是分兵發動群眾。
但將領們仍未被徹底說服，會議最後只能通過供外界消費的冠冕堂皇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及《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宣布紅軍接受國民政府改編。儘管如此，毛還是頗有斬獲，在會上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首次名正言順地獲得了軍權。
但這一套騙不過周恩來，會議一結束他便拂袖而去，跑到去山西「幫助外交工作」，一去就是幾個月，毛千呼萬喚他都不回來。以後他又在國府西遷武漢后和王明緊密配合，忠實執行共產國際「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方針，全然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使得武漢八路軍留守處儼然成了「第二中央」。這就是周犯的第二次「錯誤」（第一次是在１９３２年寧都會議上罷了毛的紅軍總政委的官）。
八路軍編成出發后，毛千叮嚀萬囑咐，要將領們千萬不要和日本人打仗。林彪向中央請示，擬在平型關「相機襲擊敵人之左側后，殲敵一部，以擴大戰果。」毛連去兩電制止，林彪都堅持己見，毛只好讓步，同意林彪將一個旅暫時集中打仗，但同時指出，如果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並強調指出：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惟一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
請愛黨同志看清楚了，諸位的毛爺爺在此說得明明白白：「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這就是「打敗了日本狗強盜」的「挽狂瀾於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
儘管我黨把「平型關大捷」吹到了天上去，林彪部不過襲擊了日軍的輜重隊，連作戰隊伍都不是，在整個戰役中無足輕重，但這也讓林彪吃夠了苦頭，見識到日本皇軍的厲害，至此才意識到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在平型關戰鬥總結中承認：「我軍在目前兵力和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為主。斷敵退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辦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宜的。」
林彪關心的不過是我軍的作戰方式，偉大領袖卻是著眼於全局的戰略家。如他後來親口承認的「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三國志」才是他奮鬥的方向。
張戎的巨著已經披露了這「三國志」是什麼名堂，那就是「波蘭模式的遠東版」，仿照蘇德瓜分波蘭，蘇日共同瓜分中國，我已經在《「肢解」論》中給出了參考文獻，請諸位愛黨同志去查查，再來指責張戎造謠不遲：
「１９３９年９月底，在蘇日條約尚未簽訂時，他就在接見斯諾時對之加以肯定。當斯諾問道，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佔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時，毛答曰：『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飾地表示他支持蘇日共同瓜分中國。這些談話都發表在當時的英美報刊上，乃是斧子也砍不掉的（China WeeklyR eview,Jan20, 1940, pp227. Daily Herald, Oct21, 1939.）。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還專門為此來電嚴厲批評毛澤東失言，這電文也早就公諸於世。」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採用的實際戰略與他在《論持久戰》中提出的著名的「防禦，相持，反攻」三部曲頗相似，乃是「發展，相持，反攻」，不過那作戰對象從頭到尾都是國軍。
「發展」主要是在蘇德戰爭爆發前進行的，那就是分兵深入敵後，瘋狂膨脹，招兵買馬擴大私人武裝，在這過程中無情消滅國軍，壯大自己。開頭還是小摩擦，後來則越打越大，動輒消滅國軍上萬人。
毛之所以敢這麼干，乃是他有恃無恐，這在他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得清清楚楚：「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當時中國唯一能指望獲得援助的友邦是蘇聯，打狗要看主人面，蔣介石對中共當然也就不敢輕易開罪。而且，為了舉國一致抵禦國讎，吃了中共的虧當然也只能隱忍，不能在強敵壓境之際露出內亂的跡象來，那樣不但長敵人威風，而且令英美等友邦對中國喪失信心。這一點不但毛心中有數，就連朱德都看得明明白白，說：
「他們不做聲，我們也不做聲。他們打敗了不做聲，我們勝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
當然良心未泯的共干還是有的，１９４０年８月間，鑒於日軍對國統區進攻的激烈，彭德懷發動了號稱「百團大戰」的破襲戰，破壞日軍交通線，使得日軍不得暫停華南的軍事行動，抽回了一個師團在後方「綏靖」。該戰役立即獲得國府的明令嘉獎。但毛澤東卻七竅生煙，多年後在廬山會議上指著彭德懷大罵：
「你彭德懷那不是愛國，百團大戰是在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那不是愛國！」
所以，幫國民黨打日本人不是愛國，幫日本人打國民黨才是愛國。這「愛國發展階段」的高潮，就是毛澤東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發給莫斯科的請戰電，電報除按常規送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外，還特地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提出要用１５萬精兵抄蔣的後方，打到重慶去（說明：張戎的書只說毛的電文是「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並把這一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制人」。但我記得楊奎松教授考證出來的則是閃擊重慶，今據楊說）。
這又是「李代桃僵之計」。當時共軍決非國軍對手。以毛上台前的求實精神，絕對不會看不到這點。他之所以敢弄此大險，其盤算很簡單：大戰一打響，莫斯科絕對不會坐視。到他頂不住之時，老大哥絕對不會見死不救，日本友軍也可能發動攻擊以策應之。左右夾擊，國府便非垮不可，那時「三國志」便變成了「蘇、日、我」了。
幸虧斯大林再次識破了這詭計，禁止毛主動攻擊，只許他自衛還擊。半年多后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驟失強大的武力後盾，再也不敢恃強凌弱，立即下令：「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與此同時，他還抵制斯大林要他對日軍發動進攻以免除蘇聯兩面受敵危險的要求，並拒絕了劉少奇等高幹提出若日蘇戰爭爆發后共軍應對日軍發動反攻的要求，一再命令部隊：「不要過分刺激敵人。」
至此，中共的「抗戰」從「發展階段」進入「相持階段」，既不想打日本人，也不敢打國軍。將領們閑著無事，毛便把他們統統弄去延安整風，直到全都整得服服貼貼為止。
這裡必須指出，毛雖然制定了英明戰略，但關鍵時刻還是靠斯大林撥正船頭，指明航向。
最關鍵的時刻是兩個，一是西安事變。當時正值國難當頭，國民心目中認定只有蔣介石才能領導抗戰。蔣被捉使得全國人民惶惶不安，張楊成了國民公敵，若蔣被殺，則何應欽率領的討逆軍必然攻破西安，張匪學良只有去與紅軍同流合污。但即使兩家合流，仍然絕對抵擋不住中央軍，最後的結局便是共禍從此肅清，匪首逃往蘇聯。但斯大林早就懷疑張是日本間諜，後來甚至連毛都懷疑上了。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讓斯大林殺人，若張與毛真敢逃到蘇聯去，只怕要立刻雙雙授首。而沒有共黨陰謀搗亂，盧溝橋事變也未必會發生。中國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第二個關鍵時刻就是毛用重兵閃擊重慶的事。若斯大林批准了他的冒險，日本友軍又不予以配合，那共軍長途奔襲，只怕要成強弩之末被殲。若蘇軍出動，則立刻要引起日本軍方強烈反彈，大本營的北上派就此得勢，日蘇戰爭很可能就此爆發，此後納粹入侵併滅亡蘇聯就不是難事了。蘇聯一垮，中共革命的勝利保障也就徹底喪失，不但中國歷史，就連世界歷史都要改寫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戰略眼光雖然高明，但只限於搞內鬥。此人徹底缺乏世界眼光，目光一出國界便與白痴無異。斯諾早就注意到這點了，曾在《西行漫記》中說，毛對外國領袖的觀察很可笑，例如他非常佩服墨索里尼，卻認為希特勒不過是個傀儡。
毛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也無一不錯。例如他把蘇日瓜分中國看成定局，卻全然沒看到蘇聯雖有此意，但日本無法提供蘇聯尚未佔有的東西，雙方根本無法做成交易。
又如張戎在其巨著中披露的，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他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估計二戰戰局時竟會這麼說：
「最黑暗的情況是日本對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軍控制新加坡，德攻英倫不下，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最黑暗莫過如此。」
在德國入侵蘇聯后他又預計蘇聯會失敗，此後又料定日蘇戰爭必然爆發，其預言可謂百發百不中，連蘆某的預見能力都沒有，起碼我還預言了陳水扁當選和美國侵伊戰爭必敗不是？
最搞笑也最能暴露毛終生無望擺脫其智力限制的，還是他在蘇德戰爭爆發后居然向斯大林建議撤到烏拉爾山脈以東，這在蘇聯人看來完全是侮辱。幾十年後他又鄭重其事地對赫魯曉夫重申這一建議，作為人家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必勝戰略。
這再典型不過地反映了此人永遠不會超越自己，永遠不可能學會現代戰爭的起碼概念，以為不管什麼戰爭都能用他那「敵進我退，誘敵深入」的萬能戰略來進行。他至死都認定蘇軍潰退到斯大林格勒乃是主動「誘敵深入」，赫魯曉夫告訴他那是萬不得已的潰敗，他還不相信。在１９７０年和斯諾的談話中，他班門弄斧，跟人家上美國歷史課，說什麼華盛頓也是靠打游擊起家的，「只有幾根爛槍，幾個游擊隊，幾個民團。華盛頓是個大地主。他生了氣了，打游擊。這個英國人找不到美國人，而美國人在這個牆角里，那個牆角里，嗵！嗵！嗵！」這笑話連我那２０剛出頭的青年都沒能錯過。
但不管毛怎樣缺乏世界眼光和現代常識，他內鬥的功夫還是爐火純青的。在他的戰略指導下，紅軍從原來的幾萬人馬，發展到了近百萬大軍，從原來被合圍在地脊人貧的死地陝北一隅，席捲了大部華北、華中和華東，統治了上億人口。抗戰八年不僅使得我軍成長壯大為足以與蔣介石爭天下的勁旅，而且托起了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換任何一個人去，都未必會實現這奇迹。這還不光需要領袖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更需要不顧一切實施預訂戰略的潑皮膽氣。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中共領袖中唯有毛澤東具備這兩者。張聞天也看到了毛澤東看到的潛在機遇，但他一介書生，根本壓不住手下悍將，更徹底缺乏毛那種豁出去乾坤一擲的無賴精神與賭徒氣魄，敢於並善於利用對方投鼠忌器心理，把這當成死穴猛捏，甚至敢不顧大局徹底糜爛以重兵閃擊重慶。周恩來則兩者都缺乏。張國燾就算此前沒被毛閹了，諒他一介北大學生也沒有那種市井無賴精神。只知道忠實執行莫京指示的王明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毛澤東之所以被那種爛污革命篩選出來捧成偉大領袖，良有以也。
【未完待續】
時間: 13 8 2007 18:42
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五）
蘆笛
（三）戰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國共內戰其實從未停止過，從１９２７年一直打到了１９４９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可以視為內戰的熱身階段，１９３７年７月後進入發展階段，１９４２年６月後進入相持階段，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後進入反攻階段。這其中最關鍵的兩個階段就是中共的「抗戰」。毛澤東抓住了歷史機遇，利用國府兩面作戰的艱難處境，與日本友軍密切配合，極大地殺傷削弱了國軍，極大地壯大了自己，終於獲得了與國軍攤牌的實力。
到了１９４４年底，毛澤東自覺羽翼已豐，征服全國前景在望，在董必武關於大後方工作的報告上意氣風發地批示：「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全國拿下來」，直接表明了我黨「抗戰」的實質就是征服全國。
但儘管中共勢力空前壯大，毛澤東深知要「拿下全國」，還得靠老大哥。他在黨的七大的結論中進一步闡明了早在２０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中國沒有外國援助，能不能勝利？」「中國革命不能單獨勝利」，「中國革命必須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
毛澤東為什麼敢用腦袋擔保「國際援助」一定要來？這預言體現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國乃是強國代理戰爭的戰場，過去是蘇日爭奪中國，將來是蘇美爭奪中國。只要蘇聯存在一天，就一定會將這代理戰爭進行到底，當然也就一定會援助中共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國共反映美蘇」。在他眼中，國共兩黨不過是美蘇兩家在中國的代理人罷了。
「國際援助」果然來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蘇聯出兵東北。延安歡喜若狂，毛澤東當即與朱德聯名給斯大林發電報，直截了當地懇求主子把東北送給中共：「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並表示「準備廿、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廿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洲去。」
與此同時，毛和朱德聯名向各根據地下達命令，要各地發動戰略大反攻，準備在蘇聯支持下，一舉推翻國府。此前中國早把國府視為仇敵，一直在抵制國民參政會。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前兩次都被毛斷然拒絕，斥為「完全是欺騙」。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當時蘇美蜜月雖已過去，畢竟冷戰尚未開場，斯大林覺得可以利用國共全面內戰的前景充分訛詐國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東西。如果雙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這訛詐手段，更不用說那樣可能導致美國大規模捲入，而他雅不願和美國攤牌。作為真正的戰略大師，他的拿手好戲就是避實擊虛，恃強凌弱，避免和強國發生正面衝突，專在弱國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領土。他這一招在二戰初期運用得出神入化，在東西兩線都智勝了對手。在遠東，日本人赤膊上陣，最後全軍盡墨。而他兵不血刃便把中國的三北變成帝國勢力範圍。在西線，納粹東征西討，蘇聯紅軍則不動聲色坐收了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以及東波蘭。
因此，斯大林便於8月20日來電，以相當嚴厲的口氣警告中共，說中國再也承受不了戰禍了，若再打內戰，必然要讓中國毀滅。所以，中共必須與國府合作，通過談判維護和平，走和平發展道路。
在此高壓下，毛澤東不得不在蔣介石第三次來電后複電表示同意，於8月28日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簽訂了「雙十協定」後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離開延安期間，劉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據光美同志說：
「緊接著，日本投降，重慶談判，毛澤東大智大勇，攜周恩來面蔣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時，黨中央授予毛劉代行政治局全權，少奇承擔起領導指揮全國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對全局至關重要的戰略決策──搶佔東北。
日本投降后，東北空虛。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在短短兩個月中，少奇陸續派出以彭真、陳云為首的1／3中央委員，配備全套黨政軍群大批幹部和十多萬軍隊，日夜兼程，火速突入東北。同時，與朱德、弼時同志共同指揮華北、華中、華東一系列以自衛防禦為目的的戰役，將重點向北移。華中部隊進山東、晉冀豫，山東、熱察、冀東部隊進東北。指揮調動百萬軍民戰略大轉移。
蘇軍撤出后，蔣軍在美國幫助下也全力爭搶東北。少奇又提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戰略，鞏固發展我在東北的力量。實踐證明，即在國民黨未反應過來的一兩個月內，中共這次百萬軍民大調動，形成了反攻制勝的戰略格局。」(黃崢：《王光美訪談錄》)
光美同志雖是美帝戰略情報局特務兼梅花黨黨魁，這段證詞倒確實經得住測謊器檢查。我校對過有關歷史文件，發現光美說的基本不錯。
光美在此談到幾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搶佔東北的戰略決策。
光美這話略有誇張，但基本屬實。如前所述，毛早在蘇軍出兵東北當天就看出這步棋來了，但蘇聯不同意，說是和國府訂的條約規定必須把東北移交給國府。毛還沒來得及作決定就到重慶去了。他走後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劉記中央即下達《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蘇聯把東北移交給國府後中共才進去，就再無希望得到蘇聯援助了。但若移交前進去，則「蘇聯將取放任態度，我有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並具體命令：「去東北之部隊與幹部，應即出發，可用東北義勇軍名義非正式進入，不聲張不登報，走小路，控制蘇軍未駐之城市、鄉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須派幹部去與紅軍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實行華北部隊進東北，華中部隊進山東的戰略大轉移。
這也是真的，直接就寫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關於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致重慶代表團電》中：「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該電文還作了具體的調兵部署。兩日後更下令大舉調兵，十萬大軍星夜出關或挺進熱察，共軍大規模出關從此開場。
第三，蘇軍撤軍后制定「放開大路，佔領兩廂」戰略。
光美此話，說明她老人家有待進一步熟悉黨史。少奇確實提出過這戰略，但沒用這隻有老毛才會用的俗話，也不是在蘇軍撤軍后。蘇軍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帥印了。
事實是，劉在1945年9月28日以軍委名義下達的《關於爭取東北的戰略方針與具體部署的指示》中承認，「控制冀熱遼，堵塞蔣軍從陸路進入東北計劃，雖已開始行動，但離實現程度尚遠」，「因此我軍進入東北的部署，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託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再進而爭取與控制南滿沿線各大城市。」
這裡說得很清楚，共軍並無能力把國軍擋在關內，比較現實的戰略還是重點經營背靠蘇聯、外蒙、北韓的地區，最後再爭取控制南滿。
但毛回到延安后即否定了這一現實戰略，於10月19日指示東北局：「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瀋陽之線，次要力量於庄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
少奇服從了毛的決定，不過歷史證明他是對的。國軍不久就攻入山海關，沿鐵路線北上，迭複名城。據黃克誠同志承認，國軍是抗戰中鍛鍊出來的百戰雄師，令土共望風披靡，最後一直打到四平。林彪準備放棄哈爾濱，轉入農村打游擊。如果不是馬歇爾此時來華攪Ｓ，蔣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軍死裡逃生，贏得寶貴的喘息機會，在獲得大量蘇聯裝備和訓練，建立了炮兵軍、坦克部隊甚至空軍后大舉捲土重來，鹿死誰手正未可知。
在毛「獨佔東北」戰略實施過程中，少奇同志並沒有說什麼，倒是林彪和東北局領導人陳雲、高崗、張聞天等反對毛澤東的不現實打算。在他們的進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戰略。
但此後毛澤東再次估計錯誤。45年12月22日，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爭端，1946年1月5日，國共雙方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關內停戰。毛拋出「和平民主新階段」論，準備「去聯合政府里作官」（20年後這卻成了劉少奇的罪名），認為東北問題也能和平解決，於是令東北共軍放手大打，攻佔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戰前大撈一把，以增加將來討價還價的籌碼。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東北民主聯軍集中兵力「給進攻之頑軍堅決徹底殲滅之打擊」，並指出「這是歷史新階段中的最後一戰，將會決定東北今後大局」，「要不怕最大犧牲求得這一作戰勝利」。
林彪並不相信「最後一戰」的鬼話，認定那停戰協定乃是美蔣陰謀。雖然他奉命攻佔了四平，但還是傾向於「分散建立根據地，準備應付敵人之明攻」。在國軍反攻四平前，他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奪取長春的可能性和東北和平迅速實現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軍方針似應以消滅敵人為主，而不以保衛城市為主。」
但毛根本聽不進去，在國軍進攻四平前，毛澤東電令林彪：「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以「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在四平保衛戰爆發后，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爭」，「化四平街為馬德里」，致使共軍傷亡高達兩萬餘人，林彪最後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這才逃過了被殲厄運。
綜上所述，毛澤東確實在我黨奪權鬥爭中起到了偉大舵手的作用，最關鍵的三步他都走對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無人可以取代的。「井崗山道路」雖是他首創，但即使沒有他開闢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試錯法（trial and error）后，遲早要發現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奪取東北就更不用說了，如少奇同志的貢獻表明的，沒有偉大舵手，小舵把們也能看出那最明顯不過的事來，而且還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確的戰略。
不僅如此，指導毛走對這三步都是前面已經介紹過的毛澤東思想，亦即靠蘇聯人出錢出槍爭天下。但這偉大思想的產生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當時中國有點出息的軍閥除了不識時務的吳佩孚外，誰看不出「毛子是個綱，綱舉目張」來？不必說孫文，也不必說馮玉祥，就連盛世才那種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蘇聯飛機大炮才能當上新疆王。
毛的偉大，不在於產生了那偉大思想，而在於他一旦認準了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之後，便「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決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因為日寇鐵蹄縱橫中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就如同其他人一樣為愛國激情沖昏頭腦，喪失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混淆階級陣線，把日軍當成敵軍，把國軍當成友軍，也決不會像其他共黨領袖一樣，因忠於主子的長遠利益而動搖其不惜一切代價「拿下全國」的決心。所以，只有在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歷史上似乎還從未有過這種把內戰偽裝為外戰而大獲全勝的先例。因此，敬愛的林副統帥說：「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似乎也不為過。
當然，這戰略最終能取得輝煌勝利，也不完全是因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弔詭地說，正是毛的盲區決定了該戰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認定「國共反映美蘇」，國共兩黨乃是為美蘇兩國在中國打代理戰爭，可惜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我黨當然是蘇聯的代理人，但國民黨不願也不能代理美國。這結果就是蘇聯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時，美國卻在馬歇爾攪Ｓ失敗后，竟然孤立主義老毛病發作，撒手不管中國的事，在內戰緊急關頭停止對華援助。
更致命的是，蔣公的教育決定了他絕無可能是毛澤東那種偉大的國際主義者（賣國賊的美稱）。據抗日名將孫連仲將軍的參謀長金典戎將軍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蔣介石的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看出，因為蘇聯在幕後作梗，國府絕對無法靠外交順利接收東北，他於是向蔣建議由美軍代為接收后再轉交給中國政府。但「蔣先生當時認為這樣的作法，雖然可以從蘇軍手中把東北順利的接收過來，但深恐因此有失國家的體面，經予婉言謝絕。」
毛澤東對蘇聯人跪求再三還一波三折、幾乎沒有求到的事，美國人主動送給老蔣，而蔣公卻出於民族自尊心斷然拒絕，這還有可能打贏么？豈不聞「兩軍相逢勇者勝？」我黨的生存哲學阿隨早就闡明了，生存競爭就是比賽誰更沒良心。良心在生存競爭中乃是致命弱點，這在中國乃是萬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後贏得黨內外權力鬥爭，靠的就是這一天然優勢。在這點上，無論是黨外的階級敵人還是黨內的戰友，誰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來之所以對毛終生扁扁地服膺，說穿了就是為此。
【未完待續】
| 時間: 15 8 2007 13: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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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六）
蘆笛
四、諸家的解釋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至少在文革爆發后，周恩來對毛澤東絕對服從。周這麼干很明顯是違心的，那麼，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首先試圖作出解釋，他認為，周這麼做是受了傳統忠君思想的影響，這才會時時處處強調「保持晚節」。周雖然不同意毛的許多作法，但囿於忠君思想，不能不順勢隱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連此說都不能容忍，為此與高發生爭辯。根據香港《明報》記者報道，周秉德女士稱（引用時略去了原文小標題）：
「（周秉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近年外間對周恩來有不少
批評，指他對毛澤東一些錯誤政策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她認為，周
恩來當年這些作法，很多時是顧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稱，有人認為周恩來於中共建國后做了很多違心的事，但實際
上，周恩來對毛澤東並不是盲從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時
期，周恩來認為「超英趕美」不切實際，但毛澤東並不接受，還開會
公開批評周恩來：「離右派只有50步」，迫使周恩來最後只能接受毛
澤東的主張。
對於有人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表現軟弱，周秉德指出，毛澤東當時的
權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個人崇拜中，周恩來根本不可能和毛澤東
硬碰。若周恩來和毛澤東對抗，「只會讓國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亂。」
她認為這是周恩來最不願見到的。
「周恩來處理毛澤東錯誤的政策時，是以『等待』的方法，當毛澤東
不聽他的意見時，他不會勉強勸阻，只在適當的時候才糾正。」周秉
德指出，在大躍進失敗后，周恩來就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
高」的方針，重建中國經濟；而在60年代文革期間，周恩來也努力維
持政府周恩來也努力維持政府運作，把動蕩減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來並不在意權力，只是別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實
際上，毛澤東對他亦非完全信任。對於早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
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撰書指稱，周恩來順從毛澤東是為保持晚
節，周秉德認為這個說法是錯的。「周恩來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
他若想保持晚節，大可退出政壇，安心養病，但因為對國家仍放心不
下，他才撐著病體工作，與保晚節無關。」」
這意思是周恩來是為了國家人民而忍辱負重，這觀點在國人甚至在海外華人中都相當盛行。
而高先生則如是說：
「據近日香港《明報》報道，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參加一個
紀念周恩來的展覽會，她在接受採訪時，指《晚年周恩來》書中說周
恩來順從毛澤東是為保持晚節『這個說法是錯的』。對此，高文謙回
應說，周秉德作為周恩來的侄女，為自己的伯父辯護，可以理解。不
過，歷史就是歷史，周的歷史是他自己寫的，人們的好惡親疏是改寫
不了的。
高文謙指出，『保持晚節』是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口頭禪，文革中一直
在講這句話。放到文革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著
毛澤東走，這是解讀周氏在文革中行事為人的一把鑰匙。毛髮動的文
革給國家造成浩劫，中國老百姓深受其害，連老幹部也不能倖免，毛
是歷史的罪人，已無需再說。據鄧穎超秘書趙煒不久前出書說，周恩
來在1975年11月已經病得起不來床，還要強掙著寫下『忠於毛主席』
這樣的字樣。毛是禍國殃民的禍首，借用一句古語，叫做『慶父不死，
魯難未已』。那麼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國老百姓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忠於毛還是忠於人民，兩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圓
其說？」
高先生此論，暴露了他雖然據說是林則徐的後人，但對儒家思想基本沒有認知，這才會把「忠君」和「忠於人民」對立起來。其實在儒家看來，兩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須愛民，愛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內容。傳統忠臣若遇到毛這種典型的昏君暴君，絕對只會伏地苦諫，直到被聖上砍了腦殼而後已。這就是儒家的「文死諫」。
周的死諫在哪裡？我們看到的只是周對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癰。這方面例子舉不勝舉，光挑那最噁心的一樁說說就夠了。
根據李志綏回憶錄（因中文版翻譯嚴重失真，引文據英文版譯出）：
「在江青面前，周恩來幾乎是一副奴顏媚骨。1966年12月，周恩來在人
民大會堂主持一個重要會議，江青來找他。周長期的衛士長成元功客氣
地向江青建議，江青不妨先去吃點東西再來，免得打斷會議。
江青勃然大怒，罵道：『你成元功在總理面前像條哈巴狗，在我面前像
條狼，我要把你抓起來！』她當即命令汪東興逮捕總理的衛士長。
汪東興拒絕了，只同意把成調去干別的工作。
周的妻子和最親密的知心鄧穎超此時出來干預了，堅持要汪逮捕成，說：
『你一定要逮捕成元功，我們不想讓人家說我們包庇他。』
汪仍然拒絕逮捕那衛士長。他跟我說：『成元功為總理和他的夫人幹了
一輩子，可他們為了保自己就把他拋出來。』後來他把成送去中央辦公
廳的五七幹校勞動了一段時間。」
請問中國歷史上有過這種「忠臣」么？若按傳統標準，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實踐是身體力行聖賢之道，並不是對君王百依百順，更不是助紂為虐。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則徐的著名對聯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高先生怎麼就沒聽說過？離開個人的趨利避害，趨福避禍，還能有周恩來這個歷史人物么？
周那些無骨表現，連汪東興、李志綏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幹校去，在李志綏得罪了江后又把李送到工廠去避難，似乎也沒有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難道「忠臣」竟意味著「無骨」？後來毛借癌症謀殺周，汪傳達聖旨時表現得非常殘酷無情並不是毫無原因的。的確，有如像周那樣沒有廉恥地活著，還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丑。
如果說高先生的「忠臣」說無法成立，周女士的「為國為民」說就更不值一駁了。難道親筆批准逮捕義女孫維世和弟弟周恩壽，竟然也是為了黨國利益？難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兩次接見蒯大富，晤談長達６小時，詳細記錄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劉少奇的「紅材料」，主動為毛完成戰術偵察，使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得以寫出《我的一張大字報》，竟然不是違背黨章搞分裂黨顛覆黨的陰謀活動，而是為了「顧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於周不辭職而撐持到最後一息，那也不是什麼「顧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現。他最怕的是身敗名裂，死後人家在他臉上打叉叉。以他的絕頂聰明，當然能看出只要他對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稱病辭職，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無彌補可能了，當然只能無論怎樣窩心都只有撐下去。
周自己就把動機說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對耿飆說：「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樣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見周堅持到底完全是為了自救。這從個人毅力來講當然很了不起，但不幸與國家人民無關係。
由此可見，上述兩說都無法成立。張戎和哈利代與上述兩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觸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對毛的入骨恐懼與順從，但不幸的是他們對這現象的解釋非常牽強，過份強調了《伍豪啟事》，似乎認為周怕毛就是因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啟事可能是毛偽造出來的。在我看來，此乃該書最大的敗筆之一。它和其他觸目敗筆一樣，降低了該書的學術價值，為黨朋們鑽空子提供了彈藥，令人倍感遺憾。
據張戎、哈利代毛傳：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報》等主要報紙
上出現了一個《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啟事》說『敝人等深
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軍者無異消滅
中國抗日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
地』，說中共路線為蘇聯利益服務，『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
際指揮之中國共產黨』。『伍豪』系周恩來的化名。《伍豪啟事》毫
無疑問是偽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說不清到底是誰偽造的，為什麼
不選他人，專選周恩來？為什麼早不偽造晚不偽造，偏偏就在周取代
毛作紅區頭號人物時偽造登出？這是巧合嗎？而且，毛當時即以蘇區
主席名義發布告『闢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
紙的蘇區。」
具有學術研究訓練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這裡的一系列推理其實不過是猜疑，根本沒有堅實的證據。即使是猜測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國民黨所為之後，才能猜到共黨身上。即使是周的黨內政敵所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蘇區，這種捏造並不能構成什麼殺傷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還是國黨使用離間計。
就算是周的黨內政敵所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測毛偽造那啟事不但沒有證據，而且幾乎沒有可操作性。毛當時在瑞金附近養病，又不指揮特工，怎麼可能去上海媒體上搗鬼？
「毛當時即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告『闢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紙的蘇區」也有無根據誅心之嫌。熟悉我黨規矩的人都知道，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的文字，必定經過中央批准，甚至未必出於毛的主動（張也指出，毛當時在東華山養病，並不在瑞金城裡）。周當時是毛的上級，何況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難以想象此類文件竟然會未經周批准便能發布。更大的可能還是出自周的主動。
可惜作者竟然在這虛擬推理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
「在共產黨的世界里，啟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權威遭到質疑，周的
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從事態的發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這
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
這兒完全是一連串的想當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權威遭到質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無證據。「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這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無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進軍方向也說成是毛利用《伍豪啟事》訛詐周的結果：
「這時毛要的是軍權。紅軍那時正久攻贛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開最
高層會議商討怎麼辦。毛一得到通知，跳起來就走。天正下著瓢潑大雨，
子珍讓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聽，出廟門頃刻就全身濕透。他連夜馬不
停蹄，到了會場便指責軍事指揮。同事們並沒有把軍權給他，大家雖然
都同意撤圍贛州，但是仍作決議說：打贛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確的』。
大多數人一致同意向西發展，跟湘贛邊區根據地連成一片。可是毛堅持
去東北方向。爭執不下，由周恩來拍板定案。周決定兩個方向都去，但
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隊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檔林彪手
下的紅軍主力一軍團。
周可以不顧多數人的意志，做出這樣一個奇怪的決定，顯然是他不想樹
毛這個敵。就是從這時起，周恩來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毛呢，
也一再把《伍豪啟事》作為懸在周頭上的利劍，一直到四十多年後周臨
死之際。」
這兒推論不但毫無證據支持，就連推理過程都牽強附會已極：就算周恩來不顧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萬種解釋，例如他覺得毛說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眾沒看到的事，憑什麼說那是「奇怪的」？更何況他並沒有完全同意毛，而是採取了兩路分兵的折衷決策，這樣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張，又安撫了毛的反對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豈能毫無證據便憑想當然認定那是「奇怪的決定」，更由此作出一連串的飛躍結論，武斷認定周對毛的恐懼就從此時開始，一直到他臨死才了賬？
其實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啟事》去訛詐周。這道理再簡單不過：訛詐要能奏效，訛詐者必須捏著為大眾不知、一旦拋出去便能使對方身敗名裂的真憑實據。用大眾已知而毫不可信的謊言去訛詐周，只會適得其反，讓毛自己身敗名裂。上面已經說過，周早在啟事發表前３個月就到了中央蘇區，共黨高幹全都知道那啟事是偽造的。更何況毛還同意（起碼是同意）以他的名義正式辟過謠。毛若真發昏到用這去訛詐周，只會讓自己在同志們心目中變成毫無原則的陰謀家，無異於政治自殺。毛再蠢也不至於干出這種蠢事來吧？
事實上，毛從未在延安整風中以此發難，而整風後期就是所謂「審干」，若《伍豪啟事》真是什麼戰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碼亮出來嚇唬周，可他根本就沒這麼做過。他晚年倒的確用這玩意隱晦地嚇唬過周，但時移世易，毛周的關係再非昔日可比了。當初毛是周的下級，後來則成了順之則昌，逆之則粉身碎骨的絕對權威。就連劉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內奸工賊，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難？只有到了那陣子，《伍豪啟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殺傷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懼。
但即使如此，毛也只是「引而未發」，從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來。甚至當紅衛兵在「抓叛徒」高潮中從上海舊報紙上刨出了《伍豪啟事》之後，毛也並未用來大作文章，只是給周留下了個懸念，讓他死在恐懼中。這說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為他知道《伍豪啟事》實在沒有說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拿在手上」，那樣反而更有威懾力。但這麼做也只有在他掌握了絕對權力之後才有可能。張哈見不及此，將文革后的情形倒推到３０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劍想當然的錯誤。
事實是，周並沒有「從這時起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1932年10月，也就是「從這時起」的７個月後，周恩來主持召開寧都會議，罷了毛的總政委之職，由他自己擔任。此後周還幾次反對過毛，例如在1937年8月間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周帶頭反對毛和張聞天提出的賣國主張，會後出走凡３個月，毛一再呼喚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於毛乃是延安整風之後的事，但即使是那陣子，周也不像後來那樣服服貼貼。據青年黨黨魁左舜生的觀察：
「（周）在中共的黨中央，他雖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見，也不曾被忽
視。說到「當權派」，他才真正是當權的，而且自來看毛不起（在重慶，
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談到毛，總叫「毛主席」或「我們的毛主席」，只
有周叫「老毛」）。」（《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必須指出，這湖南老左的觀察力頗強，1945年他和其他參政員訪問延安，調解國共爭端，見到了張聞天、王明和博古，那觀察都非常準確。
關於張聞天，他如是說：
「民國三十四年，我和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同
訪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舉行了三次會談，聞天便是他們
的八代表之一。其時我已五十二，聞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
卻和我們在上海時一樣，他和我確也談得很親熱（這是我們「少中」同
人的一種風氣，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的私人情感，總是超越黨派或政
治意見之上的）。毛澤東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當然知道我和
聞天的關係。這次他所以把聞天排在八代表之內，大概多多少少是為了
敷衍我的。會談結束，我向毛提出，說我個人要和聞天談談，毛答：
「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於是，我和任弼時一陣去
會張，任系毛的親信，我和聞天談話，他便坐在旁邊，因此我們便只能
敘舊，不便談政治，這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所謂國際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時聞天住的地方，非常簡陋，桌上除幾本外文書和一部電話以外，別
無他物（與周恩來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陳紹禹愛出風頭，對政治和社會都認識不夠，但領袖慾極強，辯才無
礙，每遇著他在參政會發言，能說會道的主席汪精衛，也只能皺皺眉頭
了事。有一天，張君勱和我與蘇聯駐重慶大使鮑格莫諾夫見面，陳為我
們當翻譯，俄國話熟極而流利，我和君勱都承認他是中共一個可造的人
才。可是毛澤東始終對他不放心，可能周恩來對他也不滿意，大致他留
在參政會只有兩年，便調回了延安，據說他回延安后，一直病了好幾年，
說不定已被毛軟禁。我們到延安后，想揭破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談談，
毛不好拒絕，經過兩天，我們便見著了他。其時是陽曆七月三、四號，
中午延安天氣很熱，但他仍穿著棉衣褲曬太陽。據他告訴我們，他已經
打過一千多針，看樣子確實有病。他住的地方比聞天的更不如；並且電
話也沒有，會客的地方，除幾把椅子以外，別無他物，他的太太帶著一
個小孩，面黃肌瘦，可看出他們的營養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憲情形稍好一點，仍可往來延安與重慶，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
延安主編「解放日報」，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張，我們這幾天在延安活動，
都成了這張報紙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對他說：「您回
延安后，身體胖多了」。他說：「我在這裡，只是飽食終日」。這句話
充分表示他無所事事。」（《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張聞天、
田漢、李達及其他》）
一個局外人在延安走馬觀花，即能對毛和國際派領袖之間的微妙關係洞若觀火，其分析針針見血，令人不能不佩服這湖南騾子的眼力。由此可見他之「周恩來看不起老毛」說雖然不免誇張，但可能還是有一定根據的。
不僅如此，周在「建國」后還反對過毛。這事張戎其實也記錄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沒有從命，堅持他們的意見。毛怒而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去找
毛，想說服毛，最後實在無法時冒出一句，說他『從良心上不能同意』
毛的做法。周恩來跟毛講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無可奈何。」
毛後來為此批「反冒進」，在南寧會議上把周整到請辭地步。由此可見，那時的周還並不是百依百順的奴才，何以萬能的「伍豪啟事」竟爾失靈了呢？
綜上所述，上述諸家對毛周關係的詮釋，似乎都無法成立。敝人無學，所見有限，迄未見到令人信服的有關文字。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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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6 8 2007 14:40
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七）
蘆笛
五、我的理解
（一）周毛領袖素質比較
其實我已經在先前的章節中屢屢提示了，毛澤東的崛起乃是必然的，他的主觀素質符合中共爛污革命的篩選標準，其他黨領袖無一具備其中最重要的主觀素質，國府要人就更不用說了，這就決定他一定會贏得黨內外權力鬥爭。
要作革命領袖，第一條必需主觀素質就是心狠手辣，敢於並善於殺人。中共領袖都具備了這一氣質，張國燾不必說，王明不必說，就連周恩來在這方面也毫不遜色。他初出茅廬第一功，就是策劃指揮中共特科殺手勒斃顧順章滿門良賤，分埋三個庭院（《王力反思錄》），此後他又在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前夕決定殺害數千名傷病員以及「不可靠分子」（《龔楚回憶錄》）。在這點上，周和毛以及其他領袖並無什麼不同。
周恩來不如其他領袖的第一個顯眼的主觀素質缺陷，乃是他似乎沒有強烈的使命感與領袖慾，沒有「本人不出，如蒼生何」的強烈幻覺，不具備「我就是中國的大救星」的偏執，在這點上他甚至連民運邊緣人物高寒先生都不如。這就是為大眾觀察到的「周沒有野心」的由來。他的確沒有當第一把手的野心，因為他缺乏毛式病態自信。
周的另一個觸目特點，乃是天性怯懦，缺乏湖南騾子死不認錯蠻幹到底的氣魄。他從政的一生便是違心認錯的一生，並不自臣服於毛始。早在毛進入中央主事前，他便在莫斯科批判立三路線時沉痛懺悔，獲得寬恕，得以留在中央作事實上的一把手。當你死我活的黨內權力鬥爭爆發時，他因為天性怯懦，傾向於息事寧人「和稀泥」，所以在受人逼迫時便輕易讓位，先聽任毛澤東蠶食其軍事指揮權，后又將紅軍總政委職務輕易讓給張國燾。
這就是大眾觀察到的「不計較個人權力得失」的由來，但要說他絲毫不眷念權力則實難思議。政客猶如癮君子，權力就是他們的海洛因。周放棄權位從來不是主動的，不過是出於怯懦向更強者投降罷了。李立三下台後，他擔任了事實上的一把手，只是用向忠發作傀儡。然而王明、博古崛起后，他毫不抵抗便讓兩人排眾而前入主中央，爬到自己頭上去。在這點上他連中共其他領袖都不如。哪怕毛不出世，周也決不可能是第一把手，只會是張國燾或王明當家。
周的第三個觸目特點乃是阿拉下江人的精於望風使舵，及時認清風向，把寶押在勝利者一邊，從而在無比險惡的黨內生態環境中生存下來。不惜一切代價生存下來便是他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則」，為此他什麼都可以犧牲，包括自己的親人和前來投奔的戰友。這方面的例子數不勝數。
上述三個弱點，決定了周遲早要向毛投降，而隨著毛的權力增加，周的骨氣也就相應遞減，兩者成此消彼長的反比關係。這是兩人天賦較量的必然結果，有沒有《伍豪啟事》都這樣。大眾必須記住，政治家的天賦並不光是智力，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天生主觀氣質諸如使命感、領袖慾、意志等其實是更重要的天賦，是它們而不是智力天賦決定了政客們的成敗甚至存亡。
相比之下，毛擁有的政客天賦是中共領袖乃至全國政客中絕無僅有的，這就決定了他一定會勝出。
我已經在前節中指出，毛對我黨最大的貢獻，乃是在抗戰爆發前夕就制定了把內戰偽裝為外戰的英明戰略，但張聞天也同樣看到了這一點。不過，只有毛才有那潑皮膽氣實施到底，取得偉大勝利。這就是統帥和幕僚的區別。
毛最觸目的主觀天賦，其實為黑社會老大們共有。中國的黑社會潑皮們較量膽氣時，常常採用常人無法理解的自傷比賽，例如把燒紅了的煤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燒得吱吱響還面不改色談笑風生。誰能以最令人髮指的方式自傷還能鎮定自若，誰就是當仁不讓、眾望所歸的大王。
這是什麼原理？黑社會的人常說：「膽大的怕不要命的。」連自己的肢體都敢毫不猶豫地傷殘的人，當然是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什麼事都能幹出來，毫無常人的顧忌，當然要懾服眾流氓。我黨本質上就是個黑社會，領袖的篩選機制完全相同，膽大的怕了不顧一切後果胡來的不要命的人。毛把這點看得清清楚楚，多次使用這種自傷式訛詐迫使眾人就範。
我已在前文中舉出了偉大領袖給周恩來的英明指示來說明這一點：
「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如歷史證明的，這訛詐果然一再奏效了。為什麼呢？因為這是自傷訛詐。蔣若不屈服，結果就是全面內戰爆發，讓日本人坐收卞莊刺虎之利，亡國禍不旋踵。蔣當然害怕那慘痛後果，所以不能不一再屈服。
毛的一生，就是反覆使用這自傷式訛詐的一生，無論是內政外交都搞這一套。1958年爆發的金門危機就是這訛詐戰術的經典示範。
我已經在《白痴》系列中指出了金門危機的實質，其實這話李志綏大夫早就說過了。剛才去網上調來他的回憶錄的中文版有關章節，發現嚴重偏離原意，只好按英文版勉力譯出，雖然這隻可能是毛原話的近似物，但我敢保證它比港台幫菜的粗製濫造更逼真：
「毛知道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同志』以及國內某些同志以為他想要拿下
台灣，但那從來不是他的意圖。他甚至連金門馬祖都不想攻佔。『金門
和馬祖是我們牽住台灣的兩根繩子，』他說，『如果我們拿下了它們，
我們就丟掉了那兩根繩子。人不是都有兩隻手么？如果我們失去了這兩
只手，台灣就再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了，我們就讓台灣滑出了掌心。這
兩個島就是指揮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跳舞的指揮棒，讓他們跳過來跳
過去。你沒見他們跳得有多漂亮？』
對毛來說，炮擊金馬純粹是一場表演，這場遊戲是為了向赫魯曉夫和艾
森豪威爾同時證明他不受控制並拆赫魯曉夫和平外交的台。這遊戲是危
險的賭博，以核戰威脅世界並使億萬中國人民蒙受了生命危險。」
李大夫說的一點都不錯，金門危機就是毛故意和赫魯曉夫搗亂的流氓把戲。此前赫魯曉夫提出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毛莫名其妙大發脾氣，痛罵了蘇聯大使尤金，要赫魯曉夫自己來說清楚。赫馬上趕到北京，以為他能輕而易舉地消除毛的誤會，不料被毛臭罵了一頓，還在游泳池裡接待他，讓赫魯曉夫備受羞辱。饒是如此，赫魯曉夫還是儘力維護大局，消除誤會，緩和氣氛，最後回國時還以為終於化解了兩國關係危機。
不料赫魯曉夫前腳走，毛後腳就下令炮擊金門，事先根本不和盟國蘇聯打招呼（蘇斯洛夫1959年12月26日在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轉引自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illiam Taubman. WW Norton and Co, 2004. pp392, Note 147）。炮擊觸發了國際危機。美國在台灣海峽大規模展示實力，部署了兩百多架能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如果中美大戰爆發，蘇聯很可能被拖進去，但莫斯科別無選擇，只能宣布堅決支持北京，使得美國人認定赫魯曉夫就是這事件的後台（參考文獻同上，Note 148）。
同年９月４日，國務卿杜勒斯威脅要用戰爭保衛金馬。次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趕往北京。毛對他說，如果美國用核彈轟炸中國，中國軍隊就要遠遠撤入內地，將美軍誘入中國本土。一旦美軍進入中國本土，蘇聯人就該使用所有的武器消滅他們。葛氏被這偉大戰略嚇得靈魂出竅，禮貌地拒絕了這一建議（參考文獻同上，Note 149）。
在我看來，沒有哪個例子能比這更經典地顯示偉大領袖的自傷訛詐術了，那就是不但徹底無視盟約規定的己方義務，而且把盟國承擔的義務化為其無從解脫的困境。這種龜孫子兵法本來就夠無賴的了，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他根本不考慮這麼做會給本國帶來亡國滅種大禍。那把美軍誘入中國本土再請蘇聯用全部核武器殲滅的喪心病狂的戰略，就連斯大林都未必想得出來，就算想到了，也絕對沒有那膽略去實施。
毛似乎也吃透了對方不敢走這種險棋，而這就是他的自傷訛詐能屢屢奏效的原因。當然這也不是萬能的。例如中美對抗曾經使得美國兩次考慮使用核武器，一次是麥卡瑟在韓戰初期建議動用核武器轟炸東北並沿鴨綠江施放核廢料。另一次就是金馬危機時艾森豪威爾準備對中國進行核轟炸。但這兩次都沒有成為事實。麥卡瑟的建議連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都沒能通過，而艾森豪威爾也只是考慮而已。民選總統真要跨過那步去，其實很不容易，除非是在大戰爆發后才有可能。再說，彼時中蘇是盟國，蘇聯多次宣稱，對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攻擊就是對蘇聯本土的攻擊，蘇聯必定要立即還擊。美國不能不投鼠忌器。
但跟極權國家玩這套可就不靈了。７０年代初期，老大哥真想對中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如果不是老美出來救命，中國早就萬劫不復了。毛似乎也看出了這一點，這才不聲不響軟了下來，停止在邊境上的挑釁並決定接近美國。
但不管怎樣，這自傷訛詐戰略確實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起碼在內鬥（無論是內戰還是黨內權力鬥爭）中確保了他從勝利走向勝利，這工作原理很簡單：對方真相信他會不顧一切拼個魚死網破，玉石俱焚，招來亡國或亡黨大禍，於是便嚇得乖乖投降。
如今我黨高幹也學會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精髓，卻不幸沒有看出它的工作原理全在於對方相信己方真會不顧一切亂干，而毛也確實多次顯示他真能毫無忌諱地亂干，並不是吹大氣放空炮。於是才有朱成虎將軍「西安以東」的千古鬧劇出台。朱將軍不知道今日已無毛澤東，這種大話就連愚民都糊弄不過去，遑論令訛詐對象真心相信那些空洞威脅會兌現。正是「畫毛不成反類豬」，唯一效果便是騰笑萬邦。
總而言之，毛就是靠這一手征服了全黨的。如所周知，在廬山會議上，他威脅全黨，如果「人民解放軍跟你（蘆按，指彭德懷）走，我就上山打游擊。」「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嚇得陶鑄同志8 月5 日寫信給黃克誠，說：
「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線，幫
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
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
『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
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
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
之婦。」（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版》）
從陶鑄同志的心聲不難看出，毛澤東其實與動輒揚言離婚的潑婦差不多，區別只在於，他是真敢「離婚」的，而那「離婚」就意味著亡黨亡「國」。誰都不敢走到這步上去，所以只能乖乖接受訛詐。
毛在文革中更是頻頻使用這訛詐手段，1967年2月16日，陳毅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說： 「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延安整風）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陳毅此話不但翻了延安整風的案，而且還指出文革和延安整風一樣，是打擊忠貞耿亮之士，把馬屁鬼提上去，這就戳到了萬萬不能戳的毛的痛處。兩天後毛召集緊急會議，再度用分家來訛詐反對者：
「你們要否定『文革』，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呢。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革』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 （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毛的第二個領袖素質，乃是他自己說的「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1970年12月18日會見斯諾的談話），亦即絲毫不遵守黨紀國法並以此為榮。
在毛崛起前，黨的代表大會從來是如期召開，但毛崛起后，因為害怕得不到多數（敬愛的林副統帥指出：「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佔多數否。」），便遲遲不開黨代會，致使黨的六大與七大竟然相隔17年，比蘇共18次與19次黨代會相距時間還長４年。
待到文革前夕，毛更是「解放思想，打破常規」，什麼踐踏黨紀國法的爛事都幹了出來，這裡引用幾段王光美同志的揭發（黃崢《王光美訪談錄》）：
１、搶佔利用輿論陣地，對同志搞突然襲擊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號召
『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
「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
風掃地。』當晚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宋碩、陸平
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大字報猛攻北京市委，口氣很
大，說：『你們是些什麼人，搞的什麼鬼，不是很清楚嗎？』『打破修
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鬼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
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
進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並
且用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
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佩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這樣一個聳人聽
聞的通欄大標題，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突
然發表這些東西，事先和事後都沒有告訴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
治局常委，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這幾篇東西在報紙上一登，中央正常領導工作被打亂，各級黨委開始受
到衝擊。陳伯達、康生等人更加神氣起來。他們直接控制報紙、電台，
連篇累牘地發表煽動性的社論、文章、口號。大中學校的學生被狂熱地
煽動起來，混亂情況到處出現。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此沒有
思想準備。
…………
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當時報刊上發表的那些帶煽動性
的、影響全國的文章，完全是陳伯達等人搞的，根本沒有通過在北京主
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說在這個時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話，那
就是陳伯達、康生等人背著中央另搞一套。」
２、出爾反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這時向北京大學和人民日報社派出的工作組已經進駐，是報毛主席
批准的。確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報毛主席同
意的。」
「大約在7月24日，毛主席召開了一個會，批評少奇、小平同志怕字
當頭，壓制群眾。主席還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把一個喊出『擁護黨中
央，反對毛主席』的學生當成反革命，是錯誤的。第二天，主席在一
個小會上明確表示，工作組幹了壞事，要全部撤出來。少奇認為，馬
上把工作組全部撤出會引起混亂，但表示服從主席的決定。少奇、小
平同志還表示，自己沒有領會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響應主席的號召，
到群眾中去看大字報，參加大辯論，接受鍛煉和考驗。」
３、踐踏黨紀國法的最起碼程序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主席意見，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
委。少奇同志雖然還在常委名單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
列第二，明顯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
…………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黨中央副主席，但從此少奇、恩來、朱德、
陳雲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只說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沒有任
何程序、手續，黨的八大選舉產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職務，就
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選舉時還不是副主席，
是後來1958年5月八屆五中全會補選的，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卻成了
唯一的副主席。」
光美還忘了列舉偉大領袖首創讓紅衛兵列席８屆１１中全會的光輝先例（後來他又讓王海蓉、唐聞生等人參加政治局會議批判周恩來），在黨的８屆１２中全會上主持通過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首創黨中央全會罷免國家主席的奇迹。
這一系列爛事就連斯大林都做不出來，人家不管怎麼殺人，畢竟還是講究「程序」招牌的。例如為了讓布哈林認罪，他竟然修改了蘇聯刑法，規定可以槍決未成年罪犯，以便用槍決布哈林的孩子去威脅布屈服，而偉大領袖索性連這些官樣文章都免了，其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不拘一格可見一斑。
「兩軍相逢勇者勝」，阿隨早就英明指出了，生存競爭就是比賽誰更沒良心。換言之，只有超級流氓才能治中國。毛不勝出何待？
【未完待續】
| 時間: 17 8 2007 11: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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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八）
蘆笛
毛的第三個領袖素質，乃是他和廣大工農群眾心連心，而黨國其他領袖誰也沒這優勢。歷史上大概再沒有誰能像毛澤東那樣，能夠使用工農大眾喜聞樂見的話語，巧妙地奉承他們，專把他們的缺點吹成優點，把他們的胡作非為吹成孫大聖式的英勇造反，還能時時用通俗易懂的口號或比方將他們煽動起來，去為自己衝鋒陷陣，肝腦塗地，死而無悔。
毛的「群眾路線」的第一條，就是無條件肯定並由衷欣賞工農大眾在淪為暴民時表現出來的一系列原始獸性，諸如野蠻、殘忍、血腥和無法無天等等。暴民行為越過火，越恐怖，毛便越發開心，聲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
這種奇特的心理素質似乎並不見於毛的戰友。比較一下敬愛的叛徒內奸工賊劉主席和偉大領袖對大革命時代的工農態度就能看出這一點來。其時少奇主管工運，潤之指導農運，兩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惡化為痞子運動。儘管工運要好得多，少奇同志還是給嚇得半死：
「這時『左』傾情緒比安源嚴重得多，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
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
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
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通的。工會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
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在武漢那樣大的城市，那
樣多人幹起來，真有點駭人。」（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
個問題》）
這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列舉的無法無天行為比起來算什麼呢？「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對此毛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
然而少奇卻坦率地承認：「那樣多人幹起來，真有點駭人」！豈不聞「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毛對暴民行為的肯定，不是理論探索的結果而是天生氣質使然，張戎對此所作的分析是我見過的最精闢中肯的：
「毛的溫和觀點在其後的湖南鄉間巡視時發生了巨變。毛後來說：『當
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后仍
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
這三十多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從他巡視后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可以看出，毛髮現他很喜歡暴力，喜歡大亂，喜歡殘忍，他找到了自我。
這一發現對他未來的統治產生了莫大影響。」
「吸引毛的是野蠻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會結構的暴力。這正是蘇
俄社會革命的模式。毛不是從理論上信仰這種模式，而是從性格上走了
進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產國際的雜誌上第一次發表了他的《報
告》。毛澤東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模模糊糊，在直覺上卻與列寧主義不謀
而合。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人，雖然理論上信仰共產主義，可一聽說
暴民打人殺人就火冒三丈，堅持要制止。他們其實不是蘇俄式的共產主
義者，而毛卻是。」
的確，毛雖然終生不懂馬列，在大革命前更是只看過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記住了「階級鬥爭」四個字，但他乃是天生的列寧主義者，其對暴力之天然喜愛如水之就下。只有在大規模的群眾暴力中，他才能找到自己。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此所以他在當國之後要毫無必要地把國家投入周期性大亂。他曾對李志綏直言不諱地承認：「我喜歡天下大亂。」
毛的這一天性使得他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居於天然優勢。如所周知，馬列主義乃是一種媚俗邪教，其基本教條就是將工農頂到頭上。用敬愛的林副統帥「言語不多道理深」的精練表達來說便是：「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這便成了毛在權力鬥爭中反覆使用的無往而不勝的強大法寶。其操作程序如下：
不負責任地煽起群眾運動──引起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領導恐慌──試圖約束運動，恢復秩序──毛出來指控他們鎮壓群眾，將其一棍子打死。
毛對暴民行為的由衷愛好，不僅讓他獲得了一種整垮政敵的巧妙手段，更讓他由此具備了對廣大群眾的強大感召力。文革期間流行的口號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我認為這雖然是無恥文人之作，卻在很大程度上說出了工農大眾心裡話，至今仍是王司令忍不住時時流露的心聲。
毛對群眾的感召力還來自於他流露出來的那種潑皮性格、蠻幹精神、反智主義口號與反文明主張最能引起愚民的激賞，「老子就是不信邪」、「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沒有知識的」、「外行能夠領導內行」、「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等口號，對「大老粗」的熱情謳歌，以及將不講衛生的陳規陋習美化為靈魂聖潔的象徵等反文明主張，雖然本質上為一切文明主流所不容，也是反馬列主義的，卻破除了文化程度較低的工農大眾的自卑心理，讓他們破天荒第一次獲得了一種相對於其他階級特別是「臭老九」的心理優越感，從此揚眉吐氣，「如今要做頂天立地的人哪！」
這大概是最難破除的毛共黨文化教條。世上也只有蘆某這種「三Ｋ黨分子」敢出來告訴大家，皇上其實一絲不掛，工農大眾既不是聖賢，也不是諸葛亮，而「大老粗」也不是光榮稱號，乃是一種社會不公造成的個人不幸。
可哪怕是在海外所謂「自由知識分子」之中，說出這些大實話都要變成眾矢之的。前些天我指出高寒不過是個半老粗或３／４到４／５老粗，滿口病句別字，什麼作品都沒有，連當年上海工人作家胡萬春都不如，比農民作家浩然就更不用說了，其唯一拿手好戲便是在網上打架，自稱神功無敵，卻要去冒充作家並覬覦「獨立中文筆會」主席或秘書長職位，此乃世上比較荒唐而且無恥的事。這大實話竟爾引起「局外」等一干小丑大嘩，那理由似乎是指責別人是「大老粗」乃是極不道德的事，比高寒造謠誣衊我是共特、是使館間諜頭子的座上客更為天理不容，大老粗當然可以而且應該當作家甚至「民主作協主席」。
就連在２１世紀海外都如此，毛時代如何可想而知。毛當然要在廣大工農群眾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根本不是其他領袖可以抗衡的。
毛主席群眾路線的最後一條，我已經在舊作中反覆指出過了，乃是他能在需要的時刻使用易誦易記的俗話編成的簡單口號，並使用ＧＰ不通的文學比喻來代替推理，將歪理打扮得振振有詞，以此將愚民煽動起來，去為他火中取栗。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諸如他使用數字、順口溜或簡單對聯為全民編製連文盲都能記住的口號：「一斗二批三改」，「打老蔣，保家鄉」、「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等等，等等。
必須強調指出，中國普遍低下的民智水平，決定了大多數人特別是智力低下的偽知識分子們至今不認推理，只認「言語不多道理深」的文學比喻，而毛澤東就是最善於使用爛比喻進行模糊煽動的宣傳大師。不管是什麼場合，他都一定要使出這手來，例如在金門危機中，他竟然用「人都有兩隻手」去類比金門馬祖，又用「指揮棒」去作類比。世上只有他，會發明「美帝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其實是套在脖子上的絞索」的阿Ｑ式比喻來，也只有他會用「資本主義大月經」的噁心表述，來向文盲共干們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和這比起來，無論是阿隨的「狼羊－點菜律」還是冼岩「二奶」說，都陳陳相因，了無創意。
和偉大領袖比起來，周的個人魅力一錢不值。周只能迷住並俘獲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對工農大眾並無什麼感召力。仔細閱讀他在文革群眾集會上的講話便不難洞悉這一點，那對群眾根本就談不上什麼煽惑力。廣大工農群眾之所以喜歡他，無非是因為他長得漂亮，風度出眾，據說又是個清官而已，那種感情和對影星的崇拜似乎也沒有太大區別，與把毛當成救星崇拜完全是兩回事。
由以上論述可知，毛對周擁有全面的性格優勢，周根本不是毛之敵，淪為毛奴乃是必然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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