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黨這個名詞是一個典型的網路新詞。指的是一小撮為一黨專制歌功頌德,並以各種卑劣手段圍剿民主人權憲政人士的網路打手。多年來五毛只能在網路的暗處鼓噪搗亂,完全沒有民主憲政派人士的理論武裝和底氣,低學歷的周小平和花千方等人剛一亮相就破綻百出,旋即出局。近年來中國黨政當局下功夫花大錢培植理論五毛力量,終於建立了為一黨專制拒絕改革開放的理論隊伍,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這個名稱也比較奇怪。別的研究單位都有一個專業定語,比如語言文字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馬列主義研究所,或者光學物理研究所,這個五毛研究單位卻不冠以專業定語,名字就叫中國研究院,不是所,而是院,更高出一頭。國內報道該院成立的消息也戲稱研究院為超級五毛。(觀察者網2015.11.26)
中國研究院的人馬雖然都口口聲聲譴責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卻非常強調他們的海歸碩博身份。院長就是《中國人你要自信》的作者張維為博士。張維為到處炫耀他曾出任過鄧小平的英語翻譯。(資中筠很不願意誇耀自己曾為毛做過翻譯)。張維為的《中國觸動》、《中國震撼》和《中國超越》講的是「挨打、挨餓和挨罵」的問題。恰恰就是這三個問題,正是中國沒有根本改變政治專制的問題。如果在洋務運動的同時,清廷放棄獨裁專制,實行憲政,中國早已擺脫貧弱,超越日本,不再挨打……;如果中共取得政權之後,實行民主憲政,不搞反右和大躍進,讓知識分子暢所欲言,讓彭德懷為民請命,就不會發生三年特大飢荒(本來就沒有大災),就不會餓死將近四千萬農村人口;如果鄧小平順應人民的呼聲,天安門廣場不開殺戒,讓政治改革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以來的執政當局就不會持續遭逢海內外義正詞嚴的譴責。正是中共當局殺害了天安門學生,害死了劉曉波,貽誤了國家民族的命運!挨打和挨餓正是中國人民遭受專制毒害的慘痛教訓,挨罵正是中共當局難逃的宿命。研究院的五毛學者中,比較有名的當屬美國回來的李世默。他也是共產黨接受「風險投資資本家」入黨的典型人物。他給人印象較深的著名唱段應是歌頌黨的組織路線。中國共產黨非經選舉而壟斷了十幾億人民組黨結社的權利,用兩會名義綁架全國選民,自選國家領導人,已經無恥達到極點。在黨政操辦的「選舉」中,中國公民根本就不知道組織部門為他們遴選的領導幹部高矮胖瘦,何德何能。這種強姦式的黑箱作業李世默也敢拿出來歌頌,說明李的身心還真的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中國研究院的另一位角色則是歐洲海歸宋魯鄭,法德兩國的華僑和留學生多少都聽說過他的一些煌言讜論。他說貪污腐敗東西方各國彼此彼此,大家都有。不過「西方國家的貪腐是剛性腐敗,而中共貪官的腐敗是人性腐敗」云云。宋魯鄭太小看納稅公民的智商了。黨政領導執政未滿七十年,人民呼籲公布官員財產收入已經三十幾年,卻至今沒有消息,這中共的貪腐是否太剛性了吧?人家英國、瑞典和韓國都敢公布國家官員的財產收入,據說他們還都是資產階級政黨;那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十三億人民歷時三十幾年的呼喚,它最大公無私、最高瞻遠矚的無產階級剛性到哪裡去了?按宋魯鄭的邏輯,竟然抵擋不住一小撮貪官的人性?這樣的笑話有人信嗎?其實,自從看慣了貪官們的贓款贓物現鈔金銀要用卡車車隊裝運的現狀之後,國內傳出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警世通言:除了實打實公開官員的財產收入之外,什麼好聽的措施都是糊弄納稅公民的!
千百年來,歐洲和美國的人民創造了三權分立、多黨代議制民主、市場經濟等制度設計,是對人類的重大貢獻,也是人類社會的寶貴文化遺產。可是共產黨人卻不僅不接受這些文化寶藏,而且為了自己的獨裁特權(一黨私利),還要強制人民不得享受這樣的基本權利。中國憲法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紙面上說得好聽,我們從來沒有享受過,民國時代還稍有一點,「解放」后已達七十年,一點也沒有!(文革中的言論實際上更沒有民主,任何有違毛和中央文革的言論立刻遭到殘酷的打擊)。中國研究院五毛們也會抓住民主社會的問題來為中共的反民主作辯解。例如新聞界濫用民主、財團賄賂政客的弊端等等。其實,問題是可以說得清楚的。民主不是一勞永逸的萬應靈丹。民主也是漸進的發展過程。民主在西方社會依然還在繼續完善,尚未實現民主的國家不應因為民主尚不完善而因噎廢食。美國的憲法修正案正是對民主理論和實踐的補充。聯邦德國從建國之初就以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立國,已經有意識地開始修正魏瑪共和國時代和納粹時代法治的弊端。1967年西德又開始制訂《德國多黨法》Parteiengesetz,以防杜賄賂對政務的干預。果然在基民黨總理科爾的執政期間(2000年)發生了政治獻金行賄大案。科爾最終承認將賄款用於競選,但否認中飽私囊,並拒絕透露賄賂人姓名。聯邦議會依據《德國多黨法》條款嚴厲處置了相關人等,受賄黨團課罰巨額罰款,科爾失去了基民黨名譽主席稱號。議會進一步根據已發賄案更加完善了相關條款,並補入了刑事處分規定。弊案的揭露和處罰不僅是德國議會多黨的勝利,也是德國選民的勝利,更是民主制度的勝利。民主制度是可以不斷完善的,並還在不斷的完善之中。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言行不由得令人想起文革時代的四人幫爪牙。也是在上海,而且也在復旦大學,歷史系黨支書朱永嘉講師,開始是為姚文元提供明史史料,逐步賣身投靠,最後成為四人幫打手(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四人幫干盡壞事倒台後,他判刑十八年。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寧不慎乎!
發表於 2019 年 01 月 18 日 由 舟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