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俾斯麥雄心

北京的俾斯麥雄心

——大國間如何進行經濟競爭

大國競爭捲土重來。隨著中美之間戰略競爭的日漸升溫，探索兩國關係在全球化聯繫程度加強的當下會演變成何種形式，顯得尤為重要。華盛頓和北京之間迫在眉睫的貿易戰與正在進行的科技競爭，預示著經濟領域將成為雙邊爭論的主戰場。現在，關於大國競爭的文獻和戰略大都將目光聚焦在軍事領域，只有小部分提及大國間的經濟和科技競爭狀況，但基本不涉及競爭將如何演變發展的問題。

大國間的經濟競爭已經不是新聞了。事實上，中美兩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競爭與十九世紀德國和英國的競爭有著驚人的相似。兩次競爭都發生在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和爆炸性的技術創新時期。這兩次競爭都是由一個正在崛起的專制政體，即國家保護主義經濟體系，向一個擁有民主，即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發出挑戰。這兩次競爭摩擦涉及的兩個對手國互相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依賴關係，他們使用關稅威脅、標準制定、技術盜竊、金融力量和基礎設施投資來獲取相對競爭優勢。事實上，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當年英德之間的競爭可以作為政策制定者尋求了解當前中美競爭動態演變的指南，同時也可作為國家間可以採取的策略以及採用策略可能發生的風險的參考。

爭端的根源

英德當年的競爭，就如同如今的中美競爭一樣，是兩個不同國家體系之間的衝突：英國所崇尚的是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憲政主義，而德國推行的是專制主義和國家保護主義體系。事實上，經濟體制的差異放大了正在逐漸縮小的經濟差距的顯著性，導致已經建立起來的大國感到被正在崛起的大國欺騙，而正在崛起的大國卻感到不滿和受到威脅。

德國和中國都認為他們在國家統一上的鬥爭使他們成為工業現代化的後來者。德國在19世紀50年代才實現工業化，這比英國要晚上一個世紀；中國則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恥辱，從鴉片戰爭到日本侵華，緊接著是毛派主義導致的毫無意義地停滯不前，直到1978年經濟才真正開始攀升。德中兩國都堅信想要趕超已經建立好的體系的政權需要國家直接參與領導經濟和科技項目。無論是鄧小平還是奧托萬·俾斯麥都認為，公平競爭不是重點，國家力量才是最終目標，然而這也最終損害了他們與英美自由市場的關係。

德國和中國對英美的自由放任的態度表示懷疑，導致兩國間存在持久的經濟緊張局勢。俾斯麥在19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引用了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的重商主義理論去批判英國的自由放任制度、維護霸權體系、經濟協作制度和卡爾塔（壟斷利益，集體行動）。德國銀行在德國工業努力崛起的協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指導公司促進兼并，鼓勵產業集中，甚至為戰略基礎設施融資做出了貢獻；相比之下，英國銀行沒有為工業合作提供任何幫助。此外，像阿爾弗雷德克虜伯這樣富有遠見的德國工業家和國家政府官員一起研究發展對策，抓住了出口這個十分重要的方向，並將其提升為國家發展計劃中的國家優先事項。德國國家機構通過各種手段，包括廣泛發展領事制度，大力推廣德國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經濟史學家亨利·豪瑟發表了一篇有影響力的報道，講述德國如何在這個」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環境中」，通過」深思熟慮的計劃」將」它所有的力量都用於對外部市場進行系統性的征服」。這不禁令人驚訝地想起現代中國的工業化政策。與中國一樣，德國的協調發展使這個國能夠創造出自己的比較競爭優勢; 到十九世紀末，集中體系使德國商品在國外市場和英國都具有競爭力，這創造了與英國相互依賴的關係，同時也製造了兩國間政治的緊張關係。

中國故事與德國類似，這些相似之處並非完全巧合。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欽佩德國依靠出口帶動增長的模式，而且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同樣持懷疑的態度。十九世紀，中國直隸總督李鴻章，一位曾壓制了太平天國的叛亂，發動了洋務運動，並在朝擔任高級官員的政治家，在他的書房中保留了奧托·馮·俾斯麥的照片，並十分欽佩阿爾弗雷德·克虜伯，認為他是中國實現工業化所需要學習的榜樣。德國及其強大的中央集權領導力成為中國自強運動的決定性靈感。據報道，當時的黃埔軍校司令員，後來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要求他的學員就俾斯麥如何統一德國進行考試，並在自己的一些國家發展計劃中借鑒德國的例子。隨著中國從毛派主義中脫穎而出，儘管借用了西方資本來補充了貸款，中國還是按照德國模式建立了開發銀行。在國家主導的發展下，中國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並且與美國的經濟往來具有巨大的市場份額，同樣在不經意間為政治競爭奠定基礎的同時，創造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

由於這些戰略，德國和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迅速趕上了他們的競爭對手：英國和美國。柏林和北京有時會跳躍式的發展科技以縮小與倫敦和華盛頓的差距，而他們的競爭對手（英國和美國）則受到利益集團所支持的傳統技術的阻礙。舉個例子，德國在發展過程中投資了最先進的工業網路技術，而英國繼續依賴舊的鐵路系統、小型隧道和重工業這些過時的技術。同樣的，中國今天在移動支付和高速鐵路上取得的進步和成就與美國的信用卡和嘎吱作響的老舊鐵路旅行形成鮮明對比。

德國經濟追趕的速度給英國的精英學者敲響了警鐘，就像如今的中國發展速度對美國的精英學者敲響警鐘一樣。1871年，德國的GDP佔英國的67％，在金融危機之後，到1908年德國便超過英國。類似的，按購買力調整后，經過十年的改革后，中國的GDP在1990年僅佔美國國GDP的25％，但在2014年金融危機之後也超過了美國的GDP。不過，從人均收入角度上來看，即使在英美的經濟黯然失色時，德國和中國的人均收入仍然較差。德國收入在1913年佔英國收入的74％，而2016年中國人均收入僅佔美國收入的25％。

雖然數據顯示，德國和中國公民分別比英國和美國的公民更窮，但這絲毫沒有起到減緩英美兩國對德中兩國的焦慮。從英美的角度看，無論是當時的德國還是現在的中國都經歷了一場激進而令人震驚的經濟現代化變革，這使得幾十年後，他們將成為一流大國行列中的一員。英國精英學者們認為，德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作弊行為，正如記者威廉姆斯在1896年提到的那樣，」德國已經將侵入了英國製造的核心秘密，並以其所掠奪的知識豐富了她的企業。」對德國精英來說，他們擔心英國會通過經濟或者軍事的手段限制貿易、技術和資本的流動來阻止其國家的崛起並破壞其經濟。同樣的擔心也是如今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華盛頓指責北京作弊，北京指責華盛頓試圖同通過關稅阻止其崛起。的確，正如英國政界人士對他們的競爭對手德國毫無掩飾的加征制裁性關稅一樣（本文後面將對此進行更詳細的研究），美國政治領導人也在做著類似的有風險的錯誤事情。實際上，美國領導人似乎忘記了，大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往往比拼的是比關稅更為微妙、複雜的金融工具的應用。除了直接加征關稅，至少還有四種經濟工具，這包括上文提到的標準制定、技術獲取、金融力量和基礎設施投資，這四種工具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大國爭取經濟優勢的主戰場。

規則制定的爭奪

科技的標準制定及其衍生出的網路效應都是大國長期競爭的舞台。科技佔主導標準的國家可以利用科技優勢攫取其他國家的利益，這一點被新興國家所重視。通常，他們通過創建平行的科技體系來降低自身的脆弱性。的確，目前中美在信息通信技術（ICT）上的競爭與德國和英國長達一個世紀的在信息通信技術基礎設施（無線電報）中關於主導地位的競爭有著驚人的相似，這種相似對如今的中美競爭來說是重要的經驗教訓，同時為今後事態的發展起到參考作用。

在十九世紀末期，由英國皇家海軍支持的義大利工程師古列爾莫·馬可尼創建了一個無線電網路，使英國壟斷了無線電傳輸行業。不僅如此，英國當時還擁有60%的世界海底電纜傳輸的份額，也同樣壟斷著國際無線電傳輸。德國政府對此感到非常的不安，並由德國軍方直接提供經濟支持，幫助德國的科學家成功的複製了馬可尼的設計並為此申請了德國的專利，至此開始建立自己的無線電通訊網路。即便如此，馬可尼先進的遠程無線電和先發優勢使得他擁有的由英國政府支持的公司成為了全球標準，而馬可尼則利用這些網路效應實施了」不使用馬可尼無線電運營商」便」沒有交流互通」政策。德國的企業和遠洋航運公司不希望與全球通信失去聯繫，因此他們更傾向於使用英國支持的系統，從而使最初的德國建造的系統邊緣化。

為了反對英國無線通信的壟斷標準，Kaiser Wilhelm II（1898-1918）加強了德國的工業政策。他迅速下令兩家大型德國研究無線電通訊的電氣公司：西門子-哈爾斯克和AEG一起合作，並在1903年成功建立了德國自己的無線通訊設備公司Telefunken。皇室解釋說」無線電報領域的[國內]競爭削弱了德國的競爭力，並讓馬可尼公司有機會達到不符合德國利益的全球壟斷」。在KaiserWilhelm II治理下，德國試圖通過禁止馬可尼系統在一些領域的應用來追求自我保護主義。他通過向南美洲和非洲這樣的新興市場出售其技術，從而在這些地區樹立標準規則並確保收入。德國雖然在反英壟斷上失敗了，但是它在多邊主義中取得了成功。德國組織了一場國際大會邀請了其他大國並在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有關無線電標準。同時，在美國的協助下，德國於1906年的會議通過談判達成了一項條約，成功地禁止了馬可尼的」非互通」的壟斷政策，打破了英國的壟斷局面並建立了有效的英德雙頭壟斷。德國的努力並非源於偏執狂，而是因為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壟斷了通信網路，通過削減德國電纜，監控德國交通變化渠道以及迫使德國交通進入英國控制網路等對德國進行攻擊限制。此外英國還揭露Zimmerman（德國）電報的內容，涉及提議與墨西哥進行軍事合作，幫助美國加入戰爭等消息。

英德關於規則制定尤其是關於ICT方面的規則制定競爭摩擦表明了在戰略競爭的背景下，競爭摩擦可能會變得高度政治化。今天，中國的戰略與一個世紀之前的德國有異曲同工之妙：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慷慨的國家合同，軍民融合，禁止競爭產品，強制合併，追求第三世界市場，甚至應用國際條約制定規則標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BRI）於2013年啟動，通過大陸和海上基礎設施建設將歐亞大陸連接在一起，並提出了通過修建感測器和軟體連接到網際網路的」智能基礎設施」的方法建立規則標準。這將是由中國建立的標準，同時也可能是對美國公司的內部互操作性的否認，從而使美國失去了自動駕駛汽車和其他未來的產業的主動權和主導地位。

中國決定禁止或限制Facebook，Twitter和谷歌等西方網際網路公司，允許其本土替代品 – 阿里巴巴，騰訊，微博，百度 – 成為國內標準。舉個例子來說，百度在中國的在線搜索市場上擁有壟斷地位; 新浪微博提供了Twitter的替代品;人人網和騰訊的微信扮演了Facebook的角色。這些原本受保護的本地產品現在變成了創新者。例如，中國曾經也是以現金為基礎的經濟體，阿里巴巴和騰訊超越了西方經濟更依賴信用卡的消費體系，創新性地推出電子支付並成為金融技術的全球領導者。這些公司已經擴展到海外，且其目標市場往往不是美國，而是像德國的Telefunken一樣尋求利潤較低、競爭減少的新興市場。如果中國支付應用程序成為全球標準，它將使北京成為先行者，並將這種網路效應優勢傳導到中國的銀行，公司和情報設備，使中國在此獲益。事實上，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在2018年便發聲說，如果中國的微信等移動支付應用程序在全球擁有超過10億用戶，那麼它將的可能會對Visa，Mastercard和美國運通在全球支付方面的主導地位構成威脅。

中國同樣也在爭奪網際網路連接應用在硬體基礎設施的標準規則。中國政府投資了數十億美元確保中國晶元製造商可以在5G移動網際網路標準的競爭中擊敗美國的對手。同樣，華為和中興等中國企業也獲得政府貸款，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網際網路連接的硬體基礎設施。正如英國的例子所示，這些建設不僅使中國技術成為標準規則，同時它們也為監控創造了條件。

英德在電報方面的競爭表明，華盛頓需要認真對待中國在以國家為導向的標準競爭中的挑戰，同時，它還提供了一條前進的道路。與德國利用國際會議打破英國電報壟斷的方式大致相同，美國可以通過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TTIP）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等各種多邊協議制定或保持有利的ICT標準。這樣做可能會使中國無法通過其自由貿易協定；國家內部支持的大型壟斷企業和基礎設施項目來實現單邊標準制定和增強經濟優勢的目的。然而事實上特朗普對這些貿易夥伴關係持批評態度。

技術的收購

為了競爭標準規則的主導權，各國必須首先獲得新技術，而正在崛起的大國通常採取了兩種收購戰略從已經完成崛起的大國中獲得優勢：盜竊和基礎科學投資。對科技的盜竊長期以來一直是大國競爭的一個特徵。實際上，複製最佳實踐是德國政府政策的既定特徵。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曾在19世紀80年代將普魯士工業和採礦機構的負責人馮·雷登伯爵（Count von Reden）派往英國去接受學習最新的技術。他甚至邀請了英國偉大的鐵器大師約翰威爾金森的兄弟到德國管理皇家鐵器的工作。阿爾弗雷德克虜伯（Alfred Krupp）在19世紀30年代偽裝成一名旅行的貴族，以窺探英國鐵器廠。在十九世紀末期，德國已經模仿學習並在某些領域中擁有了超越英國的能力，在許多領域建立了技術領先地位。

這些德國對英國的實踐在中國抄襲西方科技的時候都可以看得到。中國利用慷慨的贈款來吸引有才華的外籍人士回到中國; 在矽谷開設研究中心，學習人工智慧的尖端方法，當這些方法失敗時，中國甚至使用黑客和其他非法手段。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佔了美國知識產權被盜的總量的即使沒有80% 也至少有一半。

即便如此，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卻沒有德國的必然結果，該計劃將工業政策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獲取的國外技術相結合，無論是規模還是形態都是前所未有的。該倡議利用國有企業的優勢扭轉中國在電動汽車和生物製藥等10個重要未來行業中的滯后地位。舉個例子，在政府指導下的中國的銀行已撥出數百億美元的」集成電路基金」，該基金將成為風險投資或私募股權代理用於收購公司的工具，通過收購以獲得西方的關於半導體的技術，這項技術將會是未來科技和網際網路的核心。作為奧巴馬政府的前國家安全助理檢察長，約翰卡林抱怨說：」他們的目標是我們的私人公司。這不是一場公平的鬥爭。一家私營公司是無法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資源競爭的。」

這些獲取技術的努力顯然與創新不同。為了創造新的技術，大國曆來對基礎科學研究方面進行投資，特別是對大學的投資。以法國技術學校為例，崛起的德國通過國家融資向高等教育進行大量慷慨的投資，推動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然後通過這樣的國家投資從技術落後的國家轉變為高科技領導者。到十九世紀中葉，德國已經有明確的科學領先優勢，特別是在化學和物理方面。在1901年至1932年期間頒發的100項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中有33人為德國科學家，18人為英國科學家，6人為美國科學家。

美國曾經對教育的重要性理解的很透徹，而中國也已經牢牢抓住了這個機會。的確如此，德國的例子激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高等教育的投資，也以此作為與蘇聯戰略競爭的一部分。同樣，對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學的支持也是中國在全球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中國的大學在國際排名中也在快速發展。2018年，北京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排名第27位，清華排名第30位，遠高於2010年的37位和58位。這兩所大學是中國最負盛名的大學，並且與其他的一些本土大學一起飛快的發展著。中國已經建立了過去只有德國和美國才擁有的大學體系基礎（即使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排名第一和第二，英國也缺乏這種規模）。與此同時，即便中國對美國的挑戰越來越嚴重，美國仍在忽視其公立研究型大學的投資。

英德之間的競爭表明，不受限制的開放可以促進崛起中的國家發展，專制的工業政策也可以極大地促進崛起的大國實現技術平等，甚至可能成為支配地位和領導級別的國家。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回應與制裁將不僅僅在於關稅方面：它需要更好地管理美國的科技開放政策，監管技術盜竊，審查中國的投資，以及對基礎科學進行在投資，從而可以維持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

金融戰爭

國際金融工具是和平時期大國之間進行經濟競爭的重要武器。事實上，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尼古拉斯·蘭伯特（Nicholas Lambert）在他的」計劃世界末日」（PlanningArmageddon）一書中所展示的那樣，英國對德國崛起的回應是制定了經濟戰的詳細策略。英國在貿易融資交易和海上保險等金融服務領域擁有網路優勢，可以匯總德國和他的同盟國奧匈帝國的數據，從而知道其詳細日程安排。法國也同樣採用經濟手段：法國的政策是對德國證券交易所進行了協助攻擊，使得德國在1911年摩洛哥危機中不得不做出妥協。

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提供了和英國一樣的可能性。美國銀行體系的覆蓋範圍，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首要地位，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的權威性以及美國對銀行間支付的影響力，這一切給華盛頓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實力。這種已經對伊朗和俄羅斯的金融制裁起到非常效果的經濟主導地位令中國深感不安，就像當年英國的經濟中心地位同樣嚇壞德國一樣。

如果說已經確立的大國在發展中尋求運用其財務槓桿的作用，那麼正在崛起的大國則試圖逃避它。的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就積極尋求減少其對英國金融力量面前的脆弱性的方法。1907年，英國在三重協約中結束與俄羅斯的聯盟之後，德國銀行家馬克斯·沃伯格（MaxWarburg）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改革將通過承兌匯票（商業匯票）來發展德國貿易融資，這些商業匯票有著金融機構擔保，並且被用作打擊英國金融壟斷的替代品；他的弟弟保羅在另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美國，通過國家貨幣委員會幫助發起了類似的倡議。此外，德國政策制定者一直認為銀行是一種重要的權力工具，可以為英國金融服務提供替代方案，同時打擊英國的壟斷業務。事實上，在英國金融機構專註於提供有限制的和特定的服務（貿易融資、交易政府債券、交易私人股票、管理存款、工業金融）的時候，德國銀行在一個普通的大眾平台上提供所有種類的服務。通過這種方式，德國銀行構成了一個」普遍且大眾化」的銀行來為大眾提供服務，而不是像英國的資本市場或金融機構那樣有很多的限制，這樣的結果，反而降低了德國的金融脆弱性。

與德國一樣，中國也在努力減輕美國的金融影響力，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從多方面進行努力改變，其中包括：1、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傳特別提款權，這是一種替代性的貨幣，可以減少各國持有美元儲備的需要; 2、通過雙邊互換協議實現中國貨幣國際化; 3、尋求西方主導的SWIFT銀行間支付系統的替代方案; 4、為主權債務投資新的全球信用評級機構; 5、希望將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建設成類似於紐約或倫敦的全球金融中心。通過這些努力，中國希望可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並通過美國無法控制的中國自主研發的或相同的金融體系改變支付方式，同時中國也質疑某些西方信用評級機構的信譽。最後，為了不被美國實施金融制裁，中國將美國銀行納入中國自己的銀行系統。英德的例子和中美現在的關係之間存在著一個主要區別，那就是中國持有並控制著大量的美國國債，如果對美國國債進行操作的同時，也會同樣直接損害中國的利益，因此目前持有美國國債的這種優勢幾乎沒有提供不對稱的金融槓桿。

正如英國和德國的例子所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金融槓桿和不對稱的相互依存的競爭關係不太可能減弱，而美國戰略就如同當年英國的戰略一樣，需要針對當下中國正努力減少其脆弱性的過程進行干預調整。過於頻繁地對美國盟友施加制裁，濫用美國的金融權力，只會加速中國獨立於西方金融槓桿鉗制的進程。

基於基礎設施的經濟實力預測

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是經濟競爭中另一個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它們不僅能夠促進貿易聯通，還能提供投射」經濟力量」的機會–即重塑大國競爭的戰略競爭態勢。在德國和中國的案例中，他們先前的戰略地位都是不利的。這些大國被具有防範心理的陸地鄰國所包圍; 此外，因為他們依賴的海上通道被英國和美國等競爭對手所控制，他們事實上很脆弱。儘管德國和中國可以發展海上艦隊來彌補這一脆弱性，但基礎設施投資也提供了另一種投射力量的方式-這種方式可以幫助他們擴大腹地範圍，突破包圍圈，減少對海洋的依賴。

大約一個世紀前，德國的領袖試圖建造一條1000英里的鐵路，以規避英國海軍的霸主地位。該鐵路一路從柏林修到巴格達，終到波斯灣。德國政府向本國金融機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支持該項目，德國高級官員將該項目描述為」一項德國的國家事業，值得執行，管理和運營。」對德國而言，柏林–巴格達鐵路不僅繞過了英國強大的海軍，它還將德國的影響力擴展到中東，打開了奧斯曼帝國作為出口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國，並為德國保護其在非洲的海外資產提供一條新的途徑。這個命運多舛的項目雖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未能完成。如果完成，可能會徹底改變歐亞大陸的戰略競爭態勢。

中國的」一帶一路」（BRI）項目同樣利用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宣布該計劃，且該計劃已被中國領導人定性為」世紀工程」和新時代的」絲綢之路」。可能是出於歷史的巧合，」絲綢之路」一詞最初被帝國主義德國設計出來，宣示了柏林自己的大陸野心.

然而，中國有更強的雄心壯志。北京希望通過鐵路、管道、高速公路、港口和其他基礎設施項目將近70個國家和三大洲連接在一起。這些項目聯通了縱橫交錯的歐亞大陸，並通過陸上通道和海上通道將中國與歐洲、非洲聯繫起來。該項目得到了中國高層領導的高度關註：這是習主席的標誌性倡議，是黨內強大的」領導小組」重點關注的項目之一，該領導小組凌駕於各部委之上，協調該政策，同時將項目宣布為未來十年的重點外交政策。

中國追求」一帶一路」的主要動機與德國相似，其中之一就是規避其在海事方面的劣勢。正如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在2012年的一篇有影響力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 – 中國的東邊面臨安全挑戰：包括海上爭端、島鏈、美國海軍以及懷有戒心的鄰國。王教授指出，在陸地上」向西邊前進」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與東亞不同，中國西邊的國家之間沒有結成以美國為首的區域軍事聯盟，也不可能出現這種聯盟。」的確，中國在西邊擁有豐富的資源和施展空間。可以利用剩餘產能和美元儲備來推行管道、鐵路、高速公路、甚至陸上網際網路基礎設施項目，以減少中國對海洋的依賴。從這種方式來看，中國向西發展的野心與德國向東發展的戰略具有鮮明的相似之處。

這兩個國家的陸地投資都有另一個重要目的–到達海洋，特別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印度洋。對德國來說，印度洋有助於德國保護其非洲殖民地。對中國而言，印度洋有助於確保中國的能源和商品進口–這些能源與商品大部分流經這些水域–且不受阻斷。胡錦濤主席在2003年的一次演講中首次提出這些擔憂，不到二十年，如今中國的鐵路和高速公路已經直接聯通到巴基斯坦和緬甸的中國建造的港口，可以將資源通過海路和陸路的方式運回中國。一些軍事官員承認，這些港口有朝一日可能會有中國軍事力量的存在。事實上，中國在吉布地的新軍事設施驗證了這樣的野心。

德國和中國對基礎設施的巨額投資是一種被海上競爭對手所包圍的大陸強國的經典賭博遊戲。像之前的柏林-巴格達鐵路一樣，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也可能崩潰–崩潰的原因不是來自大國戰爭，而是來自冥頑不靈的合作夥伴，過度的金融擴張以及當地的安全挑戰。即便如此，華盛頓也不能假設他們必將失敗，而必須認識到，如果這些項目取得成功，它們可能會重塑亞洲的戰略地理位置。更明智的做法是了解中國的地緣經濟工具與其具有的力量，並儘可能的與我們的盟國與夥伴進行合作，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來跟中國進行競爭。

關稅：一種鈍器

大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微妙而複雜，參與者需要長期的耐心，很少出現情緒化反應。基於貿易規則、技術領導地位、財務槓桿和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競爭要比直接徵收關稅複雜得多，效果也沒那麼直觀。徵收關稅具有極強的民眾號召力，特別是對於那些對本國經濟下滑、經濟安全無法保證的情況感到憤怒的民眾。加征關稅雖然能使民眾心理上感到安慰，但在需要關注更多細微領域差別競爭的環境下，戰略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關稅是大國競爭中的原始工具。加征關稅雖然旨在幫助本國的生產者，但跨國供應鏈的複雜性以及中間產品（如汽車零部件）是成品的一環這一事實意味著關稅事實上會削弱工廠的生產能力，導致廠家將工廠移到半成品更便宜的國家完成最終的生產。從戰略上講，加征關稅會導致外交夥伴轉向競爭對手，而英國的關稅保護主義確實導致了一些歐洲國家更加依賴德國市場。此外，關稅可能會破壞各國一起對」騙子國家」施壓的多邊合作。由此可見，關稅是易於使用的原始工具，但其經濟和政治的後續影響難以預測，甚至更難控制。

英國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警示故事。在十九世紀末期，英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們推出了一個商品標記法案，該法案要求產品標註其原產國，旨在制裁德國模仿英國商品的行為。幾年後，一位富有魅力的、名叫約瑟夫·張伯倫的伯明翰政客主張加征關稅，以保護英國製造業免受德國出口的傷害。1903年，張伯倫感嘆道：」農業……實際上已被摧毀；糖業，已經消失了；絲綢業，已經消失了；鐵礦部門，受到嚴重威脅；羊毛行業，受到嚴重威脅；棉花行業將是下一個受害者！」一年或者再晚一點，可能就會有人悲嘆：」這個國家。過去曾是……世界工廠……

「現在情況已經不再如此了……我們的對手在使國家變得偉大這點上正在超越我們……明智的國家會在競爭對手超越自身之前就採取措施」。德國出口的成功被視為抄襲作弊的成功。亨利·豪瑟說：」德國人在國際牌桌上投擲的骰子已經裝滿了。在這種情況下，與善於欺騙的玩家一起進行公平競賽是一個瘋狂的行為」。張伯倫在演講中將關稅與國家安全聯繫起來，並宣稱如果不對英國市場予以保護，該國經濟將陷入困境。在他看來，加征關稅有利於英國人民。」

張伯倫的主張得到了他的兒子內維爾·張伯倫的忠實執行，內維爾·張伯倫在幾年後當選議員。當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為英國市場引入貿易保護機制，對外國商品徵收更高關稅時；1932年的法國同樣選擇在其國內進行更多貿易，同時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這一舉措不僅讓讓德國出口商的生活變得艱難，對於中歐、東南歐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許多出口商而言，他們的處境也不容樂觀，這使得這些國家更多地轉向與德國進行合作。最終，關稅被證明是一種不精確的工具，它實質上損害了英國與盟友的關係，將在德國和英國之間的搖擺國家推向了對手，並最終削弱了英國自身的戰略地位。

在約瑟夫·張伯倫著名的格拉斯哥演講中，他曾強調：」英國絕不能在面臨危險時被孤立」。但事實上，他的政策導致了英國的被孤立。張伯倫通過事實上打破圍繞在英國周圍的全球多邊主義，加強了德國的力量。在英國加征關稅的那一年，德國迎來了一個野心勃勃的領導者，他認為可以利用英國加征關稅的戰略機遇，團結全球夥伴，極大增強德國力量。事實上，正如政治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精心記錄的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國家強烈的依賴德國市場，反過來，這又使得這些國家難以挑戰德國的霸權主義。

今天，唐納德·特朗普的主張與約瑟夫·張伯倫的主張極其相似：」我們被世界上每個國家所利用，」特朗普抱怨說，」它不會再發生了！」特朗普的競選宣言：」使美國再次偉大：如何拯救跌倒的美國」中解釋說：」有些人希望我不把中國稱為我們的敵人，但事實上，他們確實是我們的敵人」。特朗普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是一種欺騙，事實上中國並沒有和其他國家進行公平競爭。特朗普的中美貿易戰是約瑟夫·張伯倫極有可能會支持的。

特朗普的主張在民眾中並非完全不受歡迎，他的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未來可能會被證明是具有遠見的。像兩黨立法提出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這部法案提出了在處理中國收購西方知識產權的案例中，政府應該採取的措施，這種立法方式比美國直接加征關稅效果更好。其他的挑戰，包括中國實行的強制性技術轉讓，非關稅壁壘以及國家補貼仍然存在，雖然它們違反了WTO規則，但鑒於中國體制的相對不透明性，它們很難被發現和證明。

因為這些原因，華盛頓需要重新談判與北京的經貿關係，但肆無忌憚的進行戰略對抗是不太可能獲得壓倒性勝利的。事實上，和張伯倫一樣，特朗普的貿易處理方式在情感上讓民眾大為滿意，但對國家外交來說卻是一場災難。通過提高關稅—不只對中國，還包括美國的盟國、合作夥伴、鄰國以及亞洲的一些小國，特朗普事實上是在將他們驅逐到中國一邊。相比之下，一些評論家不贊同特朗普的對抗策略，並支持與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然而，這個合作方案的問題在於，像以前正在崛起的帝國德國一樣，中國擁有一個在技術標準，技術創新，金融政治和地緣經濟方面具有強烈競爭力的國家指導系統，針對於此，美國需要合力做出一個有共識的回應。

美國的回應既不應該是盲目的對抗，也不應該是天真的合作；相反，它應該是具有競爭力的反應。與加征關稅相比，正確的方法是與盟國進行合作，一同制定市場准入規則，提高貿易標準，懲罰中國不公平的工業政策與技術盜竊行為；歡迎世界上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來一同創造貿易保護治國的替代方案。中國現在表現得很好，但美國會更加好，只要美國積極的團結我們的盟國。

本文由」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    蘇立，楊天宇，宗峻麒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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