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在同一天,時時向美國挑釁的朝鮮在首都也舉行了國際馬拉松比賽,和波士頓馬拉松賽中發生爆炸案不同,朝鮮馬拉松賽平安結束。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在愛國日這一天,確實令人諷刺。但不管怎樣,既然是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事件,確實應該予以堅定的譴責,更何況,三名殉難者中,還有一名中國人。這一次,中國不分各派,也都難得的一致起來,異口同聲的聲援、同情、譴責,某些媒體和知識分子更把該事件上升到人道主義與人性的底線高度。
然而,這一幕對於生活在海外的華人而言,卻是百味雜陳。
世人皆知,西方社會是恐怖主義襲擊的主要對象,也是恐怖主義主要的受害者,對恐怖主義造成的危害深有體驗。所以,當其他國家發生恐怖事件的時候,他們自應以已之痛惜他人之痛,像我們對他們的遭遇表示同情一樣,對發生在中國的恐怖主義事件進行譴責——這在中國還被視作人道主義和人性的底線,被當作一個民族文明與否的標誌。
但事實卻恰恰相反。
2009年,中國新疆發生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事件,數百平民死亡。在中國透明和全方位的報道下——各國媒體均可自由採訪,法新社的報道卻是「警察對示威人群肆無忌憚的開槍」。最後,一起恐怖主義事件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下演變成中國對少數民族的鎮壓。
還有2008年奧運前夕的西藏「3·14事件」。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會明白,中國做為奧運東道國,是最不希望出現意外的。製造事端對誰有利,任何稍具常識的人都會清楚。結果,事件發生后,西方又是一邊倒的譴責中國,掀起一股空前的反華浪潮。
現在我們知道,這一次發生在波士頓的襲擊事件,是美國少數族裔所為。而且兩名嫌犯未成年即生活在美國,完全是美國培養出來的,並非境外基地組織所「洗腦」的結果。那麼,中國的媒體為什麼就不能學一學西方的新聞自由,也指責指責美國不公正的少數民族政策?反倒是車臣總統,說出了真相:「任何想要把車臣與察爾納耶夫兄弟聯繫在一起的企圖都是徒勞的。他們成長在美國,他們的態度和信仰都來自於美國。必須從美國尋找邪惡的根源。」而嫌犯父親的一席話也頗令人回味:他2012年1月曾回到俄羅斯更換護照,他說自己不想離開(俄國),希望讓全家人都回來。他不喜歡美國,雖然他在波士頓是著名的拳擊手。
確實,世人是要問一個為什麼:一個幼年即在美國生活而且長達十多年的人,一個天天被美國價值觀熏陶的未成年人,一個在美國事業有成的人,怎麼會成為一個不喜歡美國的恐怖分子?當然,察爾納耶夫兄弟並非是第一個來到美國就「過淮為桔」的。
2007年製造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死亡33人的槍擊案的元兇、來自韓國的趙承輝,也是未成年(僅八歲)就生活在美國,十多年後,成為恐怖殺手。只是到今天為止,從來或者極少有中國媒體從這個角度來問一個為什麼。
何以一向以批評自居的知識群體和某些媒體,在面對美國的時候,就失去了判斷力了?或者就喪失了自己批評的立場?為什麼當中國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的部分群體總是要和西方媒體一樣深挖深層次原因,深挖體制性原因,何以換成美國的時候,就完全是另一套標準了呢?
這裡應該引起中國人警惕的是,當中國努力按照新聞原則來處理新聞的時候,西方卻純熟地用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攻擊認為是自己潛在對手的國家。
不妨再舉美國的例子。當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慘案發生時,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美國《芝加哥太陽報》竟然無中生有報道兇手是中國人,甚至繪聲繪色、極其詳細地描述說兇手是於前一年8月7日乘坐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航班,從上海出發,在舊金山登陸美國,持學生簽證入境——而事後證明這一切完全是編造。更誇張的是,美國媒體還報道稱,兇手來自中國遼寧東港,並公布其姓名。後來上海東方早報記者與美國警方、中國遼寧警方共同查證,發現擁有這個姓名的公民中,最年輕的也已經71歲。儘管如此,我們看不到美國媒體的道歉,也沒有看到美國民眾在被假新聞忽悠以後的抗議。看來,新聞自由是需要一個「寬鬆」的環境啊。
這裡,我們能看到西方新聞的客觀性、真實性嗎?能看到美國這個民主國家媒體界的專業性和工作倫理、職業操守嗎?
西方媒體這樣的例子太多,簡直是俯手便得。《時代周刊》剛剛評出全球百大有影響力人物。全球著名的人士艾未未也榜上有名。美國自然有美國的標準,我們不需干涉,但至少要做到真實和全面。其對艾未未的點評有這樣一句:2011年由於批評中國政府而在沒有任何指控的情況下入獄81天。但事實卻是他是因為逃稅和漏稅以及傳播淫穢(他那幅男女集體裸體照片,在西方任何一家介紹他的媒體都沒有採用)!當然,西方完全可以說真正的原因不是稅的問題,但至少要提供一個完整的信息。另一方面,西方也要同一個標準對待自己。比如,維基解密的創始人阿桑奇被控以強姦罪,西方也應該指出真正的原因是泄露了美國不光彩的國家機密,令美國形象在全球受到打擊,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而瑞典和英國則充當了美國的幫凶。只是,西方怎麼可能按同一標準來對待自己和他人呢?
此次波士頓爆炸案發生之後,中國媒體頗為津津樂道的是中國國民素質的提高,特別是和十多年前的911相比,幸災樂禍的少了,基於人道、人性的同情多了。那麼,中國進步了,是否這個世界也進步了?波士頓爆炸案不久,中國四川發生了7級地震,上萬人傷亡。相對於涉及利益、意識形態、民族和宗教因素的恐怖襲擊,自然災害是更應該從純粹的人道主義角度來看待的。可是當我們看看台灣偏向獨派的主要媒體《自由時報》網站,會發現眾多網民的留言竟然是大談特談大陸的導彈,大談特談受到的大陸的所謂打壓,聲稱絕不值的同情,絕對不會捐款。
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幾年前另一場發生在四川、損失更為慘重的汶川地震。受西方人權和博愛教育的不少精英們又是如何表現的呢?不妨想想莎朗•斯通的「天譴論」。台灣這些網民尤其應該反思的是,汶川地震發生后,許多台灣遊客困在四川,大陸決定優先將他們撤離.這個決定還引發受困九寨溝九黃機場的其他旅客不滿,而發生衝突。
這裡我想的說的是,當中國進步了,文明了,我們是不是也還要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狀況。當中國以更高標準來要求自己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對這個世界有所要求?
美國波士頓爆炸案發生以後,為追捕嫌兇,政府採取了不少極端措施。比如全城戒嚴、學校停課、地鐵停運、馬塞諸塞州的州長下令一百多萬市民不能外出,必須待在家中、切斷了波士頓與紐約的交通——除了飛機外,火車和公交一律停運。
如此做法,外人不予置評。看看美國歷史,在極端時刻,往往會採用極端手段。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為應對危機,下令剝奪民眾持有黃金的權利,要求必須按照官方匯率兌換。隨後,立即大幅貶值30%以上。毫無疑問,這是對民眾財富赤祼祼的掠奪。然而,在極端時刻,也只能採取這種極端的做法。美國一樣,中國也一樣。
波士頓爆炸案還說明了,在美國這樣號稱「民族融爐」的社會,其多民族融合的政策顯然並不成功。這對於一個建立在移民基礎上的國家而言,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美國或許想不明白的是,它是支持車臣對抗俄羅斯的,它也是支持熱比婭分裂勢力的,怎麼這些伊斯蘭主義者就是不領情?
美國黑人數百年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99%以上的選票投向了奧巴馬,不是因為他們認同奧巴馬和他所在政黨的理念和政策,而僅僅是因為他的膚色。2011年,美國非白人出生總數第一次超過白人。按照這個趨勢,以白人、新教為基礎的價值觀將很快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成為少數,進而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被邊緣化。這才是波士頓爆炸案透露出來的美國真正的危機。二十年之後,恐怕還沒等到中國全面崛起取代西方文明之時,西方文明已經在本土泡沫化了。而這種泡沫化竟然是通過一人一票的民主。或許一個美利堅伊斯蘭聯邦共和國很快就浮現在歷史的地平線。
俗話說,禍不單行。波士頓爆炸案還未了,隨後更發生得州化肥廠空前規模的爆炸事件。這雖然客觀上說明了,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且是難解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同樣說明美國在社會管理上的弊端。尤其是,波士頓爆炸案發生之後僅僅兩天,美國參議院就否決了控槍法案。總統奧巴馬掩飾不住內心的怒火。當天在白宮發表講話時,他面露慍色直言:「對華盛頓來說,這是非常恥辱的一天」。這隻能說,結果是恥辱的,但卻符合程序正義,符合民主的程序原則。只是為什麼一個程序正確但結果卻是恥辱,非常值得美國人、中國人反思。或許,這才是美國病的病根所在。
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學發生震驚全美的槍擊案,造成包括20名幼童在內26人死亡。奧巴馬於是把控槍與移民改革定為其第二任期的兩大施政重點。之後,奧巴馬為控槍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資源。就在過去兩周,奧巴馬還為控槍立法啟動了新一輪造勢,包括親自帶領數名康州校園槍擊案遇難兒童家長來華盛頓,參與對國會議員的遊說工作。不僅如此,奧巴馬還做了重大的妥協:禁止攻擊性槍支與大容量彈夾銷售就從他的控槍方案中消失了。
還需要一提的是,自從上次校園悲劇之後,98天內又有2243人做了槍下冤魂。然而,鮮活的生命抵不住嚴酷的政治現實——儘管桑迪胡可小學慘案發生后,槍擊案受害者家屬四處奔走推動控槍法案立法進程,他們言辭懇切:「記住,這不僅僅是政治」。最終,這個已經打了折扣的禁槍法案胎死腹中。
據英國《衛報》調查報道,投反對票的參議員中,只有三個人沒有收槍擊協會的錢(觀察者網對此刊發頭條新聞)。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國會選舉又快要到了。當年柯林頓利用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曾通過一個控槍法案,結果中期選舉,全美持槍協會幫助共和黨逆轉勝。前車之鑒啊!哪個議員不心寒。只是,國家的命運由此懸於誰手?
無論是波士頓恐怖主義襲擊、得州化肥廠爆炸悲劇,還是參議院控槍案被否決,都顯示了美國深刻、尖銳的內部矛盾和體制的無能為力。尤其是恐怖主義襲擊再次得手,沉重打擊了美國自「911」以來逐步恢復的安全感和自信心。而且這一次和「911」不同,是「內部人」所為,將更加難以防範,打擊成本將遠遠高於針對境外的基地組織。
由於嫌兇都是穆斯林,這將更加激化不同宗教、不同種族之間的不信任感和敵意。美國將面臨漫長的療傷之旅,內部整合之旅。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有可能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內政上來。這無疑將會大大減輕中國承受的國際壓力:制度壓力、國際利益博弈。中國當然不會放過任何發展機遇。正如2009年達沃斯論壇主席施瓦布教授在向溫家寶提問時所表達的:「過去,我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中國的發展打了很多問號,但每次這些問號都被你們用漂亮的成績回答了;這一次,儘管我也有問號,但我不懷疑中國會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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