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客異論：科舉廢 儒士頹 不甘寂寞是書生

科舉廢 儒士頹 不甘寂寞是書生

       科舉制從隋朝（一說唐朝）開始實行，直至清光緒卅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前後經歷一千三百餘年，成為世界延續時間最長的選拔人才的辦法。對中國在內的漢文化圈諸多國家，以及西歐國家啟蒙影響深遠。

       科舉制極大程度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會中下層有能力的讀書人進入社會上層，獲得施展才智的機會。在中國一千年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通過科舉來選拔政府官員，鼓勵青年尚學苦讀，求得功名，科舉制無疑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19世紀80年代后，隨著西學的傳播和洋務運動的發展，科舉制度發生改變。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奏請立停科舉，清廷詔准其所奏，將育人、取才合於學校一途。至此，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最終被廢除。

        科舉廢除，徹底斷了儒生們的仕途。新學堂的興起，擠壓了舊私塾的生存，延續千年的讀書之人儒生、書生的稱謂，也逐漸演變成了學生、知識分子。

        清末民初較早的一批的「知識分子」，一些人出國留洋一些人做了傳統的「教書匠」外，似乎並未有太多的出路。於是「知識分子」們就不甘寂寞起來，其鼻祖當屬以康有為、梁啟超及其「戊戌六君子」的「公車上書」事件所開先河。此後就不得了了，王國維、嚴復、林語堂、胡適、周樹人、周建人，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崛起一批所謂「社會精英」。

       在這些精英裡面，特別值得說一說的是陳獨秀、李大釗。陳獨秀、李大釗不僅把「馬列主義」這個異端邪說介紹到了中國，並激情滿懷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甘寂寞的書生們，又一次驚世駭俗之舉。這一次他們沒有選擇向「皇帝上書」，可能因此時已沒了皇帝，而是將自己的主張公開昭示天下，他們與康有為、梁啟超最大的不同是，他們不但敢說還敢做——建立了「私黨」中國共產黨！

       自此，他們不但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近代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90%以上都是農民，他們的頭等大事是如何填飽肚子，哪兒還有錢來供子女上學呢。所以但凡能識兩字兒的人，都被人尊稱為「先生」，社會也逐漸以學歷高低來用人，這就使得年輕人以追求成為「知識分子」為時尚和實用。

       由於紙張、報館、電話電報、廣播的普及，輿論的作用被強化了，知識分子能言善辯、舞文弄墨，成了社會輿論的急先鋒，已經成了「知識分子」的人，就更加「翹起尾巴」來，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用。「知識分子」的夸夸其談，眼高手低，鄙視工農，同行相輕的劣根也一同放大了。其實，知識分子理應回歸到「教化愚鈍、答疑解惑」教書匠的本行上來，頂級人才可做些學術研究，其他只是作為「敲門磚」而已，大可不必為自己背上「為民請命，替天行道」的包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百無一用是書生」就是這個道理。魯迅先生筆下「孔乙己」的形象，就是極其生動的寫照。

       就拿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大名鼎鼎的大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來說，李因被軍閥張作霖絞殺，結果未可揣測，而陳由於自身的原因，最終被自己一手創建的黨所拋棄，抑鬱而終並未獨善其身，成了匆匆的歷史過客。這本身就為「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做了最好的註腳。

       而毛澤東恰恰卻是個例外。在陳獨秀因創辦《新青年》而名聲遠播之時，毛澤東還只是個「憤青」，在後來的人生實踐中，逐步摸索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腳踏實際一步一個腳印向著自己的人生理想邁進，「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終成大業，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寫下了前無古人濃墨重彩的一筆，堪稱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翹楚和楷模，令「無數英雄敬折腰」羨慕嫉妒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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