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業中年

搬進新居后，買了張乒乓球桌。近期目標是培養女兒的業餘愛好，通過打球提高她的身體素質；遠期目標是想通過提高女兒的球藝使自己將來有個打球的對手，鍛煉自己日漸衰老的身體；潛意識裡可能還有想彌補兒時酷愛打球卻沒有球桌的那份遺憾。令人失望的是，女兒學會了基本的推擋技術后就沒興趣了，每次叫她練球都要耐著性子求她，到後來甚至還要按小時給她付工錢，最後我也就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不指望她在這方面為校爭光或為縣爭光，並以此為將來上好大學加點分。嶄新的球桌成了廢物，還佔據著整個客廳。

後來小區里搬來一位廣西南寧人，姓謝，我跟他攀上了半個老鄉，因為廣西和江西都共有一個西字，南寧和南昌都同有一個南字。不管怎樣，他與我還真有一些共同之處：都是七五年高中畢業生，讀大學前都在社會上閑混了幾年，都喜歡打乒乓球。後來，他也失業了，在家吃軟飯，又多了一項共同之處，而且是最明顯的共同之處。

失業之前老謝常在周末來我家打球，他的球藝總體上跟我差不多，正手大力扣殺命中率很高，堪稱「穩、准、狠」，但缺乏「變」，且控制球的能力稍遜一籌。平時練球他還可以，一打「冠亞軍爭奪賽」他只能屈居亞軍，因為我盡量把球搓到他的反手位置上，不給他正手扣球的機會。幾局下來，老謝總是毫不服氣地帶著滿身的臭汗掃興回家。

老謝失業后，整天在網上忙著，起初主要是找工作，偶爾看看別的東西，後來主要是看別的東西，偶爾找找工作。一日，他告訴我有一位前乒壇世界名將也住在我們這個地方，而且跟我們住在同一個縣。我的這位謝老鄉以前也曾給我帶來一些地方新聞或小道消息，諸如健美專家簡·方達就住在離我們不遠的鄰縣，前總統吉米·卡特的圖書館門前最近停了許多車，某某著名文人將來我們這個城市訪問並計劃參觀《飄》的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的故居等。那些都不能提起我的興趣，惟獨這回我興緻勃勃，立馬決定去拜訪這位乒壇名將，跟他打幾盤球，合個影。跟他打球主要是想嘗嘗跟名將打球的滋味，領教他的厲害，開開眼界。至於合個影，那還有一段值得回憶的往事。

出國前我有個鄰居，姓李，在江西省人民醫院當醫生，平時喜歡下象棋。七十年代中期常在醫院大門口的傳達室外與我們這些待業青年下棋，還惹一大群人觀戰，最後總是被他老婆大大咧咧地罵著回去睡覺。後來可以考大學了，待業青年們都忙著準備，要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補回來，誰也沒心思下象棋。再後來大家都勞燕分飛了。八十年代末期，一次我去他家，托他替朋友開張病假條，見客廳牆上掛著一張他與聶衛平對弈的巨幅照片，我大吃一驚，不由得對他肅然起敬。能跟聶棋聖下圍棋，那可不是一般的水平，沒想到我昔日的象棋棋友居然還有這一手。他可從來沒告訴過我，看來真人不露相。從那以後我對這位總是因貪玩而在大庭廣眾之下挨老婆罵的大夫多了一份敬意。出於好奇，我頗想跟他走盤圍棋，但我圍棋走得不好，不好意思開口。後來我實在忍不住，鼓足勇氣冒冒失失地請他跟我下一盤，還說跟他走棋相當於跟聶衛平走棋。他微微一笑，我猜那意思是嫌我太嫩。我也不能強迫人家圍棋高手跟我這個業餘水平都夠不上的人下棋，但我心裡還是覺得異常遺憾，高手近在咫尺，我卻不能領略他的風采，不能嘗試被高手打敗的滋味，不知道會敗到什麼程度。這遺憾一直陪著我來到美國。

眼下賦閑在家多時，不知是閑得無聊還是出於自我安慰，我想起了七五年後在家待業的那兩年多遊手好閒的日子，自然也就想起了那些日子常與我下棋的李醫生，忍不住託人弄到他的電話號碼，給他打個越洋電話，問個好，聊聊天。交談中我還念念不忘沒跟他這位圍棋高手下棋的遺憾。他說他剛退休，在家悶得慌，無人跟他說話，院子里再也找不到能跟他下棋的年輕人，很願意跟我這位海外赤子多聊聊。於是他終於說出大實話：八十年代他曾在北京的一家高幹醫院進修，聶衛平的父親碰巧在該院住院，還碰巧是他協助分管的病人之一。一天，聶衛平去醫院探望父親，李醫生抓住機遇，提出與聶九段合影留念，還專門要拍對弈的架勢，老聶欣然答應。兩個單人沙發之間的茶几上正好有一副圍棋可作道具，於是就有了李醫生家掛在牆上的那副令人羨慕的照片。他還特意補充說，他根本就不會下圍棋，連圍棋規則都不完全懂，說完哈哈大笑，儼然一個老頑童。

老謝除了打球，還經常跟我聊天，談話內容無所不包。我把這段軼事告訴老謝，希望博他一笑。但近段時期老謝情緒越來越低落，對前途感到悲觀失望。他的語言和行為讓我猜測他可能患上了抑鬱症。我與他惺惺相惜，同病相憐，安慰他是我義不容辭的職責。於是我把以前課本上的各種心理諮詢理論都搬過來為他服務。他不耐煩地說，我的安慰只是在試圖改變他對事實的看法，卻改變不了事實，他依然沒有工作，依然沒有收入，因此他心裡依然著急。

我說心理安慰若能改變事實那就不叫安慰了。心理諮詢的關鍵就是要改變人們對事實的看法，這樣心情會好些。因為我們是否感覺幸福，並不取決於某種事實，而是取決於我們對該事實的看法。我們是否心理健康，不在於我們有多高的社會地位，不在於擁有多少財富，而在於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現實，怎樣來調節自己的情緒，怎樣使自己的情緒適應環境的變化。在找到工作之前，在改變事實之前，我們只能改變自己對事實的看法。許多疾病都是由於長期的精神緊張、焦慮和痛苦引起的，心情快樂可以減緩精神壓力，提高人的免疫系統的功能，增強抵抗和防禦各種疾病的能力。所以心理安慰具有實實在在的積極作用。看上去我在向他提供心理諮詢，其實我是通過安慰他來安慰我自己，我在設法與他共勉。

我勸他珍惜眼前難得的大好時光，好好享受生活，等以後有了工作忙起來就沒機會了。我用親身經歷和感受告訴他：現在回想起來，這輩子最值得留戀的日子，是我七五年高中畢業后在家待業的那兩年多時間，真可謂美好的時光，美中不足的是當時憂慮太多，擔心長期待業在家，擔心不能成為工農兵學員。這麼多年過去，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這麼多的坎坷，還有什麼沒看透？還有什麼想不開？我們當時為之擔心操心的，到後來卻被證明是非常渺小的事情，像評職稱，調住房，加工資等。我當時如果把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淡點，心情定會輕鬆得多。如果讓我從頭再來一次，我定會採取視世上萬物為糞土的態度，讓自己感覺幸福得多。所以趁現在有時間，盡情玩吧。等將來不小心成了百萬富翁時回頭一看，才發現公元二十一世紀初葉在大洋彼岸待業的這兩年居然竟是人生中最悠閑、最值得回憶的時光。

我不希望他整天呆在家裡無所事事，總想那些煩惱的事，於是建議他陪我一道去拜訪乒壇名將，坐在車上兜兜風看看外面的景色，人的心情會好些，到時候也可以順便幫我搶拍幾張大板扣殺的照片。我要向李醫生學習，把照片放大，掛在客廳的牆上，向所有的客人炫耀，讓來訪的年輕人對我肅然起敬，就像我當年對李醫生那樣。他願意陪我去拜訪乒壇名將，臉上露出難得的微笑，微笑中帶有明顯的嘲笑成分。我說世界上「認真」二字有時是非常可怕的，咱倆都不是共產黨人，可千萬別太講認真。

車子發動后我請他上車，還沒開出大院他叫我回頭，說我的車太舊太難看，沒有空調，悶熱難忍，發動機的噪音太大，像敲鑼打鼓接新娘似的，開著這樣的破車去見世界乒壇名將有失身份，還是開他的車去。

他的車好，當然是他自己開，開到小區門口他問我該往左拐還是往右拐，其實我和他一樣，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個方向，只好叫他往一所少年業餘體育運動學校開，沒準兒他在那裡教孩子們打球。

窗外的景色，加上現在的處境，自然讓我聯想起三十年前待業時與難兄難弟們泛舟於家鄉東湖上的情景。我對老謝說，美國公路兩旁的景色讓人心曠神怡，如果將來哪天海歸了，我定會留戀在這異國開車兜風的時光。老謝回答說景色美麗的地方適合自殺，如果哪天他要尋短見，一定挑個漂亮的地方。我說看在壯麗景色的份上，咱無論如何也不能自殺，世上還有數不盡的美景等著我們去欣賞，現在咱們只有時間沒有錢，等哪天既有時間又有錢，咱倆一定要去旅遊，飽覽世界各地的大好河山，飽嘗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飽看世界各地的漂亮女人。他說我的「三飽」是痴人說夢，痴心妄想。我說這叫滿懷信心，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一顆年輕的心，尤其是身處逆境的時候。他停頓一會兒，然後認真地說：「現在回國不經海路，而是乘飛機從空中走，不應再稱為海歸，而應叫做空歸，正好是空手而歸的簡稱。」

說著話不知不覺就到了業餘體校，那學校其實就是兩間大教室加一個練功房，裡面熱鬧非凡，推門進去立即能夠聽到震耳欲聾的童聲。我現在人到中年，特別怕喧鬧的尖叫聲，趕緊用雙手捂住耳朵。女校長說那位國家級教練曾經在這兒輔導過孩子們練球，後來自己單幹，利用業餘時間在家當教練，收了不少對乒乓球有興趣的學生。我連忙問他家在哪兒，回答是「我不知道。」我接著問他的電話號碼，回答仍然是「我不知道。」我最後問有沒有什麼線索與他取得聯繫，回答還是「我不知道。」我頓時覺得眼前這位女校長簡直就是那位「生得偉大，死得光榮」的女英雄劉胡蘭。

我哼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繼續上路，以前在國內養成一個習慣，只要對方連給我幾個「我不知道」的答覆，我就愛當著人家的面嘻皮笑臉大聲哼「我不知道」這首曲子，既可為自己打圓場，又能聊以自慰或自嘲。

「天上一個太陽，水中一個月亮，我不……」老謝打斷我的歌聲說，還是那幫無憂無慮的孩子幸福。那些吵吵鬧鬧的孩子讓老謝羨慕了，傷心了，我趕緊開導老謝：「咱們都是過來人，實際上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很幸福，他們像大人一樣有慾望，更容易受慾望的支配，他們不懂事，對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處理不好，會為失去一個玻璃彈子、一根橡皮筋而苦惱好一陣子。在他們眼裡，那些小東西相當於我們大人的工作、汽車、房子。其實我們成年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像小孩子一樣不懂事，終將有一天會意識到我們曾被慾望折磨得死去活來。人到中年，應該是順利時不得意忘形，不順時不悲觀失望，始終保持平穩的心態。因為我們知道一切都是暫時的，都會變的，健康快樂才是硬道理。再說人生都是以悲劇結束的，許多有錢有地位的人一想到總有那麼一死就黯然神傷，咱倆不會，因為咱倆達到了視世上萬物為糞土的境界，對吧？」說完我忍不住大笑起來。

這時車子經過一個華人教堂，我急忙叫老謝把「糞土」開過去，請上帝幫忙指路。來美國后我漸漸養成一個習慣，凡遇到盡了全力仍然解決不了的問題，星期天就去教堂坐坐，求神開路，也算是作最後的一次努力，然後把那解決不了的問題交託給神，由他去處理，由他去作決定，請他看著辦。所以這教堂我以前來過多次，牧師我也認識，向他一打聽，他說那位乒壇高手曾經在周末來教堂輔導過孩子們打乒乓球，說著就翻開通訊錄，找了半天沒找到他的電話號碼。牧師說一定是記在以前的本子上了，但他曾經去過他家探訪，還記得大概的位置，說完給我畫了一張「僅供參考」的草圖。

在草圖的幫助下，十分鐘后我們驅車來到一棟可能是他家的房子前，從老謝的「糞土」里鑽出來時我才忽然想起我把相機和球拍忘在自己那輛破車上。關鍵的東西沒帶。「昏招，昏招，肯定是受了老聶的影響。咳。年紀大了記性不好。」我自言自語。

老謝反過來安慰我：「結局並不重要，重在參與，關鍵是過程。」說完開心地笑了。看著他臉上又一次露出難得的笑容，我甚感欣慰，跟著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