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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戳穿毛澤東時代的神話----jialin_c的博客
若干年前就跟一些同事辯論過毛時代與「今天」孰優孰劣的問題，當時只是以為只有極個別的人才會存在認識上的偏差，或者存在睜眼說瞎話的現象。不料，近幾年，隨著人們對過去的漸漸淡忘，隨著不諳世事的新生代的漸漸成長，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在和青年朋友的交談中，在各種媒體尤其是網路媒體中經常會見到聽到這樣的論調，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毛時代是美好的，毛澤東是偉大的。狹義的毛時代應該指49年到76年這段時間，其間以66年到76年發展到極致。廣義的毛時代可以從延安時代甚至遵義會議算起。
我以為，懷念憧憬毛及毛時代的人可以分為幾類:
一、毛時代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多數不是憑真才實學，也不是憑勤懇努力，而是憑打砸搶或投機鑽營為自己謀取了可以居於特權階層的地位。比如，革委會主任、知青辦主任、大隊書記、軍代表、工農代表等。撥亂反正，使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眼看著「地富反壞右」都「復辟」了，都靠才學、靠努力成了令人艷羨的人，而自己卻從高高的雲端跌落至現實的地面，於是今不如昔之慨油然而生。
二、用懷舊來發泄對現實世界的不滿。毋庸諱言，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著太多太多讓人憤怒、讓人痛恨、讓人咬牙切齒、讓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寢的醜惡、污穢、卑鄙、殘酷。但是你就此便說，毛時代是烏托邦，是理想社會，是五千年一遇的美好時代，是比今天好千倍萬倍的盛世，那打死我我都不信。對這些懷舊者，如果你真的追問他一句：在毛時代真的比今天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像個人樣？我想多數人如果能客觀地回答問題，如果不是睜眼說瞎話，肯定會說：否。
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這些人對毛時代一無所知，大多數又不肯踏踏實實地對毛時代、對十年浩劫做深入細緻的研究，對任何一個版本的文革史料都不屑一顧，卻天真地對毛盲目崇拜，對毛時代盲目懷念。究其因有幾點：
１、文化熏陶。撥亂反正後，雖然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毛的錯誤，但畢竟是同一個黨領導的同一個天下，所以對毛所造成的極壞的影響卻羞答答地根本就不容你徹底清算，因而在我們的文化氛圍中，至今仍然存在著濃重的毛的味道。比如，音像製品中歌頌個人崇拜的糟粕，中小學課本中大量存在的毛的文章、詩詞，各地出現的以文革符號而命名的飯店……
２、年輕人的不可一世、疏狂傲世的天性。自以為世界即將在我的掌握之中，沉迷於「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勢，於是對獨裁者產生盲目崇拜的感情。（我想說，你可以盲目崇拜希特勒，可以盲目崇拜斯大林，可以盲目崇拜毛澤東，這是你的思想自由，你非要認為這些人都是好人、偉人，我也無許可權制你，但是，你如果想告訴別人相信你的話，我一定會想方設法告訴那些可能上當受騙者，千萬不要信. ３、受其他懷舊者的影響。比如父母、老師和其他長輩。四、毛時代似乎只有隨大流才是時髦的，比如忠字舞、黃軍裝、武裝帶、紅寶書；當代似乎只有叛逆、另類、非主流甚至反政府才是時髦的，既然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麼這些以另類標榜自己的新生代們便不顧歷史事實，擺出了架勢，偏偏要給十年浩劫平反討說法，有的甚至僅僅是為了發驚人之語，以求與眾不同。但是我認為不管什麼時代，最起碼的是非觀念還是要具備的，最基本的判斷是非的能力還是要擁有的。你說呢？可笑、可氣復可嘆的是，不論哪一種懷舊者，都決不承認自己的私心和無知。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當今時代的醜惡、污穢、卑鄙、殘酷、混亂和不公正，以期以此為突破口，把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進而維護自己的觀點，達到醜化當今，美化昔日之目的。因此，我們不容迴避地要首先談到這個問題。到底今天存在的問題有哪些呢？
第一，腐敗問題，這是老百姓最最關注的社會問題。迴避了這個話題，則一切都無從談起。不容否認，腐敗問題是當今政治的一大痼疾，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幾乎是老百姓的共識。各位看官，切勿以為筆者在這裡是要給腐敗分子翻案，我縱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如此冒犯眾怒。我認為，站在整個社會和歷史的角度去觀注腐敗問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腐敗是表象，腐敗本身絕不是根源。那麼根源是什麼呢？毫無疑問，根源是沒有跟得上經濟改革步伐的政治制度，是不受約束、不受監督的膨脹了的權力體系。這種制度和體系往遠了說，封建集權是它的遠祖，往近了說，是毛時代的嫡傳。想一想華盛頓吧，幾百年前就奠定了美立堅民主政治的基礎；想一想五十多年前吧，一手漂亮高妙的「引蛇出洞」的「陽謀」，使所有的試圖對權力進行約束和監督的傻冒聞風喪膽，使五十五萬有膽量者或無城府者一夜之間成為人人唾棄的階級敵人，使仍苟活於世的右派和作為後人的我等餘悸猶存，使整整幾十年中對民主政治夢寐以求的幼稚病患者徹底放棄了夢想。（在這一點上繼承了毛的衣缽的十年前的那次.，更使一代血性青年的民主政治理想徹底毀滅。）
這就是腐敗的根源。說到此，一定有人要反駁：毛時代就沒有腐敗現象。果真嗎？果真嗎？天哪，你能想象那個時代的報紙會時常披露官員腐敗的消息？你真的相信在沒有有效監督的前提下的大公無私的神話？事實是，並非沒有腐敗，而是我們知道的太少。儘管如此，我們完全可以運用最簡單也最實用的不完全歸納法得出結論。在幾千萬人成為餓殍的時代，誰能夠保證自己仍然生活豐裕？是官員，是大隊書記，是食堂管理員。在大量知青下鄉回城的生死輪迴中，誰是直接的受益者？是知青辦主任，是一切手握權柄的有能力予或奪的官員。多少知青在為回城的努力中，犧牲了自己的金錢、貞操、健康。這是一代人永難遺忘的夢魘，永難平復的傷痕。（關於知青下鄉的是與非，擬後文或另文探討）王朔的小說中有一個細節，說有一段山東快書，是一個大隊書記對一個想要入黨的女積極分子說的：「當里格當，當里格當，你要不讓我入你那個襠，我就不讓你入我這個黨。」話糙理不糙，這樣的故事難道我們聽的還少嗎？劉少奇被打倒，我們聽說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們氣憤過；林彪折戟沉沙，我們聽說林彪擁有供自己享用的豪華別墅，邱會作家的地板是玻璃鋼做的，下面有金魚池與外面的活水相連，我們氣憤過；「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我們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進口化妝品（那個時代誰有能力使用進口化妝品，誰敢使用進口化妝品？）在房間里看美國電影《出水芙蓉》，我們氣憤過。既而漸漸的又知道了所謂林立果選妃，知道了第一夫人的面首，知道了我們曾經無比敬愛的人的後宮佳麗……如此等等，難道你還以為我們應該痛恨的僅僅是有限的幾個人？使用最簡單的歸納法還還能得出結論？由此可見，今日的腐敗，正是昨日種下的禍根。
第二、失業問題。這又是一個不容迴避的社會問題。持今不如昔觀點者,一定會提到這一點，並且振振有辭地說：毛時代就沒有失業者。我又忍不住要問一句：果真嗎我們且不說那個不堪回首的三年人為的災禍，上千萬人淪為餓殍。我們單說凡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工分一說。那時的農村，一個工分，好的一毛錢，差的幾分錢，文革期間有很多地區的工分「高達」負幾毛錢。也就是說，農民辛辛苦苦勞作一年，到頭來，要倒找給生產隊幾十甚至上百元。這又是何等的「幸運」啊！這比起現在的失業工人又當如何？反駁者又會說：你說的是農村啊！我要說，你首先就犯了「民有高低貴賤」之分的錯誤。農村怎麼啦？首先，我們往上追三至五代，絕大多數是農民，我們切不可數典忘祖啊！其次，我們是農業大國。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民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再次，問一問那個時代的人就會清楚，毛時代的城市隱性失業也是嚴重的，加之大量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被停發了工資，只奉獻而不得索取，這一切都被大肆宣揚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深深地掩藏起來，這比之今天的失業又當如何？還有，毛時代大談「縮小三大差別」，但卻人為地加劇了城鄉差別，與有力的證據就是：1、戶口的管理。誰都知道，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的天壤差別；誰都知道前者和後者的相互轉換意味著什麼。2、工人和農民待遇上的差別。農民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這一點一直延續至今。3、城市和鄉村在經濟、文化、娛樂、飲食等各個方面的巨大差異。時至今日，我們至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蘇南模式的確立，浙江個體經濟的發展，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建設，給我們提供了縮小城鄉差別的光輝的典範。還有一點，我實在不願討這個巧，但是理不辯不明，我也是出於無奈才不得不談及這個問題。失業工人的增加，有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急劇膨脹。假如當初毛能夠虛心地採納馬寅初先生的意見，適當地採取限制人口的政策，我們的人口數會從49年的4.5億急劇膨脹至今天的13億嗎？我們今天的人口危機會如此嚴峻嗎？再有，這是一個殘酷的話題。失業現象是世界性的問題，是物競天擇的必然結果，也是技術更新、產業調整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暫時的陣痛。對於這一點，我非常誠摯地希望反駁者千萬不要僅僅從道義上對我進行批判，說我「站著說話不腰疼」。
前文說過，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著太多太多讓人憤怒、讓人痛恨、讓人咬牙切齒、讓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寢的醜惡、污穢、卑鄙、殘酷。但是，任何在割斷歷史的前提下對現實的觀注都是缺乏說服力的。任何一個時代的開端，都在某種意義上對後世起到了一個規範的作用。李世民開創了大唐數百年江山，他和魏徵的關係，堪稱中國歷史上主明臣直的典範。唐朝的興盛，當和李世民奠定的基礎不無關係。魏徵無數次的抗顏犯上，卻並未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單是這一點，在毛時代就是不可想象的。漢文帝在對待大才子賈誼的問題上留下的名聲一般，唐人賦詩諷其事：「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即便如此，當賈生以質問的口氣直言「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和「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懍懍也」時（注意，這顯然是在攻擊大漢朝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好形勢），也沒有被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啊。彭德懷不就是說了一畝地不可能生產十三萬斤糧食，並且如實地彙報了有餓死人的情況嗎，結局如何，我不必多說。都說清朝文字獄盛行，可黃宗羲不是說過「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嗎？簡直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啊！再看看我們文革吧，單是因為對我們造出來的神稍有不慎，即遭滅頂之災的例子還少嗎？不小心把領袖的畫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領袖畫像的舊報紙剪了鞋樣，不小心在早請示晚彙報中放了個屁，不小心把「毛主席萬歲」後面的感嘆號寫得上端稍稍彎曲一點（革命小將說是問號）……結果就成了現行反革命或者仍然堅持反動立場，於是遭受觸及皮肉和靈魂的批鬥，這種事情還少嗎？
在這樣的環境中，誰敢對領袖說半個「不」字。（有。讓我們記住這雖然少得可憐，但熠熠生輝、不可磨滅的名字吧：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黎蓮，這可是些在人格上比我們敬愛的總理、敬愛的總司令都更加光輝燦爛的名字啊！昨天晚上，我流著淚，讀完了6月16日《南方周末》報刊載的《張志新冤案還有新的秘密》一文，竟然幾次因拭淚而停止了閱讀）於是，官場盛行的是「一致通過」，是「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是「萬歲」的歡呼聲響徹雲霄。於是全國人民的頭腦都被一個大腦代替，成了巨型計算機的億萬個終端。不會真是這樣吧？至少林彪就不是真心喊「萬歲」的。因而官場的真實情況應該是，陽奉陰違、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結黨營私、互相傾軋、韜光養晦直至伺機而動待時而發。連毛自己都說「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樣的話。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對今天官場的腐敗、黑暗、醜惡，毛作為始作俑者，難辭其咎。今天，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的徹底變革，不從根本上徹底清算毛時代的遺毒，中國，至少是中國的官場是沒有前途的。
在跟青年朋友談到這個問題時，有青年朋友善意地勸告：「你這樣的說法會導致信仰危機。」我回答他們：「我不能欺騙你們，我不能讓你們相信並不存在的美好。」
毛時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這一點，凡過來人，都應有切身的體會，但卻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認識。更為不幸的是，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善於遺忘的民族，尤其是對自己的醜陋總是諱莫如深的。巴老早就建議要建一個文革博物館，但至今也沒有哪個當政者把文人的提議當回事。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我們還是認真地回憶一下那不堪回首的過去吧！
一、毛時代是一個極端專制、萬馬齊喑的時代，是一個因大搞個人崇拜而毀棄萬民個人自由意志的時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個道理毛澤東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更是深諳「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手段，而且運用起來比「弱其志，強其骨；空其心，實其腹」的古訓要高超得多，也嫻熟得多。４９年以後的中國，每個人都能體會到政治學習的強大威力，所謂政治學習，目的就是要用「我」強行灌輸的思想徹底取代「你們」的個人思想，即所謂「洗腦」。我們還有形成網路的宣傳體系，城市不用說，農村後來也是發展到村村有廣播，戶戶有廣播。如果有人不幸而擁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讓這種不合時宜的念頭在心中徹底腐爛，化為泥土（這是多數人的選擇），要麼就接受厄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即是）甚至死亡（張志新、遇羅克等人即是）的挑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使肉體和靈魂一起毀滅，然後徹底腐爛，化為泥土。那個時候，收聽外電廣播被稱為「收聽敵台」，是要遭到.的，直到七十年代末，人們在收聽美國之音的對華廣播時，仍然要提心弔膽，戰戰兢兢。幾乎每一個稍大一點的城市中，都設有干擾外電的設施，目的就是讓中國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高高興興、無怨無悔地接受我們的救星賜予我們的一切。
記得小學時，老師布置一篇作文，題目是《給台灣小朋友的一封信》，少年的我堅信，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特別是台灣人民，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更是苦海無邊，回頭無岸，度日如年，於是我憂心如焚，於是我特別真誠地希望台灣能夠回到祖國的懷抱（雖然我今天仍然真誠地希望台灣能夠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出發點不一樣），於是我飽蘸濃情的筆墨，完成了這篇書信體的作文，老師認為是一篇非常成功的習作，並被當作範文。還是小學時，有一次，某個同學的練習簿上，不小心把「毛主席」的字樣同「崩潰」兩個字連在了一起。雖然根本就是搭配不到一起的兩個詞語，可是還是被某一個好事的同學報告了老師，於是小題大做地把我們十幾個同學留到了晚上八點多鐘，對筆體，背對背談話，直至抓出「罪魁禍首」。幸好這個傢伙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的後代，否則真不知道後果如何。可悲的是，當時的我對寫下這樣文字的同學竟然真的有一種由衷的憤怒：怎麼會有這麼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人！因而積極配合校方的調查。想一想吧，當時連我這樣一個不足十歲的少年的腦子裡，都已經浸滿了盲目崇拜、封建專制的毒汁，假如不是撥亂反正，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們長大后一定是這種制度的自覺維護者。我並非為了趕時髦也來一番懺悔，其時僅是一個少年的我也並沒有做出什麼必得懺悔的罪惡，我只是想讓新生代的思想者們知道那是一段什麼樣的歲月，知道成為別人靈魂的附庸是一種什麼滋味，知道沒有感覺的感覺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和提倡下，也曾有人給黨提意見，那多數確實是出於善意的客觀的批評。可是很快，當形勢急轉直下時，五十五萬人措手不及中就變成了反黨分子，妻離子散，受盡磨難。右派中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那個時代我們是多麼的需要知識啊！那裡面的一大批人物可是都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作精英啊！毛卻振振有辭地說「這不是陰謀，這是陽謀，這叫引蛇出洞」。多麼卑鄙無恥！在這一點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毛的問題，不僅僅是治國方略方面的失誤，同時也存在著人格方面的嚴重缺陷。
在那樣的時代，不僅毛本人需要靠大搞個人崇拜和極端的專制來鞏固自己在黨內和國內的地位，各級官員也需要靠這樣的體制來維護這種等級制度，進而維護自己的特權。即使已淪為階下囚的「奴隸」們也可以通過出賣別人、出賣靈魂來表忠心，進而稍稍改變一下自己的處境。因而，那時的人們都是自覺地在維護著這樣的制度，維護著一種虛無的信仰，維護著一個大家共同創造出來的神像。
二、毛時代是一個法制廢弛、人性淪喪的時代。我們經常感嘆中國的法制遠未健全，感嘆中國人法制觀念淡薄，感嘆在中國仍然頑固存在的權大於法的弊端（特色？）。這一方面自然是緣於封建意識的根深蒂固，但是，有沒有人想過，其實從土改的鬥地主開始，就埋下了「共和國」忽視法制，踐踏人性的種子。所謂土改，固然是發動農民從地主的手裡搶得土地，然後由農會將土地分發給貧苦農民。（這一點，在小農經濟時代，在土地兼并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為了政治上的穩定，為了籠絡民心，是完全必要的。）分發土地的同時——公開的理由是為了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在各地都進行了殘酷的鬥地主的運動。對於那些罪大惡極之輩，乖戾暴虐之徒，施以刑法的懲治固然是必要的。可惜，我們的做法是由普通農民集中起來，把地主置於垓心，由群眾申明罪狀，同時施以拳腳、棍棒，或者直接刀鋸加頸，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沒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場，轉瞬間即可毀滅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這種肆意踐踏法律尊嚴，倡導人們滅絕人性的運動，在真正的文明時代和法制國家裡是難以想象的。更可怕的是，這種運動對在多大範圍內「揪」出多少個「惡霸地主」是有明確要求的，因之冤假錯案（如果能算作案件的話）叢生。解秘以後，我們才知道，連當年那個聞名遐邇的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收租院」也是蓄意虛構的。
這種踐踏法律、滅絕人性的情況，在「共和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得到了體現，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發展到了極至。在處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公安部的調查人員的調查結論是，沒有找到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證據。可是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卻說：既然毛主席說他是反革命集團，那就是反革命集團吧。簡直比莫須有還要莫須有。於是按照結論——反革命集團——的要求，去虛構材料，羅織罪名，於是一個精心建構的案件就成為了「事實」。57年反右，也存在著分配指標的怪現象，各地各單位各部門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數量的右派分子，實際上也是先拿結論，再編證據，這本身就是有悖法理的，這與自然科學的假說和猜想絕對不是一回事。
三、毛時代是一個臨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時代。當年，一位長我幾歲的學兄，在上學的路上路過一座小橋，隨口即興唱起了經他改動的流行歌曲，把林副統帥的名句
「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成了「大海航行靠邊走」，於是就「有幸」成為了「現行反革命」。須知他也僅僅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啊！這種昨天還是紅衛兵小將，今天就成了階級敵人的故事太多了。周厲王時代，人們還可以用沉默不語「道路以目」來遠災避禍，可是在「文革」時代，人們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了。按照革命的邏輯，內心深處的反動思想，比實際行動更要不得。相互見面，打招呼的語言，從「吃飯了嗎」和「你好」變成了領袖的語錄。中國人都知道言多必失這一古訓，所以領袖的語錄就成了任何人都必修而且絕對要精熟的內容，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文革研究者徐友漁說：「『文革』是一場極其複雜和特殊的政治運動，其間波詭雲譎，潮流反覆多變。除了『中央文革小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幾乎沒有貫穿始終的『左派』。『昨日座上賓，今日階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這個階段一些人是天之驕子、革命闖將，下個階段就成了『革命的絆腳石』『右傾複辟的急先鋒』，因此『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幾乎無例外地具有兩重性，一段時間屬於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時間廁身於整人的隊伍。」福禍相依的道理在這裡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當然，十年中實際上是存在著以整人為主還是以被整為主的區別，但我以為，只要不是有命案在身，罪大惡極，我們現在確實沒有必要再去追究什麼人在哪一階段是順水順風的了。我只是想說，那是一個悲劇時代，是一個整個民族陷入了一場空前的政治瘋狂的時代，也是一個臨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時代。對此，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就是要幹掉劉少奇和其他敢於公然「罵娘」的軍事統帥，以挽回大權旁落的頹勢)，林彪、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更是罪不容誅（他們的基本原則是拉大旗，作虎皮，在毛的大樹下尋找一片綠蔭。更進一步的打算是相機取而代之，實行新的權力壟斷和權力分配）。
我們整個民族，每一個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難道真的就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徐友漁說：「『文革』中年輕的積極分子在反思時，最愛說的就是自己當初的理想主義。不錯，虛幻的政治理想確實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沒有私利、野心、內心野蠻的衝動，為了邀功得寵而拋棄自尊與常識，『文革』中不知會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為馬的笑話。」（見《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原載《南方周末》2000.6.2.23版））基督教義認為：人生來就是帶著原罪的，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贖罪。難道就是針對現代中國人說的？荀子的性惡觀點難道不是在
20世紀的中國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也有人認為，毛在入主中南海之前，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只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才犯了錯誤。我並不認為，應該把誰「一棍子打死」，至少毛是一個天才（「林副統帥語」）的、成熟且成功的政治家（政客？）。我只是想，通過對歷史問題的反思，能夠儘可能地達到接近真實，進而廓清人們——至少我本人——對問題的一些模糊認識。
循著歷史，我們不妨走進硝煙瀰漫的戰爭年代。其實，仔細考察毛的發展歷史，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支撐著毛的思想框架的基石，的確是「鬥爭哲學」，用毛自己的話說就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事實上，他除了與天斗，與地斗，與公開的敵人斗之外，他更善於與同一陣營里的異己斗，與權力場上的絆腳石斗，與敢於和有資格在群眾影響上能和自己抗衡的人斗。
當年的陝北，幾乎人人都知道「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在陝北已經很有根基。當疲於奔命的中央紅軍，衝破重圍，於35年10月，損失慘重地到達陝北時，劉志丹並沒有從個人的利益考慮問題，而是欣然接納了中央紅軍。當時的情形是，雖然在原則上，劉志丹應該受中央的統轄，但是劉以逸待勞，且有足夠的群眾基礎，其實力肯定是超過了中央（很容易使人想起劉邦和韓信的舊事）。假如劉志丹從一己之私利出發，與黨中央分庭抗禮的話，那麼中國革命的命運還真的很難說。中央紅軍是到了陝北之後，才得到了徹底恢復和休整的時機。可是在不久之後（36年4月）的戰鬥中，劉志丹卻不幸遇難。子彈不是來自對面，而是來自身後。前不久，筆者的一位朋友去了延安，其間專門就此問題請教了延安黨史館的同志。回答是，子彈是劉志丹的警衛員射出的，該警衛員是原中央紅軍的人，事發后即被槍斃。沒有其他任何有力的證據，但是我想，我們的基本思路應該是，該警衛員背後有指使者，指使者應該是劉志丹死難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受益者要麼是敵人一方（中央紅軍轉戰二萬五千里，劉志丹率部剛到中陽縣，出身中央紅軍的警衛員就被敵人買通，而且亡命一搏，似乎與理難通），要麼是「自己人」。
1940年10月黃橋一役，陳毅率部殲敵一萬五千餘，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個故事一直被傳為佳話，戰前的棋局、黃橋燒餅等也因之聞名。事實上，陳毅在戰前並沒有多少勝算，所以他要求調集當時正在江陰休整的老六團渡江增援，因為他預測，憑自己的力量只能堅持27小時。但中央軍委下了死命令：老六團原地待命，任何人不得調動！倒是同是出於華東區的譚震林違抗軍令，派了一個營多的兵力，援之以手，方見患難中的英雄本色。中央軍委為什麼棄陳部於不顧？還有，張國燾為什麼脫離中央？皖南事變到底還有什麼內幕？後來的高崗為什麼要自殺？彭德懷、劉少奇因為什麼不得善終？……功高震主，必生禍端？伴君如伴虎？
很讚賞美國人的提法：要像防備強盜一樣地防備官員。這種說法當然也包括元首。否則柯林頓的一點桃色新聞，怎麼就會引起軒然大波？怎麼就會有人始終不依不饒？而我們的提法一直是，××是人民的大救星，××萬歲。從探究和鉤沉歷史的角度講，這至少是人為地增加了評價歷史人物的難度，有些問題可能就會永無答案了。
網路上，有網友說，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文革」，意思是「文革」有壞處，也有好處。這是對「一分為二」這個簡單的哲學道理的一種庸俗的理解。如此說來，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愛滋病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使用一分為二的觀點，應該是在具體、客觀的前提下。比如愛滋病，需要肯定的是什麼呢？應該肯定它是一個「反面教材」（這個詞語毛澤東用過），它告訴我們，一定要遠離愛滋病，否則性命不保。你總不會理解成愛滋病使好人滅亡的同時，也消滅了一些罪惡的生命，所以說它有利有弊吧？實際上，「文化大革命」的好處是，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警戒的標誌：此路不通！
也有的網友說：「文化大革命」就算別的都錯了，反封建不錯。天啊！難道真有人認為，毀棄大量的古建築、文物，焚書和消滅一批知識分子就是反封建嗎？第一，須知封建文化和封建時代的文化是兩個概念，封建思想和封建時代的思想也是兩個概念。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認識遠遠地超過了我們今天很大一部分人的認識。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難道不是民主的先聲？整個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兩千年處在封建時代，難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精粹？難道都應該打倒重來？難道用暴力文化取代溫文爾雅的孔孟思想就真應該成為一種理想？第二，須知專制集權和個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封建特徵。最具封建特色的「萬歲」一詞，被我們不加修飾地沿用了許多年（竟然沒想想用「億歲」豈不更好）。「文革」中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就是封建思想、斯大林暴政和毛權術的結合。
今年（2006年）春節放假後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收到了北京李伊白女士寄來的《懷念李慎之》（續一、續二）兩本書，想到李慎之先生逝世已經兩年多了，這段時間以來，自己雖然仍然閱書（報）不斷，但卻沒有再看到像先生一樣思想深邃、文字暢美的文章，後輩學人或許在學理的論說上能夠做到非常科學、規範、嚴謹，但卻沒有先生那種歷盡風雨蒼黃、而古今中外縱橫捭闔的氣度。我和李慎之先生素昧平生，但先生去世，我卻有精神上頓失倚依的感覺，痛之念之，於今未平。
連日捧讀兩本續集，再思先生風標，感慨不已。雖說現在科學技術發達，我已通過現代電腦網路索尋有關先生的許多文字來閱讀，但是續集中還有許多篇章是我以前未曾讀到的，特別是先生的老朋友、同學、同事所寫的那些懷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在此我想向朋友們推薦的是郭蔭芍的懷念文章：《索憶李慎之先生》。郭蔭芍從1964年大學畢業後到新華社工作，與先生同事，文章回憶了李慎之先生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些遭遇和處境。在五七幹校，郭蔭芍先是和李慎之先生同住在一農戶家中，后搬到幹校內，又搬到幹校新蓋的窯洞，兩人都同住一室，因此他的回憶是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真實可信。
「文革」乍起之初，「橫掃一切」，先生是知名「大右派」，逃脫不了「橫掃行列」。1966年的一天中午，先生被雙橋外語訓練班的學員捉來批鬥，「他站在凳子上，兩隻胳臂抵在後邊，做『噴氣式飛機』，腰已經彎得不能再彎」，一位姓陳的年輕人舉著從他家抄來的一把亮鋥鋥的刀（這把刀是先生隨周總理出訪尼泊爾時國王送給他做紀念的藝術品）喊到：「你保留這個，不是想殺人變天是什麼？」先生是文弱的書生，卻被誣為想「殺人變天」，當時先生「滿臉大汗，有口也沒法說」。
進入八月底九月初，文化革命委員會傳達中央領導指示，北京要清理地富反壞右，把北京清理的像「玻璃一樣乾淨」、「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先生當然是被清理的對象，當時郭蔭芍正年輕，被指定為帶隊之一，在聽完傳達后，先生向郭蔭芍訴說情況，說到反右以後的心情，特別談到他和妻子張貽原本非常恩愛，他「犯錯誤」以後脾氣變的不好起來，四個孩子還沒有成人，現在要把他清理到信陽步校，他走後一家人怎麼生活，心情非常凄涼和苦痛。郭蔭芍問說是不是將他的情況向領導反映一下，先生含著眼淚只是無奈地說了三個字：「不用了」。之後雖然沒有被清理出北京市，但先生除了陪「黑幫」挨斗之外，就是整天勞動改造。郭蔭芍說：「他之所以陪斗，是因為他有『資格』，總是批當權派是他的保護傘。後來知道，自反右後，每有長期或短期的到農場、到農村勞動，都是少不了他的。不知道怎樣才不算被保護……特別是每有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公布，或兩大派鬥爭激烈時，總是把他們拉出來當活靶子批鬥。」
1969年12月，新華社組織一批人下放山西永濟「五七」幹校，先生和妻子張貽女士都在其列，四個孩子中已有三個上山下鄉，兩個在東北，一個在山西，只剩下十三四歲的小四留在北京家中，郭蔭芍問他們：一個小孩子怎麼過活，「他們夫婦誰也沒有回答，只是相對無言」。臨行時，因不是同一個連隊，他們夫婦分乘兩個車廂，二女兒從東北回來送行，含著眼淚一會走到母親面前，說我不願意做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一會走到父親面前，對他說我不願做一個沒有媽媽的孩子。
在幹校，年近五旬的先生戴著高度近視的眼鏡，進行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和年輕人一起「深挖洞」，拉著人力「拉拉車」到十八里路遠的永濟縣去拉口糧、運肥、運莊稼、拉磚蓋房子，吃的是窩窩頭就鹹菜，有時到離幹校九十里路的蒲州拉蘆葦，早上裝車起程，要晚上八九點才回來，路上帶著乾糧和水壺，餓了吃，渴了喝。當時李慎之先生的大女兒就在距幹校不遠的臨漪縣插隊，抽時間來看望父母，住在母親那邊，可三個人從來沒在一起過。後來二女兒也從東北轉來臨漪插隊，一家四個人在幹校仍然沒有團聚在一起過。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親人們卻不能聚在一起，相互照顧。
（二）
以李慎之先生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他所遭受的苦難，足以寫成一本書，但是在李慎之先生所留給世人的不多的文字中，卻鮮見寫到自己的劫難和痛楚。
2003年2月，李慎之先生在他生前的最後一篇文章《被革命吞吃掉的兒子——懷念李炳泉（1919——1970）》中回憶道：一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勢，挾雷霆萬鈞之力」開始了。我當然在劫難逃，一上來就被打入「牛棚」，掛牌子，戴高帽，游斗，挨打，抄家，樣樣都有份。但是因為已經是死老虎，夠不上「走資派」的資格，已不是造反派興趣所在，所以受的衝擊和壓力都要小一些，我本來就沒有歷史問題，也沒有人對我的歷史有特別的興趣。
《顧准日記》出版（1997年）后，在學界引發一場爭論，作家沙葉新在《淚眼讀顧准》中認為顧准日記中有一部分也許是「偽日記」。學者林賢治認為《顧准日記》中有一些內容「熱烈謳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對當時包括整黨建黨大批判等在內的所謂『鬥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等等，由此得出「存在另一個顧准——完全不同的顧准！」的結論。
李慎之先生1998年2月在《只有一個顧准——《顧准日記序》的補充》一文中判斷：事實上不可能存在「兩個顧准」。李慎之先生說，他完全同意沙葉新推測的，顧准擔心「文革」中的日記被抄，從而寫成不但不「反動」而且還很「革命」的日記。也就是說這是一本偽日記，只有在他記述他對自殺的妻子的深深懷念時，才使人感覺是真情，其他全是偽飾。
李慎之先生還以自己為例，論證了顧准在「文革」乍起之初銷毀「罪證」 的真實性。
李慎之先生指出，「文革」一開始，他就立刻意識到，自己成為「右派」幾年來積攢的滿一抽屜卡片和讀書筆記都是「劇毒」，甚至是「變天賬」，心裡緊張得不得了。他「強作鎮靜」地每天早晨上班前先把這些卡片斷作碎片，放在大臉盆里泡上，放在床底下，然後到半夜兩三點鐘起床把它揉成紙漿，倒在馬桶里衝掉。「我不敢用燒的辦法，一來是怕忙亂中容易出危險；二來是怕火光或者煙氣會泄露秘密，大院里已經有人因此挨批挨鬥了；三來是甚至不敢讓老婆孩子知道，那個年代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險，至少是增加他們的心理負擔。」
先生就這樣接連幹了十幾天，覺得「罪證」已完全銷毀，才輪到第一次抄家。李慎之先生說「我用這麼多的筆墨來寫這個經驗，並不是『白頭宮女說天寶遺事』，而是希望能讓今天的青年和後人能夠具體地了解一點『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它對人心靈的扭曲，看來青年人對三十年前的舊事已經很隔膜了。」
1999年底，李慎之先生在接受記者的訪談時，回憶自己早年參加革命，年紀輕輕就享受到了勝利的果實，「不料，又碰上了實行『全面專政』的文化大革命。那時節，真是不敢有『片語違忤』。戰戰兢兢地、認認真真地編謊話，講假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兩面派。」李慎之先生說，「那是一種『人』的生活嗎？我們這樣年紀的人，看見你們這樣年紀的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頭來」。
以上就是李慎之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關於「文化大革命」經歷的自述。
（三）
李慎之先生是一個胸懷極其寬廣的人，讓他耿耿於懷的不是個人的榮辱，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徹底的反思，如何才能夠不讓悲劇再一次重演。
早在1992年12月，李慎之先生在為《文化大革命辭典》（后改名《十年通鑒》，至今未能出版）作序就指出：儘管研究「文革」是中國人迫切的需要，研究「文革」的成果在中國卻還很少。通盤考察這一歷史現象的著作不過寥寥幾本，內容也嫌單薄。倒是外國人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已在源源出版，因此而有「『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
的說法。……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多數還健在；也可以反過來說，現在活著的中國人大多數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據有人調查，在現在的年輕人中，「文革」已成為「被遺忘的角落」。我們的民族經不起這樣的遺忘。
針對「文革」結束後人們始終沒有深入全面地回憶、研究「文革」，李慎之先生認為，頭幾年可能是「文革」的餘威猶存，人們還不敢說話，后十來年則似乎有一條不成文法，叫人們不要談「文革」。巴金老人關於設立文革紀念館的建議也始終沒有人理睬。然而一個失去記憶、不知反省的民族是很難有出息的。遠的不論，如果大家把「文革」加上前十年的「二十年極左路線」的創痛忘掉了，那又怎麼能證明鄧小平理論的價值，怎麼能證明改革開放的必要呢？
我以為，懷念憧憬毛及毛時代的人可以分為幾類:
一、毛時代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多數不是憑真才實學，也不是憑勤懇努力，而是憑打砸搶或投機鑽營為自己謀取了可以居於特權階層的地位。比如，革委會主任、知青辦主任、大隊書記、軍代表、工農代表等。撥亂反正，使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眼看著「地富反壞右」都「復辟」了，都靠才學、靠努力成了令人艷羨的人，而自己卻從高高的雲端跌落至現實的地面，於是今不如昔之慨油然而生。
二、用懷舊來發泄對現實世界的不滿。毋庸諱言，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著太多太多讓人憤怒、讓人痛恨、讓人咬牙切齒、讓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寢的醜惡、污穢、卑鄙、殘酷。但是你就此便說，毛時代是烏托邦，是理想社會，是五千年一遇的美好時代，是比今天好千倍萬倍的盛世，那打死我我都不信。對這些懷舊者，如果你真的追問他一句：在毛時代真的比今天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像個人樣？我想多數人如果能客觀地回答問題，如果不是睜眼說瞎話，肯定會說：否。
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這些人對毛時代一無所知，大多數又不肯踏踏實實地對毛時代、對十年浩劫做深入細緻的研究，對任何一個版本的文革史料都不屑一顧，卻天真地對毛盲目崇拜，對毛時代盲目懷念。究其因有幾點：
１、文化熏陶。撥亂反正後，雖然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毛的錯誤，但畢竟是同一個黨領導的同一個天下，所以對毛所造成的極壞的影響卻羞答答地根本就不容你徹底清算，因而在我們的文化氛圍中，至今仍然存在著濃重的毛的味道。比如，音像製品中歌頌個人崇拜的糟粕，中小學課本中大量存在的毛的文章、詩詞，各地出現的以文革符號而命名的飯店……
２、年輕人的不可一世、疏狂傲世的天性。自以為世界即將在我的掌握之中，沉迷於「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勢，於是對獨裁者產生盲目崇拜的感情。（我想說，你可以盲目崇拜希特勒，可以盲目崇拜斯大林，可以盲目崇拜毛澤東，這是你的思想自由，你非要認為這些人都是好人、偉人，我也無許可權制你，但是，你如果想告訴別人相信你的話，我一定會想方設法告訴那些可能上當受騙者，千萬不要信. ３、受其他懷舊者的影響。比如父母、老師和其他長輩。四、毛時代似乎只有隨大流才是時髦的，比如忠字舞、黃軍裝、武裝帶、紅寶書；當代似乎只有叛逆、另類、非主流甚至反政府才是時髦的，既然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麼這些以另類標榜自己的新生代們便不顧歷史事實，擺出了架勢，偏偏要給十年浩劫平反討說法，有的甚至僅僅是為了發驚人之語，以求與眾不同。但是我認為不管什麼時代，最起碼的是非觀念還是要具備的，最基本的判斷是非的能力還是要擁有的。你說呢？可笑、可氣復可嘆的是，不論哪一種懷舊者，都決不承認自己的私心和無知。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當今時代的醜惡、污穢、卑鄙、殘酷、混亂和不公正，以期以此為突破口，把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進而維護自己的觀點，達到醜化當今，美化昔日之目的。因此，我們不容迴避地要首先談到這個問題。到底今天存在的問題有哪些呢？
第一，腐敗問題，這是老百姓最最關注的社會問題。迴避了這個話題，則一切都無從談起。不容否認，腐敗問題是當今政治的一大痼疾，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幾乎是老百姓的共識。各位看官，切勿以為筆者在這裡是要給腐敗分子翻案，我縱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如此冒犯眾怒。我認為，站在整個社會和歷史的角度去觀注腐敗問題，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腐敗是表象，腐敗本身絕不是根源。那麼根源是什麼呢？毫無疑問，根源是沒有跟得上經濟改革步伐的政治制度，是不受約束、不受監督的膨脹了的權力體系。這種制度和體系往遠了說，封建集權是它的遠祖，往近了說，是毛時代的嫡傳。想一想華盛頓吧，幾百年前就奠定了美立堅民主政治的基礎；想一想五十多年前吧，一手漂亮高妙的「引蛇出洞」的「陽謀」，使所有的試圖對權力進行約束和監督的傻冒聞風喪膽，使五十五萬有膽量者或無城府者一夜之間成為人人唾棄的階級敵人，使仍苟活於世的右派和作為後人的我等餘悸猶存，使整整幾十年中對民主政治夢寐以求的幼稚病患者徹底放棄了夢想。（在這一點上繼承了毛的衣缽的十年前的那次.，更使一代血性青年的民主政治理想徹底毀滅。）
這就是腐敗的根源。說到此，一定有人要反駁：毛時代就沒有腐敗現象。果真嗎？果真嗎？天哪，你能想象那個時代的報紙會時常披露官員腐敗的消息？你真的相信在沒有有效監督的前提下的大公無私的神話？事實是，並非沒有腐敗，而是我們知道的太少。儘管如此，我們完全可以運用最簡單也最實用的不完全歸納法得出結論。在幾千萬人成為餓殍的時代，誰能夠保證自己仍然生活豐裕？是官員，是大隊書記，是食堂管理員。在大量知青下鄉回城的生死輪迴中，誰是直接的受益者？是知青辦主任，是一切手握權柄的有能力予或奪的官員。多少知青在為回城的努力中，犧牲了自己的金錢、貞操、健康。這是一代人永難遺忘的夢魘，永難平復的傷痕。（關於知青下鄉的是與非，擬後文或另文探討）王朔的小說中有一個細節，說有一段山東快書，是一個大隊書記對一個想要入黨的女積極分子說的：「當里格當，當里格當，你要不讓我入你那個襠，我就不讓你入我這個黨。」話糙理不糙，這樣的故事難道我們聽的還少嗎？劉少奇被打倒，我們聽說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們氣憤過；林彪折戟沉沙，我們聽說林彪擁有供自己享用的豪華別墅，邱會作家的地板是玻璃鋼做的，下面有金魚池與外面的活水相連，我們氣憤過；「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我們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進口化妝品（那個時代誰有能力使用進口化妝品，誰敢使用進口化妝品？）在房間里看美國電影《出水芙蓉》，我們氣憤過。既而漸漸的又知道了所謂林立果選妃，知道了第一夫人的面首，知道了我們曾經無比敬愛的人的後宮佳麗……如此等等，難道你還以為我們應該痛恨的僅僅是有限的幾個人？使用最簡單的歸納法還還能得出結論？由此可見，今日的腐敗，正是昨日種下的禍根。
第二、失業問題。這又是一個不容迴避的社會問題。持今不如昔觀點者,一定會提到這一點，並且振振有辭地說：毛時代就沒有失業者。我又忍不住要問一句：果真嗎我們且不說那個不堪回首的三年人為的災禍，上千萬人淪為餓殍。我們單說凡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工分一說。那時的農村，一個工分，好的一毛錢，差的幾分錢，文革期間有很多地區的工分「高達」負幾毛錢。也就是說，農民辛辛苦苦勞作一年，到頭來，要倒找給生產隊幾十甚至上百元。這又是何等的「幸運」啊！這比起現在的失業工人又當如何？反駁者又會說：你說的是農村啊！我要說，你首先就犯了「民有高低貴賤」之分的錯誤。農村怎麼啦？首先，我們往上追三至五代，絕大多數是農民，我們切不可數典忘祖啊！其次，我們是農業大國。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民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再次，問一問那個時代的人就會清楚，毛時代的城市隱性失業也是嚴重的，加之大量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被停發了工資，只奉獻而不得索取，這一切都被大肆宣揚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深深地掩藏起來，這比之今天的失業又當如何？還有，毛時代大談「縮小三大差別」，但卻人為地加劇了城鄉差別，與有力的證據就是：1、戶口的管理。誰都知道，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的天壤差別；誰都知道前者和後者的相互轉換意味著什麼。2、工人和農民待遇上的差別。農民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這一點一直延續至今。3、城市和鄉村在經濟、文化、娛樂、飲食等各個方面的巨大差異。時至今日，我們至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蘇南模式的確立，浙江個體經濟的發展，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建設，給我們提供了縮小城鄉差別的光輝的典範。還有一點，我實在不願討這個巧，但是理不辯不明，我也是出於無奈才不得不談及這個問題。失業工人的增加，有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急劇膨脹。假如當初毛能夠虛心地採納馬寅初先生的意見，適當地採取限制人口的政策，我們的人口數會從49年的4.5億急劇膨脹至今天的13億嗎？我們今天的人口危機會如此嚴峻嗎？再有，這是一個殘酷的話題。失業現象是世界性的問題，是物競天擇的必然結果，也是技術更新、產業調整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暫時的陣痛。對於這一點，我非常誠摯地希望反駁者千萬不要僅僅從道義上對我進行批判，說我「站著說話不腰疼」。
前文說過，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著太多太多讓人憤怒、讓人痛恨、讓人咬牙切齒、讓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寢的醜惡、污穢、卑鄙、殘酷。但是，任何在割斷歷史的前提下對現實的觀注都是缺乏說服力的。任何一個時代的開端，都在某種意義上對後世起到了一個規範的作用。李世民開創了大唐數百年江山，他和魏徵的關係，堪稱中國歷史上主明臣直的典範。唐朝的興盛，當和李世民奠定的基礎不無關係。魏徵無數次的抗顏犯上，卻並未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單是這一點，在毛時代就是不可想象的。漢文帝在對待大才子賈誼的問題上留下的名聲一般，唐人賦詩諷其事：「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即便如此，當賈生以質問的口氣直言「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和「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懍懍也」時（注意，這顯然是在攻擊大漢朝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好形勢），也沒有被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啊。彭德懷不就是說了一畝地不可能生產十三萬斤糧食，並且如實地彙報了有餓死人的情況嗎，結局如何，我不必多說。都說清朝文字獄盛行，可黃宗羲不是說過「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嗎？簡直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啊！再看看我們文革吧，單是因為對我們造出來的神稍有不慎，即遭滅頂之災的例子還少嗎？不小心把領袖的畫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領袖畫像的舊報紙剪了鞋樣，不小心在早請示晚彙報中放了個屁，不小心把「毛主席萬歲」後面的感嘆號寫得上端稍稍彎曲一點（革命小將說是問號）……結果就成了現行反革命或者仍然堅持反動立場，於是遭受觸及皮肉和靈魂的批鬥，這種事情還少嗎？
在這樣的環境中，誰敢對領袖說半個「不」字。（有。讓我們記住這雖然少得可憐，但熠熠生輝、不可磨滅的名字吧：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黎蓮，這可是些在人格上比我們敬愛的總理、敬愛的總司令都更加光輝燦爛的名字啊！昨天晚上，我流著淚，讀完了6月16日《南方周末》報刊載的《張志新冤案還有新的秘密》一文，竟然幾次因拭淚而停止了閱讀）於是，官場盛行的是「一致通過」，是「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是「萬歲」的歡呼聲響徹雲霄。於是全國人民的頭腦都被一個大腦代替，成了巨型計算機的億萬個終端。不會真是這樣吧？至少林彪就不是真心喊「萬歲」的。因而官場的真實情況應該是，陽奉陰違、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結黨營私、互相傾軋、韜光養晦直至伺機而動待時而發。連毛自己都說「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樣的話。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對今天官場的腐敗、黑暗、醜惡，毛作為始作俑者，難辭其咎。今天，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的徹底變革，不從根本上徹底清算毛時代的遺毒，中國，至少是中國的官場是沒有前途的。
在跟青年朋友談到這個問題時，有青年朋友善意地勸告：「你這樣的說法會導致信仰危機。」我回答他們：「我不能欺騙你們，我不能讓你們相信並不存在的美好。」
毛時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這一點，凡過來人，都應有切身的體會，但卻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認識。更為不幸的是，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善於遺忘的民族，尤其是對自己的醜陋總是諱莫如深的。巴老早就建議要建一個文革博物館，但至今也沒有哪個當政者把文人的提議當回事。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我們還是認真地回憶一下那不堪回首的過去吧！
一、毛時代是一個極端專制、萬馬齊喑的時代，是一個因大搞個人崇拜而毀棄萬民個人自由意志的時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個道理毛澤東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更是深諳「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手段，而且運用起來比「弱其志，強其骨；空其心，實其腹」的古訓要高超得多，也嫻熟得多。４９年以後的中國，每個人都能體會到政治學習的強大威力，所謂政治學習，目的就是要用「我」強行灌輸的思想徹底取代「你們」的個人思想，即所謂「洗腦」。我們還有形成網路的宣傳體系，城市不用說，農村後來也是發展到村村有廣播，戶戶有廣播。如果有人不幸而擁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讓這種不合時宜的念頭在心中徹底腐爛，化為泥土（這是多數人的選擇），要麼就接受厄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即是）甚至死亡（張志新、遇羅克等人即是）的挑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使肉體和靈魂一起毀滅，然後徹底腐爛，化為泥土。那個時候，收聽外電廣播被稱為「收聽敵台」，是要遭到.的，直到七十年代末，人們在收聽美國之音的對華廣播時，仍然要提心弔膽，戰戰兢兢。幾乎每一個稍大一點的城市中，都設有干擾外電的設施，目的就是讓中國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高高興興、無怨無悔地接受我們的救星賜予我們的一切。
記得小學時，老師布置一篇作文，題目是《給台灣小朋友的一封信》，少年的我堅信，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特別是台灣人民，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更是苦海無邊，回頭無岸，度日如年，於是我憂心如焚，於是我特別真誠地希望台灣能夠回到祖國的懷抱（雖然我今天仍然真誠地希望台灣能夠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出發點不一樣），於是我飽蘸濃情的筆墨，完成了這篇書信體的作文，老師認為是一篇非常成功的習作，並被當作範文。還是小學時，有一次，某個同學的練習簿上，不小心把「毛主席」的字樣同「崩潰」兩個字連在了一起。雖然根本就是搭配不到一起的兩個詞語，可是還是被某一個好事的同學報告了老師，於是小題大做地把我們十幾個同學留到了晚上八點多鐘，對筆體，背對背談話，直至抓出「罪魁禍首」。幸好這個傢伙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的後代，否則真不知道後果如何。可悲的是，當時的我對寫下這樣文字的同學竟然真的有一種由衷的憤怒：怎麼會有這麼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人！因而積極配合校方的調查。想一想吧，當時連我這樣一個不足十歲的少年的腦子裡，都已經浸滿了盲目崇拜、封建專制的毒汁，假如不是撥亂反正，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們長大后一定是這種制度的自覺維護者。我並非為了趕時髦也來一番懺悔，其時僅是一個少年的我也並沒有做出什麼必得懺悔的罪惡，我只是想讓新生代的思想者們知道那是一段什麼樣的歲月，知道成為別人靈魂的附庸是一種什麼滋味，知道沒有感覺的感覺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和提倡下，也曾有人給黨提意見，那多數確實是出於善意的客觀的批評。可是很快，當形勢急轉直下時，五十五萬人措手不及中就變成了反黨分子，妻離子散，受盡磨難。右派中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那個時代我們是多麼的需要知識啊！那裡面的一大批人物可是都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作精英啊！毛卻振振有辭地說「這不是陰謀，這是陽謀，這叫引蛇出洞」。多麼卑鄙無恥！在這一點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毛的問題，不僅僅是治國方略方面的失誤，同時也存在著人格方面的嚴重缺陷。
在那樣的時代，不僅毛本人需要靠大搞個人崇拜和極端的專制來鞏固自己在黨內和國內的地位，各級官員也需要靠這樣的體制來維護這種等級制度，進而維護自己的特權。即使已淪為階下囚的「奴隸」們也可以通過出賣別人、出賣靈魂來表忠心，進而稍稍改變一下自己的處境。因而，那時的人們都是自覺地在維護著這樣的制度，維護著一種虛無的信仰，維護著一個大家共同創造出來的神像。
二、毛時代是一個法制廢弛、人性淪喪的時代。我們經常感嘆中國的法制遠未健全，感嘆中國人法制觀念淡薄，感嘆在中國仍然頑固存在的權大於法的弊端（特色？）。這一方面自然是緣於封建意識的根深蒂固，但是，有沒有人想過，其實從土改的鬥地主開始，就埋下了「共和國」忽視法制，踐踏人性的種子。所謂土改，固然是發動農民從地主的手裡搶得土地，然後由農會將土地分發給貧苦農民。（這一點，在小農經濟時代，在土地兼并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為了政治上的穩定，為了籠絡民心，是完全必要的。）分發土地的同時——公開的理由是為了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在各地都進行了殘酷的鬥地主的運動。對於那些罪大惡極之輩，乖戾暴虐之徒，施以刑法的懲治固然是必要的。可惜，我們的做法是由普通農民集中起來，把地主置於垓心，由群眾申明罪狀，同時施以拳腳、棍棒，或者直接刀鋸加頸，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沒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場，轉瞬間即可毀滅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這種肆意踐踏法律尊嚴，倡導人們滅絕人性的運動，在真正的文明時代和法制國家裡是難以想象的。更可怕的是，這種運動對在多大範圍內「揪」出多少個「惡霸地主」是有明確要求的，因之冤假錯案（如果能算作案件的話）叢生。解秘以後，我們才知道，連當年那個聞名遐邇的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收租院」也是蓄意虛構的。
這種踐踏法律、滅絕人性的情況，在「共和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得到了體現，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發展到了極至。在處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公安部的調查人員的調查結論是，沒有找到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證據。可是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卻說：既然毛主席說他是反革命集團，那就是反革命集團吧。簡直比莫須有還要莫須有。於是按照結論——反革命集團——的要求，去虛構材料，羅織罪名，於是一個精心建構的案件就成為了「事實」。57年反右，也存在著分配指標的怪現象，各地各單位各部門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數量的右派分子，實際上也是先拿結論，再編證據，這本身就是有悖法理的，這與自然科學的假說和猜想絕對不是一回事。
三、毛時代是一個臨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時代。當年，一位長我幾歲的學兄，在上學的路上路過一座小橋，隨口即興唱起了經他改動的流行歌曲，把林副統帥的名句
「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成了「大海航行靠邊走」，於是就「有幸」成為了「現行反革命」。須知他也僅僅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啊！這種昨天還是紅衛兵小將，今天就成了階級敵人的故事太多了。周厲王時代，人們還可以用沉默不語「道路以目」來遠災避禍，可是在「文革」時代，人們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了。按照革命的邏輯，內心深處的反動思想，比實際行動更要不得。相互見面，打招呼的語言，從「吃飯了嗎」和「你好」變成了領袖的語錄。中國人都知道言多必失這一古訓，所以領袖的語錄就成了任何人都必修而且絕對要精熟的內容，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文革研究者徐友漁說：「『文革』是一場極其複雜和特殊的政治運動，其間波詭雲譎，潮流反覆多變。除了『中央文革小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幾乎沒有貫穿始終的『左派』。『昨日座上賓，今日階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這個階段一些人是天之驕子、革命闖將，下個階段就成了『革命的絆腳石』『右傾複辟的急先鋒』，因此『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幾乎無例外地具有兩重性，一段時間屬於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時間廁身於整人的隊伍。」福禍相依的道理在這裡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當然，十年中實際上是存在著以整人為主還是以被整為主的區別，但我以為，只要不是有命案在身，罪大惡極，我們現在確實沒有必要再去追究什麼人在哪一階段是順水順風的了。我只是想說，那是一個悲劇時代，是一個整個民族陷入了一場空前的政治瘋狂的時代，也是一個臨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時代。對此，毛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就是要幹掉劉少奇和其他敢於公然「罵娘」的軍事統帥，以挽回大權旁落的頹勢)，林彪、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更是罪不容誅（他們的基本原則是拉大旗，作虎皮，在毛的大樹下尋找一片綠蔭。更進一步的打算是相機取而代之，實行新的權力壟斷和權力分配）。
我們整個民族，每一個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難道真的就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徐友漁說：「『文革』中年輕的積極分子在反思時，最愛說的就是自己當初的理想主義。不錯，虛幻的政治理想確實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沒有私利、野心、內心野蠻的衝動，為了邀功得寵而拋棄自尊與常識，『文革』中不知會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為馬的笑話。」（見《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原載《南方周末》2000.6.2.23版））基督教義認為：人生來就是帶著原罪的，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贖罪。難道就是針對現代中國人說的？荀子的性惡觀點難道不是在
20世紀的中國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也有人認為，毛在入主中南海之前，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只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才犯了錯誤。我並不認為，應該把誰「一棍子打死」，至少毛是一個天才（「林副統帥語」）的、成熟且成功的政治家（政客？）。我只是想，通過對歷史問題的反思，能夠儘可能地達到接近真實，進而廓清人們——至少我本人——對問題的一些模糊認識。
循著歷史，我們不妨走進硝煙瀰漫的戰爭年代。其實，仔細考察毛的發展歷史，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支撐著毛的思想框架的基石，的確是「鬥爭哲學」，用毛自己的話說就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事實上，他除了與天斗，與地斗，與公開的敵人斗之外，他更善於與同一陣營里的異己斗，與權力場上的絆腳石斗，與敢於和有資格在群眾影響上能和自己抗衡的人斗。
當年的陝北，幾乎人人都知道「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在陝北已經很有根基。當疲於奔命的中央紅軍，衝破重圍，於35年10月，損失慘重地到達陝北時，劉志丹並沒有從個人的利益考慮問題，而是欣然接納了中央紅軍。當時的情形是，雖然在原則上，劉志丹應該受中央的統轄，但是劉以逸待勞，且有足夠的群眾基礎，其實力肯定是超過了中央（很容易使人想起劉邦和韓信的舊事）。假如劉志丹從一己之私利出發，與黨中央分庭抗禮的話，那麼中國革命的命運還真的很難說。中央紅軍是到了陝北之後，才得到了徹底恢復和休整的時機。可是在不久之後（36年4月）的戰鬥中，劉志丹卻不幸遇難。子彈不是來自對面，而是來自身後。前不久，筆者的一位朋友去了延安，其間專門就此問題請教了延安黨史館的同志。回答是，子彈是劉志丹的警衛員射出的，該警衛員是原中央紅軍的人，事發后即被槍斃。沒有其他任何有力的證據，但是我想，我們的基本思路應該是，該警衛員背後有指使者，指使者應該是劉志丹死難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受益者要麼是敵人一方（中央紅軍轉戰二萬五千里，劉志丹率部剛到中陽縣，出身中央紅軍的警衛員就被敵人買通，而且亡命一搏，似乎與理難通），要麼是「自己人」。
1940年10月黃橋一役，陳毅率部殲敵一萬五千餘，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個故事一直被傳為佳話，戰前的棋局、黃橋燒餅等也因之聞名。事實上，陳毅在戰前並沒有多少勝算，所以他要求調集當時正在江陰休整的老六團渡江增援，因為他預測，憑自己的力量只能堅持27小時。但中央軍委下了死命令：老六團原地待命，任何人不得調動！倒是同是出於華東區的譚震林違抗軍令，派了一個營多的兵力，援之以手，方見患難中的英雄本色。中央軍委為什麼棄陳部於不顧？還有，張國燾為什麼脫離中央？皖南事變到底還有什麼內幕？後來的高崗為什麼要自殺？彭德懷、劉少奇因為什麼不得善終？……功高震主，必生禍端？伴君如伴虎？
很讚賞美國人的提法：要像防備強盜一樣地防備官員。這種說法當然也包括元首。否則柯林頓的一點桃色新聞，怎麼就會引起軒然大波？怎麼就會有人始終不依不饒？而我們的提法一直是，××是人民的大救星，××萬歲。從探究和鉤沉歷史的角度講，這至少是人為地增加了評價歷史人物的難度，有些問題可能就會永無答案了。
網路上，有網友說，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文革」，意思是「文革」有壞處，也有好處。這是對「一分為二」這個簡單的哲學道理的一種庸俗的理解。如此說來，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愛滋病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使用一分為二的觀點，應該是在具體、客觀的前提下。比如愛滋病，需要肯定的是什麼呢？應該肯定它是一個「反面教材」（這個詞語毛澤東用過），它告訴我們，一定要遠離愛滋病，否則性命不保。你總不會理解成愛滋病使好人滅亡的同時，也消滅了一些罪惡的生命，所以說它有利有弊吧？實際上，「文化大革命」的好處是，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警戒的標誌：此路不通！
也有的網友說：「文化大革命」就算別的都錯了，反封建不錯。天啊！難道真有人認為，毀棄大量的古建築、文物，焚書和消滅一批知識分子就是反封建嗎？第一，須知封建文化和封建時代的文化是兩個概念，封建思想和封建時代的思想也是兩個概念。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認識遠遠地超過了我們今天很大一部分人的認識。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難道不是民主的先聲？整個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兩千年處在封建時代，難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精粹？難道都應該打倒重來？難道用暴力文化取代溫文爾雅的孔孟思想就真應該成為一種理想？第二，須知專制集權和個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封建特徵。最具封建特色的「萬歲」一詞，被我們不加修飾地沿用了許多年（竟然沒想想用「億歲」豈不更好）。「文革」中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就是封建思想、斯大林暴政和毛權術的結合。
今年（2006年）春節放假後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收到了北京李伊白女士寄來的《懷念李慎之》（續一、續二）兩本書，想到李慎之先生逝世已經兩年多了，這段時間以來，自己雖然仍然閱書（報）不斷，但卻沒有再看到像先生一樣思想深邃、文字暢美的文章，後輩學人或許在學理的論說上能夠做到非常科學、規範、嚴謹，但卻沒有先生那種歷盡風雨蒼黃、而古今中外縱橫捭闔的氣度。我和李慎之先生素昧平生，但先生去世，我卻有精神上頓失倚依的感覺，痛之念之，於今未平。
連日捧讀兩本續集，再思先生風標，感慨不已。雖說現在科學技術發達，我已通過現代電腦網路索尋有關先生的許多文字來閱讀，但是續集中還有許多篇章是我以前未曾讀到的，特別是先生的老朋友、同學、同事所寫的那些懷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在此我想向朋友們推薦的是郭蔭芍的懷念文章：《索憶李慎之先生》。郭蔭芍從1964年大學畢業後到新華社工作，與先生同事，文章回憶了李慎之先生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些遭遇和處境。在五七幹校，郭蔭芍先是和李慎之先生同住在一農戶家中，后搬到幹校內，又搬到幹校新蓋的窯洞，兩人都同住一室，因此他的回憶是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真實可信。
「文革」乍起之初，「橫掃一切」，先生是知名「大右派」，逃脫不了「橫掃行列」。1966年的一天中午，先生被雙橋外語訓練班的學員捉來批鬥，「他站在凳子上，兩隻胳臂抵在後邊，做『噴氣式飛機』，腰已經彎得不能再彎」，一位姓陳的年輕人舉著從他家抄來的一把亮鋥鋥的刀（這把刀是先生隨周總理出訪尼泊爾時國王送給他做紀念的藝術品）喊到：「你保留這個，不是想殺人變天是什麼？」先生是文弱的書生，卻被誣為想「殺人變天」，當時先生「滿臉大汗，有口也沒法說」。
進入八月底九月初，文化革命委員會傳達中央領導指示，北京要清理地富反壞右，把北京清理的像「玻璃一樣乾淨」、「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先生當然是被清理的對象，當時郭蔭芍正年輕，被指定為帶隊之一，在聽完傳達后，先生向郭蔭芍訴說情況，說到反右以後的心情，特別談到他和妻子張貽原本非常恩愛，他「犯錯誤」以後脾氣變的不好起來，四個孩子還沒有成人，現在要把他清理到信陽步校，他走後一家人怎麼生活，心情非常凄涼和苦痛。郭蔭芍問說是不是將他的情況向領導反映一下，先生含著眼淚只是無奈地說了三個字：「不用了」。之後雖然沒有被清理出北京市，但先生除了陪「黑幫」挨斗之外，就是整天勞動改造。郭蔭芍說：「他之所以陪斗，是因為他有『資格』，總是批當權派是他的保護傘。後來知道，自反右後，每有長期或短期的到農場、到農村勞動，都是少不了他的。不知道怎樣才不算被保護……特別是每有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公布，或兩大派鬥爭激烈時，總是把他們拉出來當活靶子批鬥。」
1969年12月，新華社組織一批人下放山西永濟「五七」幹校，先生和妻子張貽女士都在其列，四個孩子中已有三個上山下鄉，兩個在東北，一個在山西，只剩下十三四歲的小四留在北京家中，郭蔭芍問他們：一個小孩子怎麼過活，「他們夫婦誰也沒有回答，只是相對無言」。臨行時，因不是同一個連隊，他們夫婦分乘兩個車廂，二女兒從東北回來送行，含著眼淚一會走到母親面前，說我不願意做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一會走到父親面前，對他說我不願做一個沒有媽媽的孩子。
在幹校，年近五旬的先生戴著高度近視的眼鏡，進行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和年輕人一起「深挖洞」，拉著人力「拉拉車」到十八里路遠的永濟縣去拉口糧、運肥、運莊稼、拉磚蓋房子，吃的是窩窩頭就鹹菜，有時到離幹校九十里路的蒲州拉蘆葦，早上裝車起程，要晚上八九點才回來，路上帶著乾糧和水壺，餓了吃，渴了喝。當時李慎之先生的大女兒就在距幹校不遠的臨漪縣插隊，抽時間來看望父母，住在母親那邊，可三個人從來沒在一起過。後來二女兒也從東北轉來臨漪插隊，一家四個人在幹校仍然沒有團聚在一起過。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親人們卻不能聚在一起，相互照顧。
（二）
以李慎之先生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他所遭受的苦難，足以寫成一本書，但是在李慎之先生所留給世人的不多的文字中，卻鮮見寫到自己的劫難和痛楚。
2003年2月，李慎之先生在他生前的最後一篇文章《被革命吞吃掉的兒子——懷念李炳泉（1919——1970）》中回憶道：一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勢，挾雷霆萬鈞之力」開始了。我當然在劫難逃，一上來就被打入「牛棚」，掛牌子，戴高帽，游斗，挨打，抄家，樣樣都有份。但是因為已經是死老虎，夠不上「走資派」的資格，已不是造反派興趣所在，所以受的衝擊和壓力都要小一些，我本來就沒有歷史問題，也沒有人對我的歷史有特別的興趣。
《顧准日記》出版（1997年）后，在學界引發一場爭論，作家沙葉新在《淚眼讀顧准》中認為顧准日記中有一部分也許是「偽日記」。學者林賢治認為《顧准日記》中有一些內容「熱烈謳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對當時包括整黨建黨大批判等在內的所謂『鬥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等等，由此得出「存在另一個顧准——完全不同的顧准！」的結論。
李慎之先生1998年2月在《只有一個顧准——《顧准日記序》的補充》一文中判斷：事實上不可能存在「兩個顧准」。李慎之先生說，他完全同意沙葉新推測的，顧准擔心「文革」中的日記被抄，從而寫成不但不「反動」而且還很「革命」的日記。也就是說這是一本偽日記，只有在他記述他對自殺的妻子的深深懷念時，才使人感覺是真情，其他全是偽飾。
李慎之先生還以自己為例，論證了顧准在「文革」乍起之初銷毀「罪證」 的真實性。
李慎之先生指出，「文革」一開始，他就立刻意識到，自己成為「右派」幾年來積攢的滿一抽屜卡片和讀書筆記都是「劇毒」，甚至是「變天賬」，心裡緊張得不得了。他「強作鎮靜」地每天早晨上班前先把這些卡片斷作碎片，放在大臉盆里泡上，放在床底下，然後到半夜兩三點鐘起床把它揉成紙漿，倒在馬桶里衝掉。「我不敢用燒的辦法，一來是怕忙亂中容易出危險；二來是怕火光或者煙氣會泄露秘密，大院里已經有人因此挨批挨鬥了；三來是甚至不敢讓老婆孩子知道，那個年代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險，至少是增加他們的心理負擔。」
先生就這樣接連幹了十幾天，覺得「罪證」已完全銷毀，才輪到第一次抄家。李慎之先生說「我用這麼多的筆墨來寫這個經驗，並不是『白頭宮女說天寶遺事』，而是希望能讓今天的青年和後人能夠具體地了解一點『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它對人心靈的扭曲，看來青年人對三十年前的舊事已經很隔膜了。」
1999年底，李慎之先生在接受記者的訪談時，回憶自己早年參加革命，年紀輕輕就享受到了勝利的果實，「不料，又碰上了實行『全面專政』的文化大革命。那時節，真是不敢有『片語違忤』。戰戰兢兢地、認認真真地編謊話，講假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兩面派。」李慎之先生說，「那是一種『人』的生活嗎？我們這樣年紀的人，看見你們這樣年紀的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頭來」。
以上就是李慎之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關於「文化大革命」經歷的自述。
（三）
李慎之先生是一個胸懷極其寬廣的人，讓他耿耿於懷的不是個人的榮辱，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徹底的反思，如何才能夠不讓悲劇再一次重演。
早在1992年12月，李慎之先生在為《文化大革命辭典》（后改名《十年通鑒》，至今未能出版）作序就指出：儘管研究「文革」是中國人迫切的需要，研究「文革」的成果在中國卻還很少。通盤考察這一歷史現象的著作不過寥寥幾本，內容也嫌單薄。倒是外國人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已在源源出版，因此而有「『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
的說法。……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多數還健在；也可以反過來說，現在活著的中國人大多數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據有人調查，在現在的年輕人中，「文革」已成為「被遺忘的角落」。我們的民族經不起這樣的遺忘。
針對「文革」結束後人們始終沒有深入全面地回憶、研究「文革」，李慎之先生認為，頭幾年可能是「文革」的餘威猶存，人們還不敢說話，后十來年則似乎有一條不成文法，叫人們不要談「文革」。巴金老人關於設立文革紀念館的建議也始終沒有人理睬。然而一個失去記憶、不知反省的民族是很難有出息的。遠的不論，如果大家把「文革」加上前十年的「二十年極左路線」的創痛忘掉了，那又怎麼能證明鄧小平理論的價值，怎麼能證明改革開放的必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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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4 個評論)
- 回復 fanlaifuqu
- 真沒想到有那麼多傻子，或不願正視現實，腦子進水的傢伙！
- 回復 borninheaven
- 國內的講法是毛主席建立了新中國，穩定了共產黨的政權，才有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基礎，才有今日的繁榮，所以近30年是毛時代的繼承和發展。文革是個錯誤而已。有些左派不認同鄧小平改革開放是毛時代的繼承和發展， 而是毛講的資本主義復辟，如此一來文革不但不是錯誤，更別談是災難了，那是英明偉大，不過是毛沒抗住，死了。
- 回復 chineseman
- 重要原因就是共產黨不斷進行對真相的掩蓋和用輿論誤導民眾。
fanlaifuqu: 真沒想到有那麼多傻子，或不願正視現實，腦子進水的傢伙！
- 回復 chineseman
- 共產黨為了他們的專制獨裁就是要這樣顛倒黑白。
borninheaven: 國內的講法是毛主席建立了新中國，穩定了共產黨的政權，才有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基礎，才有今日的繁榮，所以近30年是毛時代的繼承和發展。文革是個錯誤而已。有些
- 回復 chineseman
- 給他們吃藥可以減輕病情，降低傳染。
dwqdaniel: 好文，不過毛左毛粉依然如故，不可救藥
- 回復 chineseman
- 共產黨輿論欺騙掩蓋誤導民眾。寫毛真相的貼全刪掉，擁毛的腦殘貼一律保留。
北京的大平: 寫的好！ 現在是睜著眼說瞎話的人居多，可他們顯然不是毛澤東的堅定追隨者。只是閑的沒事說點反話而已。
- 回復 chineseman
- 毛時代的確窮的沒多少好貪的，但說那時候廉潔完全是放屁。
徐福男兒: 毛澤東時代沒有貪污，這完全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現在那些盲目懷念毛澤東的年輕人恐怕不知道「四清」是什麼，我要告訴他們，四清之一就是「清經濟」，沒有貪污，清
- 回復 borninheaven
- 他們沒有顛倒黑白，是混淆了黑白！ 如此把反毛的反共的，擁毛擁共的全攪和在一起了。今天的共產黨還是毛的那共產黨嗎？這成了個是又不是得問題，全憑從哪個方面去看，結果是許多反毛的成了擁共的， 許多反共的成了擁毛的，還有更多的糊塗的，啥都搞不清了
chineseman: 共產黨為了他們的專制獨裁就是要這樣顛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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