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海燕 最後的知青

我在新華社的《新聞業務》上，看到對外部記者林建楊寫的一篇知青採訪手記，還附有那篇文章──《最後的知青》全文。我覺得，《最後的知青》是我這些年看到對知青的描寫文章中，比較客觀、真實的一篇。（文章附在本文後面）

說它客觀，文章把一個有名有姓的知青，從下鄉之初，到現在的生活狀況，完整地擺在讀者面前。張芬，一個重慶市的女中學生，一九六九年下鄉到一個貧困山村插隊。她在那裡結婚、成家，生活了四十年，經歷了從一個城市姑娘到農村老太太的全部過程。除了歲月和身體的變化外，唯一伴隨著她四十年沒有絲毫改變的，就是貧困。

文章的每一個字都看得人心驚肉跳。我幾次停下來，閉著眼睛默默想，如果我下鄉時，那些在我身邊的女同學像張芬一樣，嫁給農民，留在農村，生下幾個孩子，住著草房，一直過著貧困的生活，我現在能面對她們嗎？

說它真實，這篇文章觸到了上山下鄉運動的兩條底線，一條底線是農村的貧困，一條底線是對上山下鄉運動批判，也就是對毛澤東的反思。

我過去看過的一些有關知青的小說、回憶、紀實等作品。多數作品中，知青只是上山下鄉運動的過客，只是農村貧困的旁觀者。我所說的貧困，不是僅僅指吃不飽，沒有合適的住房，勞動收入微薄，沒有文化娛樂活動。這些是農村貧困的現象，而不是實質。「知青們」可能還沒有意識到，他們認為那些艱苦、勞累、黑暗、愚昧的現象，其實是農民正常的生活，貧困是農村的一種生活狀況。《最後的知青》一文，則用「城鄉差別」揭開了這種貧困的制度的一角，向讀者揭示了農村貧困的原因。

《最後的知青》的女主人公張芬認為，毛主席在「上山下鄉」這個問題上是錯誤的，他的指示「有點刻薄」。她認為「上山下鄉」運動失敗了。

有一位作家，在一本書中寫到知青時說，中國的歷史，在一次歪打正著的錯誤中，造就了一片樹林。

是這樣嗎？還是歪打歪著，造成了一片荒蕪？

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項帶有明顯政治目的運動。對運動的發起者而言，無論出於何種目的，都有一條明顯的思想軌跡，而不是象有些文章所說，是政策性的權宜之計，是為解決城市就業、經濟危機等問題。知青上山下鄉，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它決非毛澤東的即興之作，而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聯想到文革前毛澤東與王海容關於教育的談話，聯想到他的「五七指示」，就更能理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他的思想中所佔的分量。

一九六八年，經歷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城市初中、高中學生，被分配到農村「廣闊天地」，或插隊落戶，或新建農場，或屯邊墾荒。這就是所謂的「老三屆」，六六、六七、六八屆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一共六屆。全國大概有三百萬人。

誰能說清楚，毛澤東的這個政策，究竟是毀掉了一代青年？還是為中國儲備了一批人才？

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作為一項國家政策，為了解決經濟危機，解決城市就業困難而提出來的。當農村無法為城市居民提供足夠的口糧時，當城市無法為青年提供就業機會時，政府就動員、組織一批城市居民和青年學生到農村去安家，或者到邊疆墾荒。無論說教的多好聽，其實就是種地打糧食，讓那些留在城裡的人吃。這是一個解決經濟困難的政策。毛澤東著名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語錄，就是五十年代末提出來的。但是，文革中的「老三屆」上山下鄉，卻有其特殊含義，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老三屆」知青是紅衛兵的延續，這是一個常識。這些知青與紅衛兵之間有無法割斷的血緣關係，他們不是在城市的待業青年。他們下鄉，並不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沒有出路，或者沒有飯吃，家裡養活不起，而是有其他原因，政治原因。

「老三屆」，初中學生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高中生大部分也都在一九四七年以後出生。這批學生，可以說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學到中學、高中，這是一批基本上按照共產黨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在自己建立起來的的教育體系中，按照毛澤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指導思想培養出來的青年。

這三屆學生之後，也就是從一九六八年以後，共產黨再也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培養青年了。

在文革初期，是這批學生首先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得寵於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得勢於年少氣盛和「造反有理」的馬克思主義道理，殺向社會，殺向機關、學校、居民區、農村，所到之處，天翻地覆，所有的社會秩序都被打亂。

紅衛兵，是毛澤東親自培養，親自指揮的一支造反大軍，是一支實現他的戰略目標的突擊隊。

到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經從狂飆突進發展到路線鬥爭（權力鬥爭），意識到這一點並積極參與權力鬥爭的工人、幹部、大學生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並且進入舞台中心，紅衛兵的作用被逐漸淡化。

但是，因為紅衛兵是從文革初期就參與其中的，到這個時候，已經深深陷進文革的泥潭不能自拔。一些思想的先行者漸漸清醒，開始思索文革的實質，思索社會的意義，思索中國的未來；另有一些人則怒火萬丈，用「痞子」的辦法發泄心中的怨氣。

紅衛兵不是一支被培養來奪權的隊伍，他們自己也沒有權力意識，這支隊伍在組織結構、思想路線、政策策略上，都沒有做好進入國家權力機構的準備。他們雖然有改變現狀的勇氣和衝動，有闖出一片新天地的決心，也能看到當時的官僚體制的種種弊端，但是，就是沒有權力意識，沒有奪權、掌權的意識，更沒有掌權的準備。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由「革命」轉為「奪權」並要掌權時，他們的失勢就是必然的。

不用這些人了，就要給他們找出路。毛澤東大概就想到了「到農村去」的辦法。其實，對於任何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毛澤東都希望他們能有機會到基層去，尤其到農村去，接受鍛煉，改造自己。這是他一貫的思想。

或許，毛澤東對處理這批紅衛兵確實有他自己的考慮。但是，事情到了下面，到了執行層面，到了接受這個現實的「老三屆」身上，就完全不一樣了。

得寵──鼎盛──失勢──拋棄，這就是一九六八年紅衛兵的結局。用的時候，全國都說好，人人讚賞有加，所有的人唯恐拿不出更多的讚譽之詞，報紙、廣播、電視說的天花亂墜，使這批十幾歲的孩子忘乎所以。「天下者，我們的天下！」「要把勝利的紅旗，插上白宮之頂！」一旦被拋棄，原來讚賞者又眾口一詞的譴責，似乎那時候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紅衛兵造成的，就該把這些無法無天的暴徒拋棄。

拋到哪裡？農村。

我下鄉那天，當火車緩緩開動時，先是從我乘坐的這節車廂，接著又從相鄰的幾節車廂里，傳出《三套車》的歌聲。「你看這匹可憐的老馬，它隨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財主要將它賣了去，今後苦難在等著它。」悲愴的歌聲低沉、憤怒，聽起來驚心動魄。火車一開出車站，我們就離開這個社會了。知道自己被拋棄了，卻又無以言表，只能用歌聲來表達心緒。

這就是一九六八年知青下鄉的背景。並不是象有些人所說，是為了解決城鎮青年就業問題。其實，當時的「老三屆」，完全不存在就業問題，繼續上學就能解決全部問題，國家也不是真拿不出這三百萬人的商品口糧，大部分人的家庭也不是養活不了這些孩子。但是，政治需要，就要拋棄。用時甜言蜜語，棄時如同敝徙。這就是政治，就是當時的現實。

當「老三屆」們在一夜之間完成從紅衛兵到知青的轉變，從繁華的城市被送到偏遠的農村以後，他們中的一些人才逐漸發現，真正叫他們觸目驚心的，首先不是勞動的艱辛和生活的無所適從，而是農村極度的貧窮、落後，是那些淳樸、善良的貧下中農依然過著窮困的生活，在蒼白、無望的日子裡打法著蒼白的時光。這些知青們第一次發現，他們在學校的課本中學到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貧下中農當家作主」、「麥浪滾滾閃金光」的描述，統統都是假的！

我下鄉所在的生產隊，秋季分配，這是農民一年的主要分配季節，全隊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現金總共不超過一千五百塊錢，平均每人不到六塊，支撐的時間從當年九月到來年五月，九個月；夏季分配，現金只有不到八百塊，平均每人三塊錢多一點，時間是六月到九月，三個月。隊里最強壯的單身男勞力，每年現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塊錢！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糧錢，基本沒有現金分配。

口糧，夏季分配（小麥），三個月口糧最高不超過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紅薯（五斤頂一斤原糧），每人最多不超過三百斤（糧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這些，還都是原糧。

除此之外，還有文化生活的貧瘠。

這對於從城市來的知識青年，簡直是不可想象的、無法忍受的生活。然而，這就是當時中國農村的現實。

當謊言被揭穿，當真實赤裸裸的呈現在你面前時，最能教育人。現實非常殘酷，它把幾百萬天真、單純的心靈放在太陽下暴晒，放在貧窮中錘鍊，放在愚昧中煎熬……它逼著我們思考，我們才發現，原來我們不是當紅衛兵才受騙，我們一直在受騙！

我以為，這就是文革中「老三屆」知青上山下鄉的意義，這就是「歪打正著」的意義。

大概，連毛澤東都沒有想到，他把「老三屆」送到的不是農村，而是送進了煉獄。他希望他們完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體力鍛煉，而他們卻開始了突破思想牢籠的探索；他希望他們認識到「腳上有牛屎的農民最光榮」，他們看到的卻是愚昧和落後；他希望他們看到真實，他們卻用這真實戳穿了謊言。當年幾百萬曾經高喊著「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的知青，他們的思想開始發生分化、裂變，開始新生，那是怎樣一種驚心動魄的情景啊！只不過這樣的過程，不是發生在學校的課堂上，也不是發生在所謂「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而是發生在風雪瀰漫的漫漫長夜，發生在風雨凄迷的泥濘路途，經歷九十九座刀山的切割，九十九次冰河的浸泡，完全靠著自己內心的煎熬、掙扎、思索，才得以完成。

當然，說知青上山下鄉是為了解決城市就業難，也不無不可。但現在說這個，有什麼現實意義呢？雖然現在城市就業難普遍存在，可是，有哪一個領導，有哪一屆政府，敢再提出「上山下鄉」來解決就業難題呢？

因為我們已經用親身經歷告訴了後來人，這條路，代價太大，經歷太慘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