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聾發聵的演講： 專制體制的本質

張千帆北大演講：辛亥革命與中國憲政 （全文）(轉載)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個世紀之後，中國正陷於難以自拔的官僚腐敗和社會危機。武昌兵變推倒了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終結了數千年皇權統治，但是皇權的結束遠非真正意義的共和的開始。一百年來，中國戰亂頻發、生靈塗炭，人民屢遭浩劫，憲政命運多舛。雖然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三十年的相對安寧，讓中國擺脫了大飢荒和「大革命」的威脅，並逐步回到了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專制權力結構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 

　　辛亥革命百年之後，民權不張，公權必然無限膨脹，巧取豪奪、強征濫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屢屢出現。改革三十年，中央放鬆管制，人民獲得了勞動致富的機會，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為各級官員腐敗創造了大量資源和機會；人民的勞動成果遭到各級官員和極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攫取與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長跟不上財政收入的增長，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改革一方面徹底瓦解了全體官民對正統意識形態的最後一點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敗、墮落、庸俗和拜金主義；另一方面則極大透支了中國的自然資源並破壞了生態環境，破壞的速度超過發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績體制不變，這個破壞過程就沒有止境，直到危及每個人的基本生存。承載著幾千年文明的中國鮮有像今天這樣沒有信仰、沒有是非、沒有道德勇氣、沒有自我反省和凈化的能力，貪官污吏鮮有像今天這樣多如牛毛，空氣鮮有如此渾濁，食品鮮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鮮有萎縮得如此之快…… 

　　如果這一切在國內不可維持下去，那麼今日中國也在歷史上罕有地呈現出對外擴張的趨勢。這種擴張一方面體現為中國向發達國家輸送廉價勞力和產品，通過「低人權優勢」壓榨國內工資、消耗國內資源以吸引國際投資並維持增長；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利用欠發達國家和中國同樣的體制弊病掠取它們的資源，藉以滿足國內維持增長的需要。這種掠取不僅會激起這些欠發達國家人民的反感和反抗，而且也可能將中國直接捲入和發達國家的資源爭奪之中。官方在正統意識形態徹底破產之後一直在尋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後必然發現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國人尚剩的一點民族自尊感。加上政府長期灌輸形成的扭曲歷史觀、台灣與少數族群聚集地區的分離主義隱患、政府控制下的國內媒體對「敏感」事件的高度選擇性和誤導性報道……這一切都註定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呈星火燎原之勢；只要領土主權受到任何挑逗，民族主義情緒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間將1930年代的德國法西斯或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死灰復燃。今日中國在表面一片歌舞昇平背後，實際上埋放著一觸即發的火藥。 

　　無論是百年坎坷還是未來的兇險，都歸因於奴役人民的專制。然而，專制是狡猾而頑固的，並不因革命而被打破；恰好相反，革命往往建立更強大的暴政。滿清覆亡的教訓在於，只有及時施行憲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劇；如果執政者執迷不悟、拒絕改革，那麼不僅他們自己將玩火自焚，而且整個中國社會都將陷入革命－暴政的惡性循環，中華民族將淪落到文明廢弛、腐敗橫行、資源浩劫、環境破壞、民不聊生的地步。百年歷史滄桑充分證明，只有憲政才能救中國。 

　　要打破專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憲政，人民首先要樹立自己的尊嚴。個人尊嚴是國家憲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個奴才治國的奴隸國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憲法。而專制的最大罪惡不僅在於踐踏了人的尊嚴，而且在於剝奪了個人恢復自我尊嚴的能力，使他們自甘墮落地臣服於專制淫威之下。中國憲政的最根本的困境在於專制體製為自己的持續生存創造了最有利的人格狀態，無限膨脹的公權和長期受壓抑的人格形成一對互為依存的穩態。要打破專制的窠臼，首先必須喚醒普羅大眾作為公民的主人意識。 

　　有朝一日，當國人從專制奴役的噩夢中醒來，並意識到自己深陷政治腐敗和道德墮落的處境，他們最終會認同以下不證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剝奪與不可讓渡的內在尊嚴，國家的義務是通過憲法與法律制度尊重與保護人的尊嚴；對尊嚴的任何踐踏都是不合法的，一個長期踐踏尊嚴的政府則是一個不合法的政府。 

一、專制的病症與後果 

　　所謂「專制」，無非是號稱掌握國家權力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統治國家，而拒絕通過周期性選舉等憲政機制對人民負責。由於統治集團的成員都是理性自利的，他們必然會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攫取屬於社會大眾的公共資源。在統治者驕橫淫逸的另一面，是受剝削欺凌的人民--更確切地說，臣民。專制就是一群沒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權力過度膨脹的統治者構成的一對共生體。統治者騎在臣民頭上作威作福，唯唯諾諾的臣民則任由統治者壓迫欺詐，只有在被逼到絕境、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揭竿而起。但是暴力革命只是長期壓抑下的驟然發泄，不僅不能改變臣民人格，而且通常使國民性格變得更加暴戾與無恥。革命之後，新的統治者依然故我，甚至倚仗革命賦予的合法性變本加厲，對整個社會施行更加極端的暴政，直到新政權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中喪失殆盡。專制給社會造成的創傷無法弭平，專制傳統所生成的周而復始的歷史慣性也幾乎無法打破。既然不能成為掌控自己命運的獅子，人民就成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1．專制社會的病症 

　　專制的一半是統治者的暴政，另一半則是人民的懦弱和懶惰。專製造就國民的病態人格，病態人格反過來維持和加固專制，使國家陷於不能自立、自決、自治的政治殘廢狀態。舉其大者，一個專制社會呈現出如下致命的病症。 

　　一曰倫理低谷。專制是迄今為止使天理倫常處於低谷的制度，並以自己為楷模複製了無數無恥的臣民。為了維持自己的形象，專制政權熱衷於自我吹捧，不擇手段封殺批評。它不僅用強權壓垮人的脊樑，將人變成在權力面前唯唯諾諾、卑躬屈膝的應聲蟲，為了趨利無所不為、為了避害噤若寒蟬乃至甘願鸚鵡學舌，而且為人樹立了一個無恥的樣板，尤其是在他們看穿了「皇帝的新衣」之後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謊言為它遮體，以此徹底磨滅他們的基本恥感，最終使一國之人變成將說謊和造假當作美德的小人。 

　　二曰懦弱。專制的維繫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懼基礎上的，專制淫威使每個人都變成在自己的職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專制教育體制從來壓制獨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並不高貴的謊言教唆兒童說謊，讓人從小就不敢面對事實、質疑正統、堅持真理。專制者用自己炮製的「信仰」代替全體國民的信仰，而在不受質疑、養尊處優的正統信仰難以維繫之後，仍然不允許國民自由信仰。在一個權力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的國家，上級永遠是正確的代名詞；服從命令是至高無上的美德，也是決定獎懲升貶的最高依據，即便在號稱以探究真理為己任的高等學府也不例外。在嚴密的權力體系內，自然不存在獨立思維的呼吸空間。沒有獨立判斷，也就無所謂過錯和責任；所有人都在服從更上一級的命令，即便最傷天害理的行為也因為上級旨意而顯得情有可原。一群懦弱的國民本不足以擔當任何責任，也不存在任何責任可以擔當。 

　　三曰激進。越是在這樣的國家，激進的聲音越受追捧；溫和理性的主張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後淹沒在嬉笑怒罵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專制國家禁止自由言論，打破專製造成的萬馬齊喑需要承擔難以預測的風險，勇氣成為這個社會最稀缺的資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為這個社會的首要美德，口無遮攔的勇夫就是這個社會最大的英雄。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不激進就無法打動憤世嫉俗的民眾。這一方面是因為公權缺乏制衡，無法無天、欺人太甚，社會積怨太多而長年不得排解，任何報道出來的消息都足以引發一場暴動，只不過在國家機器的強大震懾下不敢發作，因而只能藉助激進的言論發泄無所不在的沉悶；另一方面，專制者的專橫使所有說理都成為婆婆媽媽、與虎謀皮的紙上談兵；哪怕分析得再頭頭是道，於國於民有利無害，但是最終都會因為觸動既得利益的乳酪而至多博得決策者的冷笑。正因為幾乎任何主張在專制社會都不可能付諸現實，人民無須面對激進主張給自己帶來的風險；既然只是「說說而已」，社會變革成為少數「知識分子」的專利。不負責任的文人們樂得畫餅充饑，構築一座座虛妄的烏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歡心和擁戴，而人民也樂得從中獲得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暢快，就如同閱讀武俠小說編造的虛幻故事讓人們感受公平和俠義的暢快一樣。革命主張與其說是治理社會病症的藥方，不如說是滿足社會心理的興奮劑，而沉悶的專制社會恰恰需要打破沉悶的興奮劑。這樣，專制國家滿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 

　　四曰輕狂。專制社會的人民往往顯得過於自信、輕信乃至狂妄，不僅因為他們從小被灌輸一種過於簡單的善惡觀，並認定它是唯一正確的真理，而且由於輿論受到嚴格控制、信息受到高度過濾，他們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世界觀過度單一，因而不需要也沒有機會面臨不同利益和觀念之間的複雜衝撞。尤其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機會真正選擇自己的統治者並根據執政業績決定其命運，他們只能被動接受執政者自我粉飾的執政「理念」，並心滿意足地認定面前的執政者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直到謊言被一次次慘痛的真相戳破；即便如此，在「敏感」信息受到高度屏蔽的環境下，多數人仍然不假思索地認同現行體制的天然合法性。 

　　五曰好戰。一個懦弱而渺小的個體往往反而尤其虛榮，並寄希望於一個強大的集體滿足個人的虛榮心，而對於這個集體給自己帶來的切身危險卻視而不見。既然道德文明毀壞、內心一片虛空，便只有把GDP數字、太空梭、航空母艦等外在「成就」當做惟一值得炫耀的資本。專制政府本來就不遺餘力地向其臣民們灌輸國家主義理想，把主權和國土奉為超越一切的至高價值；每個國民都被統治者奴役，但在接受奴役的同時又反過來把自己臆想為桀驁不馴的統治者，在主權、忠君、「愛國」這套價值體系中夢遊。這套價值體系的系統灌輸使他們熱血沸騰，即便犧牲自己被專制極大貶值的生命也樂此不疲。專制國家的個人都很弱小，卻大都是堅定的軍國主義者。 

　　六曰勢利。面對權力卑躬屈膝，面對真理和良心便必然顯得輕慢、冷漠、不知敬畏。獨立人格缺失本來就是專制社會的常態，專制機器遲早會把獨立思維從肉體上絞殺殆盡，並以此警示全體國民，讓他們戰戰兢兢、危言危行。當權力變成可以兌換一切的通貨，任何道德或法律規則都顯得蒼白無力。在這樣的社會，信仰是偏執，原則是迂腐；只有利益才是目的，只有能兌現利益的權力才值得追逐。在賞罰分明的權力體制下，每個人都被馴服為圓滑世故的犬儒，乖乖地、理智地、昧著良心地選擇順從，整個國家成為趨炎附勢的競技場。明知有些事情於國於民不利，自己做了卻也心安理得，別人問起就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我也是沒辦法，上級就是這麼指示的」。試問這和黨衛軍押送猶太人去煤氣爐有什麼本質區別呢？他們不也在忠實執行著「元首」的命令嗎？只不過他們造成的後果可能更直觀一點而已。專制機器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巨大的囚籠，拘押著在它馴化下變得徹底理性自私、只顧自己的全體囚徒。即便國家大廈將傾，也不會有人敢於站起來抵制，而只能任憑其在風雨飄搖中走向集體坍塌。 

　　以上病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個悲劇人格；多數國民染上了這種性格，便造就了一個悲劇民族，而民族的悲劇比個人悲劇更加深重。一個悲劇人格尚可能在慘痛的現實面前有所警醒，處於悲劇民族中的個人則不僅自己無須面對或無法改變整個民族面臨的厄運，而且會在民族「強盛」的光環籠罩下走向危險的深淵。讓個人正視自己、承擔責任乃至改造國家是需要道德勇氣的，將一切責任「外包」給遙不可及的「帝國主義」、「反華勢力」則無須付出任何代價。在國家主義話語體系下，「愛國」、「維護主權」、讓貌似和政府過不去的「賣國賊」閉嘴乃至消失是不怎麼需要理由的；相反，一些嘩眾取寵的「愛國」言論很能迎合國民心理、很能發泄社會鬱悶，眾人甚或從針對某個弱國或弱勢族群的強硬打壓中找回一點做主人的快感。在不可一世的國家主義塵囂中，每一個「愛國者」都如釋重負地卸下自己的道德責任，在「抗美」、「反日」、「中國模式」的自我陶醉中尋找阿Q式的精神自慰，惟獨視而不見的是自己身邊此起彼伏的國內危機及其昭然若揭的制度根源，以及自己生活的這片國土在自得其樂的「發展」模式下被毀壞殆盡。

2．專制的後果 

　　它首先會變賣這個國家的所有財富並歸為己有，無論是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還是水甚至空氣。國家越大，可供動用的資源越多，專制統治就越穩定，人民的苦難越深重。統治集團熱衷於把自己當做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勞動成果變成自己的執政奇迹，實際上在利用國家機器攫取巨大壟斷利益。

　　它挾持整個民族，任意徵用國家財富並拿去和外國政府交換，作為捍衛自己統治地位的資本。專制政府剝奪自己的人民和換取別國的友善在本質上不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執政者的自我利益這一點上統一起來。卡扎菲、穆巴拉克當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們用自己國家的資源籠絡西方政要和知識精英，和他們混得如魚得水，並以此換取自己的統治地位。如果有朝一日走向戰爭，最大的障礙很可能不是人民愛好和平的願望，而是腐敗的執政者對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 

　　但恰恰又是它把「愛國」時刻掛在嘴上，不遺餘力地粉飾自己的「愛國」形象，用人為扭曲的歷史觀不斷製造假想的敵人和民族危機感，讓自己成為理所當然的民族守護人。在維護「主權」的大旗下，執政劣跡顯得微不足道，針對政府的批評會輕而易舉地被貼上「賣國」的標籤，自發的維權行動被說成是「國際勢力」策劃的結果以及會「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它為了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而實施高壓族群政策，同時扭曲歷史、壓制真相、禁止不同族群之間的自由交流，人為製造族群矛盾、隔閡與仇恨，埋下國家分裂的重大隱患，進而以此作為維持集權專制的借口。任何專制統治者會都把民族主義當做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並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中騎虎難下。 

　　它本能地嫉妒並壓制不合官方主流的學說和獨立於其控制之外的組織，從而有效扼殺會取代它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對於宗教勢力或拉攏、馴服、同化，或排擠、迫害、打壓，不僅因統治者個人的恣意任性而人為製造國家敵人，而且使整個民族生存於一片信仰沙漠之中。 

　　它禁止實質問題的自由與公開討論，使得整個社會生活在愚昧、麻木、偏見和由此產生的危險之中。 

　　它讓社會失去理性，不僅因為它任意設置言論禁區，使民眾不可能從建立在真相基礎上的有意義的辯論中訓練說理的習慣，而且它自己就是專橫的典範。一個不講理的政府培育了一個不講理的民族，犬儒、勢利、暴戾、權力崇拜成了社會每天呼吸的空氣。 

　　它讓惡法盛行，讓良法失效，讓法官成為傀儡，讓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為門面。專制和法治本來就互不相容，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專制都是法治的對立面；法對統治者有利就實施，不利就擱置。在一個腐敗已經滲入毛細血管的社會，相對的清廉會因為阻礙腐敗而被冠以「腐敗」之名遭到清算。 

　　然而，它的最大後果尚不在此，而在於泯滅了國民的自由人格，摧毀了他們的內在尊嚴，並使他們心懷恐懼地匍匐在它的陰影之下。在全能政府的對面，是一群無能的人民，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喪失尊嚴和恥感。官員不以剝削欺詐人民為恥，人民不以接受奴役為恥；人民的卑賤懦弱縱容了官員的驕橫無恥，官員的飛揚跋扈加固了人民的恐懼臣服。經過百年折騰和三十年「發展」之後，中華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經退縮到人人為己的經濟動物狀態。義憤填膺地「圍觀」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人，輪到自己時大多照舊乖乖按「潛規則」行事；對體制和現狀牢騷滿腹的人，大多又甘願充當這台龐大機器的某個部件，為它的張狂忠實履行著自己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