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辯識

　　系統作為漢語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各家自有各家之說，循先哲恩格斯思路，試辯識一二。

　　基本粒子理論認為，已知的最小物質單元為夸克，整個物質世界都是由夸克和輕子逐級排列組合而成。質子、中子、電子是由下一級基本粒子組合而成，質子、中子、電子經不同的排列組合模式，組合為類別有限的原子。不同類別的原子意味著不同的運動存在形式，這一批不同的運動存在形式，不妨視其為物質世界的批量初始信息。

　　系統這一概念的使用頻率日見其多，系統論作為相關學科正受到應有的重視。泛義而言，系統似乎也可被認為無所不在，既如質子、中子、電子，它們何嘗不可視為由次一級子系統構成的系統。有此前提，不同量級的排列組合即意味著不同量級的系統，不同量級的系統又意味著不同的運動存在形式。太陽系作為某級系統，有其特定的運動信息；太陽系同時作為銀河系的子系統，構成了銀河系系統存在的一部分；太陽系的運動形式應以銀河系的運動形式為指歸。具體系統的運動調控機制可視為子系統運動形式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只要該系統仍正常運轉，則相應子系統就不能被視為純粹孤立的認識對象。拿醫學上的器官移植來說，甲的腎要移植給乙，該器官一旦脫離開甲，就不應繼續視其為甲的器官或人的器官；只有當該器官成功融入乙的運動系統，才可視其為乙的器官或人的器官，當然也不再是甲的器官。類似道理，動物器官成功移植給人，該器官隨即升格為人的器官。

　　如果將社會學視為實證科學，那麽馬克思在這方面的巨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其後的繼承和發展卻很難再現馬克思式的輝煌。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思維辯證法在社會學領域也該實現應有的突破。回顧恩格斯就其所作的探討，他是從系統的高度把握大寫的人，而不象我們只把人理解為單數與複數的區別。恩格斯所作的破題，是否正是人重新觀照自身的正確航標呢？恩格斯曾嘗試打破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界限，提出了大一統的運動觀，即機械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社會的，乃是所有運動的五種不同運動形式。或許沿著這個思路走下去，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學，總有一天會向世人展示出，蘊涵於其中的豐富思維辯證法。

　　從生物的運動角度而言，具體人體可被視為某一級系統；從社會的運動角度而言，具體人只是相應社會系統下某一級子系統的承擔者之一，類似於細胞與人體的關係。具體細胞是具體人體意義上的存在；具體個人乃具體社會意義上的存在，即具體個人是相應量級的系統意義上的存在。一個時期以來由於主體性理論的誤導作用，一些人一廂情願地追求著將每個人都提高為實實在在的主體，這實際上就否認了人的社會性，否認社會是人的空間存在形式，否認人只能作為系統而存在。如果說人體細胞作為人體系統意義上的存在而不能構成主體，那麼個人作為相應量級的人類系統意義上的存在，也沒有必要硬被扣上一頂主體的桂冠。如果硬把人的副次運動形式強調到不恰當的程度，就會錯誤地只在生物的運動這一水平上去考察人。主體性的理論基礎對應著人的自然屬性　—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從嚴格的意義上講，通常所說的人的自然屬性應改稱為人的生物屬性。

　　個體人作為相應系統的承擔者，決定了其性質乃是人類系統意義上的存在；個體人同時又作為生物的運動這一水平上的獨立系統存在，也要受自然規律的支配而有個生老病死的過程。恩格斯就此指出，任何對象的性質都是由其主要運動形式所決定的，個體人作為相應系統的一部分，要以相應量級的人類系統的主要運動形式為指歸，即要以生產方式的發展或實踐為指歸，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人的社會屬性。而個體人作為生物的運動這一意義上的生物個體，又以生物新陳代謝為其副次運動形式，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人的自然屬性。就所謂人的社會屬性和人的自然屬性而言，恩格斯強調指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人們只能從觀念上而不能在實際中將其相區別。既然人的性質取決於相應系統的主要運動存在形式　—　生產方式或實踐的形態和能級，那麼人的副次運動形式將無從左右人的性質；而且一旦副次運動形式獲得了獨立存在的意義，那麼只能意味著相應對象已經與人的性質脫鉤，而降格為生物的運動水平上的存在。這種例子也並不鮮見，如「狼孩」，如深山裡的「白毛女」等等，均已被取消了人的資格，充其量只能算動物意義上的存在。

　　馬克思認為，人的性質取決於社會關係的總和，儘管過去哲人對此多有詮釋，但均未涉及人的系統或大寫的人，難免給人一種隔靴搔癢之感。將社會性、實踐性規定為人的性質，基本上講已達成了共識，而共識的前提卻往往是以人的單數或人的複數為對象，這一認識上的先天不足，妨礙了對於人自身的正確觀照。從大寫的人出發，不加定語的人、社會、實踐將被視為等價的，三者在層次邏輯/屬種關係上都可視為本系統的總屬概念。人—社會—實踐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人們只能從觀念上在而不能在實際中將其區別開。

　　概念是對存在的反映和表達，如果把人理解為相應系統的總屬概念，那麼原始人、文明人、共產主義自由人就是人的種概念，鑒於共產主義屬於遙遠的未來，因而自由人僅僅是種假說，還不能構成實際的認識價值。如果把原始人理解為相應層次的屬概念，那麼蒙昧人、野蠻人就是原始人的種概念。同樣道理，與原始人同歸一個層次的文明人如果也被理解為相應層次的屬概念，那麼奴隸社會人、封建社會人、資本主義社會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人、不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人等等就是文明人的種概念。如果把不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人理解為相應層次的屬概念，那麼其種概念可有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如果把社會主義中國人理解為相應層次的屬概念，那麼文革前的中國人、文革時的中國人、改革開放后中國人等等就是社會主義中國人的種概念。如此等等。

　　在這裡，層次邏輯/屬種關係是以人的運動發展過程為對象，那些相關的概念是對運動過程的抽象，而種概念相對於屬概念，意味著具體與一般的關係。某個種概念可有若干層次的屬概念；某個屬概念也可有若干層次的種概念；總之，越接近於過程本身的抽象，相應地不同層次的屬概念就越多。原始人、文明人作為人的具體，是將人的發展過程劃為兩大環節予以抽象；蒙昧人、野蠻人等等作為原始人的具體，是將原始人的發展過程又劃為若干環節予以抽象……原則上講，上述的各層次概念都應有更具體的概念來作說明，而最具體的莫過於直接描述運動過程本身的客觀信息。顯而易見，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並不能相互代替包辦，信息的無限性與相應概念表達是一對矛盾，因而概念只能是對於大量客觀信息的抽象，也只有這種概念抽象，才使思維成為可能。任何概念抽象都必然程度不同地捨棄大量的客觀信息，必然以犧牲細節為前提。歸根結底能夠說明各層次概念的，只應該是相應的人類發展過程本身的客觀信息。這也意味著，概念必須能夠概括相應過程的所有細節。從概念的外延著眼，種概念外延總要小於屬概念外延，至於總屬概念　—　不另加定語修飾的　—　人，其外延最大。如果說過程也可以理解為時間的函數，則外延大的意味著相應函數具有相對大的可變範圍，反之則意味著相對小的可變範圍。

　　層次邏輯/屬種關係著眼於對人類發展過程的縱向把握，相應過程如果被視為時間的函數，那麼這一函數則與對象的縱斷面相關連。如果人類發展過程的縱斷面被理解為一系列函數值的集合，那麼對人類發展的橫向把握則意味著對那些與特定函數值相對應的社會結構的剖析。在這裡，哲學的對象不是個體人或個體人的簡單相加，而是作為系統存在的大寫的人。換個角度看，系統、子系統、次子系統等等著眼於說明大寫人的排列組合形態，即大寫人在不同函數值上的相應結構。系統結構/排列組合，側重於反映對象的橫斷面；子系統、次子系統、次次子系統的形態或能級，決定著相應系統的形態和能級。具體如若干經濟要素按不同的排列組合形式結合，那麼它們在形態和能級上也會具有不同的意義。如果把你我他所處的共和國視為某級系統，那麼與不同時間函數值相對應的，則是不盡相同的社會因素排列組合。反過來說，這不盡相同的社會因素排列組合變化加在一起，則能夠說明共和國的性質。你我他所處的共和國作為一級系統，無論在內涵上還是在外延上，始終處於發展變化之中。正如同加定語的人　—　蒙昧人、野蠻人、奴隸社會人、封建社會人……是在人類運動過程中提取環節予以抽象表達一樣，加定語的社會、加定語的實踐也同樣是在人類運動過程中提取環節予以抽象表達，相應地可有蒙昧人的實踐、野蠻人的實踐、奴隸社會人的實踐、封建社會人的實踐……今天中國人的實踐，是實踐的具體，是實踐的種概念，同時它也可以是文明人實踐的種概念，不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人實踐的種概念……你我他所處的共和國同樣有著系統存在上的意義，形形色色的個人則是共和國這一系統的承擔者，系統每天都在迎接著新的生命，同時每天也在送走行將結束的生命；正如同細胞的更迭是維持人體存在的必然一樣，個體生命的更迭也是維持相應系統存在的必然。

　　如果以人體系統比照社會的運動這一水平上的人類系統，那麼各種形式的經濟關係就相當於人體器官；各種經濟關係的系統綜合，就相當於具有獨立對象意義的人體系統。細胞與人體二者密不可分，但二者在能級上又存在著明顯的反差，所以沒有人會在認識上混同二者。而到了社會的運動這一層面，人在能級上的反差卻沒有相應的概念表達模式，有的只是人的單數和的人複數。實際上人類系統或大寫的人與個體人之間的反差，還要遠遠大於人體與人體細胞之間的反差，是完全不應當混同的。把個體人與人類系統二者之間的反差僅僅表達為單數與複數的量變關係，只能導致抹煞二者在內涵和性質上的本質區別。傳統觀念或傳統認識在這裡暴露出無所作為和力不從心的遺憾。把人的個體與人的系統不加區別地統稱為人，或者反過來說用人這同一概念既表達人的個體又表達人的系統，不能不說這是認識論上長期存在的理論誤區。恩格斯當年就已敏感地意識到這一問題，也提供了若干解決矛盾的理論上的反思成果，為後人繼續探索發揮起到了投石問路的作用。

　　正如同沒有相應的原子就無所謂分子一樣，沒有相應的細胞也無所謂人體；但問題是，相應細胞一旦納入人體系統成為其組成部分，那麼相應的全體細胞的運動形式必然就喪失了獨立性，而要以人體的運動存在形式為指歸，成為了人體運動存在形式這一意義上的存在。人們可以用人體的運動存在形式解釋細胞的運動存在形式，卻不能用細胞水平上的運動存在形式來解釋人體的運動存在形式。類似道理，在社會的運動這一意義上講，個體實踐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和可能，個體實踐必然以社會系統實踐為指歸。人們可以用社會系統實踐這一概念解釋個體實踐，回過頭來卻不能用個體實踐去解釋社會系統實踐。所謂人的實踐性，是指個體人的運動存在形式，只能是社會系統實踐這一意義上的存在。而傳統認識或傳統觀念將個體實踐與系統實踐不加區別地統稱為實踐，或者反過來說用實踐這同一概念既表達個體實踐又表達系統實踐，這實際上也是一個理論上的誤區。大眾哲學認為，實踐這一概念只應該專門用來指人類系統意義上的實踐，即實踐所表達的只應該是大寫的人的運動存在形式。實踐以及生產方式的發展作為兩個概念所表達的對象有所不同，前者多指個體和群體的行為，後者指的卻是帶結構性的現象，而且也可以包括系統結構在內。現在按照新的思維模式來使用實踐這一概念，那麼實踐就與生產方式的發展意義相當，所表達的也都將是人類的主要運動存在形式。

　　不論個體人還是大寫的人，人的社會性與實踐性並非獨立於物質運動發展規律之外，而恰恰是其必然。人的社會性與實踐性所體現的客觀自然規律或客觀自然法則，肯定了人類系統的物質性前提；人的社會性與實踐性作為物質客觀發展規律的必然，也不妨理解為人類系統的自然屬性。通俗地講，人類的問世並不意味著與自然界分庭抗禮，這也象生物乃至動物的出現一樣，是自然界合乎邏輯的延伸。換句話說，人類的出現使得自然這一概念從內涵上和外延上又有了全新的意義。過去那種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列的觀點有失片面和僵化，社會科學合乎邏輯地應該成為自然科學的種概念。如果能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就會發現社會科學與自然辯證法的親和力乃是順理成章的事。為克服以往社會科學片面和僵化的束縛，有必要根據自然辯證法的昭示，對認識論模式作一番反思——信息的物質性或客觀性信息，是認識論上新思維模式的原則性前提，各種打著唯物主義旗號的水貨，都將在這一前提面前現形。人們接收和處理信息的過程，也就是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而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也就同時意味著客觀辯證法被思維所感悟和理解的過程；思維辯證法作為客觀辯證法在頭腦中的「烙印」，二者的同步程度決定著世界觀的優劣之分；科學的世界觀不僅意味著思維辯證法要合於客觀辯證法，而且也意味著在把握客觀辯證法的廣度和深度上能夠集中整個人類系統的成果。

　　大寫的人　—　大寫的實踐，是你我他的共同「名片」。「名片」的價值或「含金量」，只能是隨著生產方式的發展而逐步提高。而象主體性論者那樣刻意在自我發現上不切實際地大作文章，絲毫無助於現實人性的提高。改革開放，加速經濟建設，這既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英明決策，又是合乎歷史潮流的唯一選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所謂的精神實踐也不能代替物質實踐。投身於改革大潮，從中接受洗禮，或許人們將不再對社會感到隔膜或困惑。人—社會—實踐，作為系統存在的統一體，從來就應是你我他觀照自身的起點和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