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中華的百歲老人走了—— 中國俄語之母逝世

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妻子、百歲老人、華籍俄羅斯人、俄語教授、經歷過蘇聯十月革命、肅反和中國文革，李莎的傳奇人生足已寫成一部精彩的小說。3月20日是她100歲生日，也是這位華籍俄羅斯老人在華執教的第68個年頭。

對於自己已屆百歲，李莎教授表示難以想象。經歷了世紀動蕩和人生沉浮，老人卻如此長壽，其秘訣被她的女兒李英男教授一語道破：要心胸開闊，不計較得失，保持樂觀的心態。難怪，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老人卻只是平淡一語：「歷史，是不能責怪的。」

1914年3月，李莎出生在俄羅斯一個莊園里。5歲時，李莎69歲的父親在肅反運動中自殺。從此，她和母親相依為命。直到22歲的李莎與被「發配」至俄羅斯的李立三結婚，這個俄羅斯姑娘的一生被完全改變了。

李莎（資料圖）

李立三為什麼去莫斯科？兩人婚後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回國后，林彪妻子葉群為何要對李莎多加照顧？ 請看《新民周刊》文章《李立三：洗去了污垢的名字》（口述：李莎、整理：周海濱）

1914年3月，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出生在俄羅斯薩拉托夫省的一個貴族莊園里。在她漫長的人生中，她與李立三偶然相識到歷盡磨難，從一個美麗的俄羅斯少女到一位高貴的中國老太太，她的一生都與這個中國人和中國密不可分，隨著李立三的際遇而牽連其中，隨著中國的變遷而跌宕起伏。她為愛情而遠行、為立三而堅守、為中國而留下，其間她面對流言蜚語、牢獄之災和劫后重生。

如今，晚年的李莎平靜地生活在北京，在兩個女兒李英男、李雅蘭的精心照顧下，她閱讀俄文報刊、說著俄語，這位經歷過蘇聯十月革命、「肅反」時期和中國「文革」的世紀老人，傳奇的人生讓人唏噓不已。

初識李立三

我的父親生於1850年，我是父親64歲時生的孩子，取祖母的名字葉麗薩維塔。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隨之而來的十月革命讓俄國的貴族社會走向終結，父親悲劇性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事情發生在1919年，我當時只有5歲，我當然還不懂得發生了什麼，我只記得媽媽把我帶過去，我看到父親坐在一輛簡陋的馬車上，有人把他帶走了，後來晚些時候我才知道他被人押送到「契卡」去受審逮捕了。在去區中心城市圖爾基的路上他摘下手上的戒指，把藏在裡面的氰化鉀取出來一口吞下去，就這樣很快地死去。他服毒自殺了，後來父親的姐姐也是以這種方式服毒自殺的。有些人一輩子生活在比較優越的生活條件中，當社會發生重大轉折時，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會這樣，不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一切，他們認為應該結束生命，這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

父親去世后親人離散，我和母親相依為命，生活變得越來越窘迫。

1928年我從七年制學校畢業，相當於讀完中國的初中后，進入莫斯科印刷技術學校半工半讀。1931年，我剛滿17歲，從學校畢業后又自願到千里之外的遠東地區工作，在哈巴洛夫斯克邊區出版社搞版面設計，並擔任出版社共青團支部書記。也正是在那裡，我聽到了一個名字：李立三。

有一天，我校對一本政治小冊子時，看到標題嚇了一大跳。上面白紙黑字寫著：《反對列寧主義的鬥爭》，我馬上跑去問責任編輯怎麼回事。老編輯向我解釋說，這是列印錯誤，應該是《反對李立三主義的鬥爭》。在俄語中「列寧主義」和「李立三主義」屬於近音詞，因排字有誤，差一點釀成政治事故。那麼「立三主義」是什麼主義？為什麼要反對？我問老編輯，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前不久犯了「左」傾冒險錯誤，共產國際正對他進行批評。我也想起了曾經看到過的畫報上那個五卅運動中的李立三！但是同時，我眼前也出現一副白髮蒼蒼、前額布滿皺紋的李立三形象，犯了這麼大錯誤的人，肯定會是這副模樣的。

兩年以後，我回到莫斯科，在地質出版社工作，同時就讀夜校，準備報考大學。1933年秋，我去看望遠東時期的好友薩爾達。在他家我第一次見面見到一個小夥子，薩爾達的丈夫楊松向我介紹說這是李明，他也在共產國際工作。李明高高的個子、蓬鬆的密發，清瘦的臉上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當時他坐在那裡一言不發，好像口中含著水似的，我把他當成一個沉默寡言不愛開口的的人，而我當時非常活潑開朗，樂於與人交往，像李明這樣內向的人，絲毫也引不起我的興趣。然後，我們都是在一些朋友聚會的場合交往，有薩爾達和她的丈夫、楊松還有一些其他人。

我們大家一起去郊外遊玩，就在這樣的場合下交流。之後他就開始認真地追求我，向我發動了「進攻」。

1934年秋天，我聽說李明搬了家，就和女友順便去看看他，發現滿屋狼藉，他正在收拾行李。我問他去哪兒？他說：「去黑海休養。」我將信將疑，因為這時不是去海濱避暑的季節，我們又注意到準備裝箱的一雙高腰皮靴。這種靴子適合在深山老林里長途跋涉，到黑海浴場怎麼能穿呢？我們和李明道別，祝願他假期愉快。我們斷定：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國。在共產國際這個圈子內常有人神出鬼沒，執行秘密任務，她們是圈外人，對這些情況只能心領神會，絕不能問及。

後來，我才弄清楚李明的真名是李立三。

有一次，我和遠東朋友聊天，有人說好久沒有見到李立三了。我聽到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個犯過「左」傾冒險錯誤的人。他怎麼會到莫斯科來？

朋友們哈哈大笑說：「你也認識他的呀！」

「我怎麼會認識李立三？」我更加感到費解。

「哎呀，我的乖乖！李明就是李立三。」此時我才恍然大悟：李立三原來不是一個白鬍子老頭兒，而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他當時雖然已經三十四五歲，看上去卻像20多歲。

1935年夏天，我從工農速成班畢業，決定報考地質勘探專業。一天，我在家埋頭複習功課，電話鈴響了，聽到一個熟悉的湖南口音，「請找麗薩。」原來是李明。他對去哪裡去了含糊其辭，沒有告訴我從哪裡來的。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去阿拉木圖執行重要任務去了，建立與中國蘇區恢復聯絡的秘密交通站。

此後，立三經常給我打電話。我也是陸續了解了立三的經歷。

立三一直立志要改造世界，改變中國。他曾寫了首詩：投筆效邦侯。他去程潛部當了一個士兵。這樣就是逐步走向了革命道路，他後來在程潛和家裡的資助下赴法國勤工儉學。回來以後在上海找到了黨中央。黨中央派他到湖南來開展工人運動，立三是在長沙認識了毛澤東。毛澤東發了二十八畫生徵友啟事，他就去應徵了，跟毛澤東初次相交。然後，立三在安源領導了安源大罷工。

安源大罷工的勝利在全國引起熱烈的反響，立三作為工運領袖的名字也不脛而走，他參與了震撼中外的五卅運動和漢口收回英租界等重大運動，大革命失敗后他和周恩來一起參加了南昌起義。在1928年六大之後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但年輕的立三卻被勝利沖昏了頭，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犯了「左」傾錯誤，這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線」。他那獨立倔強的性格又激怒了共產國際，1930年10月他應召到莫斯科反省，被解除了中共領導職務，立三隻身來到莫斯科，他走出雅羅斯拉夫車站時，沒有想到等待他的竟是客居異國的15年漫長歲月。

新婚別

我身邊的朋友也都陸續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們勸我說現在蘇聯國內的政治形勢這麼複雜，最好不要跟這樣的人走得太近。當時我沒有往那邊想，因為我性格不是這樣的。我不但是當時、而且在以後都從來沒想過這會給我帶來什麼壞處，我聽從的是本能的感覺。

此時，立三已是結過婚，有五個兒女的人。他甚至明確表示將永遠以革命事業為重，而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但所有這些都沒能使我退卻，我決定嫁給立三。

但是黨內有規定，立三要結婚必須經過黨組織批准，尤其因為我是一個俄羅斯人，所以要去找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王明個頭不高、五官比較秀氣，俄語講得很好，但是他神態高傲，開口就是官腔，讓人聽著很不舒服。雖然王明的語氣相當地冷淡，但是他還是批准了我們結婚。

我們新婚不久的一天，立三從康生那帶回兩個中國男孩，他們是哥兒倆。哥哥謝廖沙十三四歲，弟弟柯利亞十一歲左右。兩個孩子雖有俄羅斯名字，可一句俄語也不會講，聽說是不久前從中國繞道法國，由康生專程從法國接來的。兄弟倆剛剛看過一場馬戲，非常興奮，忍不住要向我們表演一番。哥兒倆在沙發床上打滾、跳躍、倒立，把我們的新房折騰得天翻地覆。吃飯時，小弟弟不小心把一碗熱湯灑在身上，急得我趕緊拿植物油給他抹肚子，擔心出現燙傷。幸虧沒那麼嚴重，一會兒就沒事了。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走後，立三才告訴我：「他們的真名一個叫毛岸英，一個叫毛岸青，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孩子。」從此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是毛澤東。

一開始，我還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並沒有留意周圍的人在一個個神秘失蹤。有一天，我們忽然被走廊里的聲音吵醒了，聽到了槍杆子鐺鐺的撞擊聲，士兵穿著靴子咚咚的腳步聲，他們要帶走立三。他不慌不忙地換了一身最舊的衣服，將手腕上的瑞士手錶摘下來交給我。我替他收拾了一套換洗的內衣、襪子，以及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

立三對我說：「你轉告我們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告訴他我是清白的。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蘇聯人民的事情。」

我癱坐在沙發上，覺得天旋地轉，直到天亮才勉強拿起筆，將他的話一字不漏地記在紙上，交給住在隔壁的中共代表陳潭秋。

立三因「托派」和「日本特務」的罪名被捕后，我也被趕出了柳克斯公寓，學校的團組織得知立三被捕的的事情，反覆動員我與丈夫劃清界限，脫離關係。我拒絕了，我深信立三的人格和品德，不久外語學院召開團員大會，開除了我的團籍。

立三被捕后不知道關押在哪個監獄，半年後，我終於打聽到了立三的下落，找到了我日思夜想的親人。在監獄外我排了很長時間的隊。輪到我時，我出示了證件，獄警看了看突然說，「有，有。」我很高興，我問能送什麼東西嗎？他說，「你看看規定。按拼音字母排序，每月固定有一天，家屬可以送50盧布給獄中親友，只有這些，別的不允許」。但對我來說這已經是莫大的幸福了，我彷彿是插上翅膀飛回了家，告訴媽媽說，「我找到他了，找到他了。」

這時，我已經回到了母親的身邊，我每個月的獎學金250盧布，為了每月定期送50盧布到監獄轉交給立三，我們省吃儉用，變賣舊物。我還拚命學習，因為我的功課只要出現一個「良」，獎學金就會被撤銷，立三的生活費就會沒有著落。立三後來說，通常看守會到牢房來傳喚犯人名字，通知他們家屬送錢來了。立三在獄中已經很長時間了，他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突然有一天。他好像聽到自己的姓名，趕快反問了一句，回答說確實有人給你送來50盧布。立三這時忍不住哭了起來，幸福的眼淚不住地流淌，他被關在一個大牢房裡，幾十名犯人都擠在那裡但他毫無顧忌，高興地放聲大哭。

1939年11月6日，門鈴響起，立三又回到了我的身邊，但因他失去了黨籍，沒有工作，長時間只能依靠共產國際微薄的救濟金艱難生活。戰爭期間我們和蘇聯人民一起飽受苦難，開墾荒地，生產自救，也和大家一起歡慶粉碎法西斯的勝利。1945年的最後一天，立三得到了另一個意外的喜訊：中共七大選舉他為中央委員，不久立三獲准回國。中央安排立三去哈爾濱參加東北局的工作。立三在工作之餘想方設法促使蘇方為我放行，希望早日團聚。

初識林彪

1946年的9月份，我們講好了在車站上會面。那一天我們就在車站上會面，就上了火車，也就是我們這四個人，就是我，英娜還有林利、孫維世我們四個人。

我們在站台上等待，但老也不見立三的身影，我開始有些生氣了，怎麼是這樣，妻子不遠千里趕來，他卻不露面，我當時還不明白他當時已經是個大首長了，能留給家人的時間非常非常少。

回國后，立三先後擔任同國民黨談判停戰的東北三人小組成員，中共中央東北局敵工部長，城工部長等重要職務，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東北根據地的開闢建設都做出了積極貢獻。

林利和孫維世後來途經長春和北平去了延安，那裡正在準備撤離。林利見到父親林伯渠，非常高興，希望留在他身邊，但一心想回哈爾濱參加話劇團工作的孫維世說服了她一起返回東北。按原計劃，她倆應取道北平重回哈爾濱。但幾個月過去了，卻只見林利一人獨自返回，我問她：「孫維世呢？為什麼她沒回來？」林利不高興地說：「你還問我！還不是立三不讓她回來，把孫維世給氣壞了。」這種回答真叫我驚愕，忙問來龍去脈。原來，林利和孫維世在北平逗留期間收到了時任東北解放軍對外聯絡部李立三所簽署的一份電報，稱孫維世絕對不得再回哈爾濱。「什麼樣的電報？」立三聽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從來沒有簽署過這樣的電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預料的一樣，這封電報完全出自林彪夫人葉群之手。林彪在蘇聯期間曾追求過孫維世，葉群對孫維世一直懷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這種手段。

林彪、葉群也住在鐵路職工小區，和我們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個人住時沒有專門的廚師，林彪便吩咐家裡的廚師為他做飯，並派人送過去。我到達哈爾濱的第二天，葉群就帶著小女兒來看望，此後就經常來我家串門，我有時也禮節性地回訪。葉群殷勤地與我交往的目的不過是想找我練練俄語，提高一下口語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學過一些俄語，到了哈爾濱就更加感到俄語的重要。應該承認，葉群是比較聰明的人，學習外語的悟性也不錯。為了學習俄語，她還托我給她介紹了一個俄僑女傭，但林彪不喜歡這樣做，這名俄僑女傭很快便被辭掉了。

在我記憶中，葉群家裡總是亂糟糟的，他們有很多勤務兵，家裡卻到處是厚厚的塵土，似乎無人打掃。房子本身的建築質量雖不差，但走進去總覺得很不舒適，彷彿是身處一座久無人居的宅子，完全沒有家庭的溫馨。葉群進城后，換房上了癮，光是在哈爾濱的短短几年時間內就搬過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裡面的氣氛始終未變，一直保留著兵營式的樣子。在家裡，葉群儼然是最高司令，頤指氣使地對服務人員發號施令：「遞過來，快點！」「把東西拿過來，我不是跟你說了嗎！」我聽著覺得很不舒服。

有時葉群把我留下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氣氛也是比較沉悶的。葉群一個人在聊天，林彪則緊鎖雙眉，不苟言笑，很難聽到他說話。每次見到他總覺得他有一種惶惑不安的感覺，好像他內心有什麼不高興或不滿意的事情。這種情緒是否是沖著我來的呢？這種猜測常常使我非常不安，也可能我多心了，後來才聽說林彪本來就是這種性格的人。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隨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開國大典，我也應邀在禮賓台目睹了這一盛事。那天，天安門周圍很安靜，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慶典開始。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有幾十萬人，一片肅靜，突然不知從哪兒竄出一隻小狗從王府井那一側跑出來，穿過整個廣場。大家都喊了起來，快抓住它，這是「蔣介石」在逃竄，大家一叫，小狗嚇得跑得更快了，後來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把這件事寫進了他的報道中，我親眼目睹了天安門城樓前的這一幕。

立三與康生的鬥爭

1950年代是充滿希望和熱情的年代，大家齊心努力建設新的國家和新的制度。新中國與社會主義的堡壘蘇聯保持著親密的友好關係，立三先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勞動部、中央工業部華北局等單位擔任要職。我在北京俄語學院從事著心愛的教育事業。家裡的子女都在健康的成長，溫馨的北極閣小樓里經常是歡聲笑語，高朋滿座。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中蘇關係驟然惡化，大批蘇聯專家從中國撤走，國內政治氣氛也日趨緊張，很多類似我和立三這樣的國際家庭最終被迫離散，立三自然也成了眾人視線的焦點。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蘇籍學者郭紹唐訪華問題(作者註：郭紹唐原是我黨早期黨員，1925年赴蘇學習，后在共產國際機關工作。蘇聯肅反擴大化期間，他受冤入獄，流放西伯利亞，18年後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擔任研究員)。1957年秋，郭紹唐應周恩來邀請，偕同蘇聯夫人及女兒回國訪問。劉少奇、周恩來都會見了他，很多人輪流設宴歡迎。立三也在家裡招待，邀請楊尚昆、李維漢等一些老同志參加。沒有料到的是，這次老朋友間正常的回顧往事、重溫舊情的聚會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殃及所有與之有接觸的人。1959年廬山會議上，康生宣布郭紹唐是蘇修特務，認為當年郭紹唐來華是有任務的，要求斷絕同郭紹唐的來往。除此之外，康生還放出風聲說，李立三的老婆是蘇聯籍，有裡通外國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立三給周恩來寫了一封長達四千字的信，就我的問題向中央提出申訴，「她同我結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終和我一致，沒有過任何不好的表現。到中國來也已經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進步，逐步認識我們黨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偉大，對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事業是非常熱愛的。」周恩來很關心立三的問題，也很了解他的為人和坎坷經歷。他親自找立三談話，建議如果不願和我離婚，就一定要讓我轉入中國籍。

我記得我們在頤和園散步，立三和我談話。他說，李莎你應該認真考慮國籍的問題，做出最終決定，這對我，對我們大家都很重要。立三在這個問題上從來沒有催促我，而是耐心等待，他總是說好好想想，權衡一下，想好以後把你的決定告訴我。從他那個角度他是很有分寸的，為此我很感激他。

我想開了以後就去辦理加入中國國籍的手續，這個事情從1962年到1964年用了兩年時間辦成了。

一封未寫完的信

國籍問題的解決只是一時緩解了我們這個國際家庭在當時的處境。但不久掀起的政治浪潮，向我們發起了更加猛烈的衝擊。安寧和諧的家庭氣氛蕩然無存。

我們家對面有很多小樓，解放以後，原來的住戶都離開了，一些新住戶搬進來了，他們是些高級知識分子，教授醫生們，在我們這個小區里，「文革」正是從他們那裡開始的。我們坐在家裡就能聽見那邊傳來一些嘈雜聲吵鬧聲，砸傢具扔桌椅砸餐具，玻璃，瓷器都被打碎了。氣氛很緊張。

1966年8月，華北局院內開始張貼大字報，一些人勒令立三「做檢查」。康生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你們不要以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們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徹底燒一燒。」

1967年2月1日，立三第一次被批鬥，是機關內部的一次小範圍內的批鬥會。這次，華北局的「造反派」聽從戚本禹「對李莎不要客氣」的指示，把我和立三一起被揪到「批鬥會」上。我的牌子上用醒目的大字寫著：「蘇修特務李莎」。批鬥結束后，立三已疲憊不堪，一進家門，便立刻倒在床上，但過了一會兒，待體力有所恢復，他以開玩笑的口氣對我說：「李莎，你的級別提高了，現在你和華北局書記們可以平起平坐了。」

從這以後批鬥會和抄家就沒有間斷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傳著李立三、李莎從事間諜活動的謠言。針對立三的批鬥也從小範圍的內部檢討，逐步擴大規模。於是，他給毛澤東寫信，進行最後的申訴。

立三在信中說：「我雖然犯過一些錯誤，沒有做出什麼成績，但總是盡自己的力量，為黨的事業多少做一點工作。我絕沒有什麼陰謀把戲來反對什麼人；我從來沒有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我從來沒同任何反黨集團有過任何關係，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兩個女兒)都絕沒有干過裡通外國的罪惡行為。因此，我認為這種對我的鬥爭，和聯絡站的公告是一點也不公正的，一點……」

信寫到這裡，就突然中斷了，這封沒有寫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離開人世以後，我搜查遺物時才發現了它。

6月19日下午四五點鐘，華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闖進家來，立三被帶走隔離了起來。6月20日我和立三在批鬥會上相遇。批鬥會持續了兩三個小時，然後又馬上把我們押上車，但是不準交談。等我們兩個人坐在車裡的時候，我心裡就高興了以為可能把我們兩個人帶回家去。　我和立三分手的時候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汽車走到府右街那裡突然停車，叫我下來。我們這個時候只能握了握手，然後立三說了一句「請多保重」。那邊又有另一輛車，我坐上那輛車，就被送回北極閣三條，我沒有想到的是，這是我和立三的永別。

1967年6月22日，立三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裡含冤謝世。據說，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死在送往北京醫院的路上……多年後，我們才看到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的遺書：

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去辯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裡床單下。沒有寫完。請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

立三離世的第二天，我被逮捕，關進了秦城監獄。在那裡艱難地度過了8年的鐵窗生涯。兩個女兒也同時被關押，后又下放農村。

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黨中央著手撥亂反正，女兒英男不知疲倦地奔走呼籲，時任中組部部長鬍耀邦親自過問，立三和我的冤案得以徹底平反。1980年的3月20日，在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為立三舉行追悼會，恢復了他的名譽，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的心裡很欣慰，「李立三」這個名字被洗去了污垢。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開始，你會改變什麼？假如有這樣一種按鈕，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對這樣的問題，我跟你說，我不會按這個按鈕，也不願改變什麼，這是肯定的。這是命運，命運就是這樣安排的。在我走過的人生路上，我沒有邁錯步，沒有做過任何虧心事，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