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溫家寶一直都是蹩腳鴨

記得2002年胡溫上台的時候，大家都是精神一震，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傳統中共領導啊，處理非典，處理台灣問題都有很大的靈活性和開放性，尤其溫家寶在64時是站在趙紫陽背後的那一個，大家都對胡溫報有極大的希望。

大家現在很失望，於是對胡溫很多的指責，這個是希望太大導致的失望太大。雖然我自己對胡溫的指責現在也很多，但我還是必須承認，胡溫有他們的難處，也有成績。

記得胡溫才入駐中南海，就有傳言說政令不出中南海。從幾次調控房價失敗，接著的汶川地震救援調不動解放軍，我們才理解到中共高層並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看上去胡溫居於中國權力的頂峰，實際上，中央各個部委，大集體公司，甚至省直轄市可以對中央的指令置之不理。中國在80年代搞的減政放權，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分開，同時搞的各大部委企業化，電力部變電力公司，能源公司，郵電部變電信公司，銀行脫離完全的中央控制，導致了地方政府和集團公司權力增大，中央權力縮小。如果地方政府官員或公司老總大有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宏大志願，中央除了派紀檢小組來敲山震虎，還基本上沒有更好的辦法。權力的分散化，也或叫扁平化化，一直是西方國家要給中國普及的普世價值，結果就是小政府。對於這種小政府而導致的中央政府權力的弱化，既是政治改革的方向，也是進一步從上到下推進政治改革的阻礙。所以，對待胡溫的無力，我除了譴責他們無能外，也無法告訴他們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胡溫主政之初，提出了和諧社會的主張，搞了個八榮八恥。和諧社會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貧富差距加大，底層對富裕上層的憤怒在不停地積蓄，一旦爆炸，後果不堪設想。但中國經濟已經被房地產，出賣資源的發展模式所綁架，地方政府，大集團和銀行資本無論如何是不能允許自己成為經濟泡沫的受害者的。把經濟泡沫破滅的痛苦轉嫁給城市白領，市民和鄉村的農民，是他們的不二選擇。胡溫只能哀求他們不要過分，要有榮恥。本來，胡溫是有時間和可能用龐大的外匯儲備來搞公租房或其他民生項目以真正構建和諧社會的，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迫使胡溫不得不向銀行資本，大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妥協，把大筆資金投入到基礎建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產）來拉動內需，避免經濟的硬著落而導致的大動蕩。無可奈何之舉，和美國政府救華爾街有一拼。

經濟分配的不合理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大家還能忍受，但當經濟收縮時，往往就成社會衝突的導火索。所以，隨著經濟的惡化，胡溫的維穩政策是逐步從安撫變成了武力維持的。新疆西藏不說了，其他多個地方的多次騷亂，矛頭都是指向地方政府的出賣土地政策中的問題：原土地所有者或居民看到房地產巨大的利潤完全不能和自己的補償相當，不滿就劇烈爆發。這種賣地騷亂從經濟落後的內地蔓延到沿海的發達地區是伴隨著沿海加工型出口經濟萎縮而導致當地人無法通過實業生產維持高水平的生活，只能靠爭奪分贓房地產市場的暴利。中央政府對此一面不得不承擔地方政府暴力鎮壓的罪責，一面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金給地方政府。

為維持這種矛盾的經濟和管理方式，胡溫政府一方面保持和加強國家法律強力機構，一方面就是對媒體和Internet的更嚴格的管理。縱觀自1990年代Internet進入中國，胡溫時代對網路的監管是最高最嚴格的。當然技術手段的進步是一個方面，看到網路的巨大威力是另外一個方面。據說胡溫非常注意網路的輿論動向，我是相信的。害怕網路不可控制的輿論導致的全面失控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時利用網路輿論為自己服務也是另外一種手段，胡溫並不落後。

對待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胡溫既有狡猾的一面，也有愚蠢的一面，也還有開放的一面。對待劉曉波和艾未未就很不聰明，被動地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對待茅于斌等人就是聰明地供起來，需要的時候就用，不需要的時候就當空氣。對待司馬南和孔慶東既有討好右派的一面，又有打擊自己基本支持面的一面，我只能說狡猾。不過，從我善良單純的角度理解，至少，胡溫堅定地表達了不會容忍文革的復辟，雖然他們那種對待政敵的方式確實是典型的文革模式。

胡溫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取消農業稅。其他的就泛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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