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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學良（時任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在這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不應該遇到經濟苦難，即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蘇聯。
這三個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到居民即使不努力幹活，也不至於餓肚子。只要政府不有意破壞本國經濟，讓它自然運轉，生產出財富是水到渠成。
絕大部分都是本國產的三輪、拖拉機、破爛房車。到東歐方向去的人、車排了十幾公里長，都帶著各種生活用品，每天只能移動一點，那麼多人不知要挪動多久才能離開。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逃離？而且那些人大多是專業技能最好的國民，因為農民和文盲不會跑。
以上是我反思蘇聯的兩個經驗起點。
1991年政變中，紅場上的坦克
政治極端主義
蘇聯崩潰的原因已被國際國內討論過千百次了，《南方周末》也兩次刊發萬字長文（見2001年8月16日頭版頭條《蘇共亡黨十年祭》、2011年8月19日《蘇共亡黨二十年祭》）。我希望提供一點新角度反思。
蘇聯的垮台是整個系統的失敗（system failure），不是哪一個局部更不是哪一兩位個人。如果要用一個概念來描述該系統失敗的原點，我將之歸因於政治極端主義。政治極端主義是從1917年到1990年代末的一個基調，只在極少數時候才有微偏這個基調的做法和政策。
政治極端主義體現在這個系統的所有方面。其基本點就是：放眼望去，到處看到的都是敵人，都是危險，都是陰謀，都是破壞。面對各種各樣的敵人、陰謀、危險、破壞，你怎麼辦？那隻能把所有能動員起來的資源，統統用來對付它們。
為什麼會這樣？開始確實有部分事實支持這種觀察和判斷。
當年列寧從西歐回俄國參與十月革命暴動的領導，在整個歐洲，絕大部分國家對他們都不友好，也有非常敵對的。因為布爾什維克說自己就是整個歐洲資本主義體系的掘墓人，別人怎麼會客氣待你？但也有很支持他們的，比如德國政府。所以那時有人說，推翻俄國舊政權的團體拿的是德國資助。
在俄國內部，布爾什維克上台後推行的激進政策，使中產和上層階級原來的生活方式過不下去。當權者把一些貴族家族成員全部處死，包括兒童。「內外皆敵」的做法風行一時。
其實近代以來任何的大革命，都有一段短暫時間處於類似的非常狀態。凡發生這種緊急狀態的國家，政府都有一些緊急措施。問題是這之後該怎麼辦？
沉浸在這種特殊時期的政權有兩大類。一類把這看做極其短暫的狀態，儘力創造條件使它過去，儘快回復到正常狀態。另一類像蘇聯，就是把緊急狀態中的措施變得常規化了，這才是政治極端主義的病根。
為什麼會常規化？有人說由於列寧死得太早。但我認為這只是偶然因素，很多緊急狀態下的非常措施是他本人制定的。
列寧有兩句話很出名，其一，我們的革命專政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不僅包括拒受舊法律的約束，也包括非常時期的一切嚴厲措施不拘泥於新法律。這是對內而言。其二，為了我們的目標和利益，可以和任何人聯手包括魔鬼，可以干任何事。這是對外而言。
如果是緊急狀態下短暫實行的政策，那是可以諒解的。我讀過列寧那段時間幾乎每天的日程安排，從歐洲回到俄國，到他變成新政府首腦，只有7個月。對他來講革命勝利太快，是意外。後來的那些應急措施都由於勝利來得太快，而不得不倉促臨時決定。問題在於這些措施後來變得常規化了。
我們也不要忘記，當年對中國的政策全不顧正義只維護自己利益的大國，首推俄蘇。
前蘇聯廢棄的暴風雪號太空梭
政治極端主義產生於非常時刻。一開始是出於驚弓之鳥的心理，而實際的內外威脅淡化以後，往往會出現一種新的推動力使其延續，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團。
最重要的兩個，一是軍工利益集團，另一個就是克格勃。我讀過的所有資料都顯示，從192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只有這兩個集團是始終維護緊急狀況下的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力量。當年蘇聯黨政軍系統里許多人的回憶錄、蘇聯學者的研究，絕大部分將問題追根溯源到這兩個利益集團身上。
極有趣的資料來自蘇聯解體前最後兩任克格勃的首腦，一個是克留奇科夫，參加了「八月政變」，后短暫坐牢；以及接任的巴卡金，原是法律教授。
克格勃里有些人的技術、外語、專業都非常好，為什麼要弄這麼多垃圾？原來是把那些對他們最不利的都刪掉了，留下的是對該利益集團最有用的東西。當社會出現有理有力的批評和訴求，他們要麼就把這些刪掉，說太平無事，體系完美有效；要麼就把民間純粹有關民生的批評和行動，弄成是敵對勢力操縱、搞破壞。
1987年的克格勃總部盧比揚卡大樓
除了克格勃，還有軍隊與軍備產業系統。軍工利益集團也是不斷地給最高決策層輸送一個信息：世界大戰隨時會爆發，我們的武器遠不夠。他們隱瞞信息到了什麼程度？
戈爾巴喬夫做了多年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實際軍費。一直以為是公開的兩百多億盧布，直到做了總書記，才知道是八百多億。他問：為什麼我以前不知道？
答曰：只有三個人知道，一個是總書記，一個是負責國防的，一個是負責軍工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收到的數據都打折扣。老戈說，我們這麼多年裡每年八百多億軍費，佔了三分之一的國家財政，怎麼挺得住？
所以說，那個系統為什麼會崩解？根子是它的體制在四面八方全都看到敵人和生死鬥爭，把這作為幾十年來的常規狀態，進而按此配置各種資源，最後才把國家給拖垮了。這是根本的，其他都是偶然因素。
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
問題是，幾百年來很多國家都遇到過緊急狀況，都不得已採取過非常措施，為什麼大部分國家不會長期保持這種狀態，而蘇聯卻會？問題就在於糾偏機制的缺位，理性主義的糾正力量不能及時發揮作用。
列寧的時代要和後來的時代劃分開。列寧時代有個基本規矩，只要是黨內辯論，不管觀點、建議、批評是什麼，都合法，允許在黨內公開爭論。而且對說反對話者最嚴重的懲罰，就是把他地位降低，連開除黨籍都不會發生，就是不讓你做決策者而已。
如果蘇聯執政黨一直保持這個規矩，就會有理性力量出來糾偏。異議聲音能被及時聽見，因為異議者絕不會坐牢、離婚、殺頭。
問題在於，列寧死後這個最低安全保障沒了。比如斯大林把以前的同志及他們的老婆、親戚抓起來后，別人來找他求情，他說：我也沒辦法，這是系統上的操作。他所言一半是託詞，一半是現實。這個系統看到的都是敵人，所以在任何一個環節的操作上，都要從最壞的考慮出發。
蘇共越來越保持高壓，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為止，黨內不可能對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評，否則就會被定性為叛徒、姦細，西方帝國主義派來的顛覆者。最低的懲罰是開除黨籍，然後是自己坐牢、家人坐牢，很多人最後從肉體上被消滅了。
1960年赫魯曉夫在聯合國
在這種狀態下，理性主義的聲音無法進入決策過程。在中等水平的民主法治國家，也一定會有部分人的頭腦清醒，否認四面八方都是敵人，會要求對外製造和平，對內讓人民平安富裕，增加參與權。而在蘇聯這個系統內，這種理性主義糾偏機制基本上不存在。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米高揚等人相互指控：為什麼你當年不提反對意見？為什麼看到錯誤不提出來？二三十年以前你在哪兒？
他們回答時都說：不敢講話，私下都不敢講，因為所有人都被監聽，包括決策層。即使斯大林死後肉體消滅得到控制，但黨內官員還是不敢講真話，還是所有人被監聽。政治極端主義到了這種情況。
從克格勃誕生（即「契卡」）到最後，賦予他們的任務就是這樣：契卡是復仇之劍，其特權是不經法律程序就可以處死怠工者、投機倒把分子、叛徒內奸特務。
在短暫的戰爭年代也許有必要，但後來常規化了。契卡的前兩任領導都坐過沙皇的牢，都有理想，不太濫用權力，還沒到明明知道自己的同志沒問題也要搞掉他的地步。等他們去世，後來的人發現手中的權力誰都怕，太好使了。
政治極端主義背後都有利益集團，他們眼中沒有祖國至上，只有自己的利益。蘇聯的軍工利益集團後來擴張到什麼地步？蘇共兩個稍具改革意識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都說：你們要的資源是無底洞，就是把整個蘇聯經濟全為你服務，也無法滿足你的胃口。赫魯曉夫說了這點，得罪了一批人。後來老赫下台，他們起了很大作用。
蘇聯軍隊在所有戰略戰術武器的項目上，都想在量上超過美國和西方，他們的經濟怎麼受得了？蘇聯經濟最後被特殊利益集團控制，老百姓生活困難，少數工人農民出來請願，又被當成階級敵人鎮壓。正常社會裡的理性糾偏環節，都被體制封閉死了，這才慢慢積累成系統失敗。
說到底，核心問題是政治極端主義，把1917年到1921年客觀存在的非常狀況人為地常規化。在此過程中，理性主義的聲音和糾偏的力量越來越弱化。
列寧去世后，這個渠道大體上被封。在各種內外真實威脅慢慢淡化、客觀情況好轉時，特殊利益集團又逐漸操縱了政治運行的關鍵環節，扭曲了決策過程，最後就導致體系失敗；就像俗話講的，小洞不補，大洞二尺五。除非對這個體系失敗的基本動力過程作方向性的改正，否則它那輛車難以回頭上正路。
轉載自《江淳散文》
在這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不應該遇到經濟苦難，即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蘇聯。
這三個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到居民即使不努力幹活，也不至於餓肚子。只要政府不有意破壞本國經濟，讓它自然運轉，生產出財富是水到渠成。
絕大部分都是本國產的三輪、拖拉機、破爛房車。到東歐方向去的人、車排了十幾公里長，都帶著各種生活用品，每天只能移動一點，那麼多人不知要挪動多久才能離開。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逃離？而且那些人大多是專業技能最好的國民，因為農民和文盲不會跑。
以上是我反思蘇聯的兩個經驗起點。
1991年政變中，紅場上的坦克
政治極端主義
蘇聯崩潰的原因已被國際國內討論過千百次了，《南方周末》也兩次刊發萬字長文（見2001年8月16日頭版頭條《蘇共亡黨十年祭》、2011年8月19日《蘇共亡黨二十年祭》）。我希望提供一點新角度反思。
蘇聯的垮台是整個系統的失敗（system failure），不是哪一個局部更不是哪一兩位個人。如果要用一個概念來描述該系統失敗的原點，我將之歸因於政治極端主義。政治極端主義是從1917年到1990年代末的一個基調，只在極少數時候才有微偏這個基調的做法和政策。
政治極端主義體現在這個系統的所有方面。其基本點就是：放眼望去，到處看到的都是敵人，都是危險，都是陰謀，都是破壞。面對各種各樣的敵人、陰謀、危險、破壞，你怎麼辦？那隻能把所有能動員起來的資源，統統用來對付它們。
為什麼會這樣？開始確實有部分事實支持這種觀察和判斷。
當年列寧從西歐回俄國參與十月革命暴動的領導，在整個歐洲，絕大部分國家對他們都不友好，也有非常敵對的。因為布爾什維克說自己就是整個歐洲資本主義體系的掘墓人，別人怎麼會客氣待你？但也有很支持他們的，比如德國政府。所以那時有人說，推翻俄國舊政權的團體拿的是德國資助。
在俄國內部，布爾什維克上台後推行的激進政策，使中產和上層階級原來的生活方式過不下去。當權者把一些貴族家族成員全部處死，包括兒童。「內外皆敵」的做法風行一時。
其實近代以來任何的大革命，都有一段短暫時間處於類似的非常狀態。凡發生這種緊急狀態的國家，政府都有一些緊急措施。問題是這之後該怎麼辦？
沉浸在這種特殊時期的政權有兩大類。一類把這看做極其短暫的狀態，儘力創造條件使它過去，儘快回復到正常狀態。另一類像蘇聯，就是把緊急狀態中的措施變得常規化了，這才是政治極端主義的病根。
為什麼會常規化？有人說由於列寧死得太早。但我認為這只是偶然因素，很多緊急狀態下的非常措施是他本人制定的。
列寧有兩句話很出名，其一，我們的革命專政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不僅包括拒受舊法律的約束，也包括非常時期的一切嚴厲措施不拘泥於新法律。這是對內而言。其二，為了我們的目標和利益，可以和任何人聯手包括魔鬼，可以干任何事。這是對外而言。
如果是緊急狀態下短暫實行的政策，那是可以諒解的。我讀過列寧那段時間幾乎每天的日程安排，從歐洲回到俄國，到他變成新政府首腦，只有7個月。對他來講革命勝利太快，是意外。後來的那些應急措施都由於勝利來得太快，而不得不倉促臨時決定。問題在於這些措施後來變得常規化了。
我們也不要忘記，當年對中國的政策全不顧正義只維護自己利益的大國，首推俄蘇。
前蘇聯廢棄的暴風雪號太空梭
政治極端主義產生於非常時刻。一開始是出於驚弓之鳥的心理，而實際的內外威脅淡化以後，往往會出現一種新的推動力使其延續，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團。
最重要的兩個，一是軍工利益集團，另一個就是克格勃。我讀過的所有資料都顯示，從192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只有這兩個集團是始終維護緊急狀況下的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力量。當年蘇聯黨政軍系統里許多人的回憶錄、蘇聯學者的研究，絕大部分將問題追根溯源到這兩個利益集團身上。
極有趣的資料來自蘇聯解體前最後兩任克格勃的首腦，一個是克留奇科夫，參加了「八月政變」，后短暫坐牢；以及接任的巴卡金，原是法律教授。
克格勃里有些人的技術、外語、專業都非常好，為什麼要弄這麼多垃圾？原來是把那些對他們最不利的都刪掉了，留下的是對該利益集團最有用的東西。當社會出現有理有力的批評和訴求，他們要麼就把這些刪掉，說太平無事，體系完美有效；要麼就把民間純粹有關民生的批評和行動，弄成是敵對勢力操縱、搞破壞。
1987年的克格勃總部盧比揚卡大樓
除了克格勃，還有軍隊與軍備產業系統。軍工利益集團也是不斷地給最高決策層輸送一個信息：世界大戰隨時會爆發，我們的武器遠不夠。他們隱瞞信息到了什麼程度？
戈爾巴喬夫做了多年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實際軍費。一直以為是公開的兩百多億盧布，直到做了總書記，才知道是八百多億。他問：為什麼我以前不知道？
答曰：只有三個人知道，一個是總書記，一個是負責國防的，一個是負責軍工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收到的數據都打折扣。老戈說，我們這麼多年裡每年八百多億軍費，佔了三分之一的國家財政，怎麼挺得住？
所以說，那個系統為什麼會崩解？根子是它的體制在四面八方全都看到敵人和生死鬥爭，把這作為幾十年來的常規狀態，進而按此配置各種資源，最後才把國家給拖垮了。這是根本的，其他都是偶然因素。
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
問題是，幾百年來很多國家都遇到過緊急狀況，都不得已採取過非常措施，為什麼大部分國家不會長期保持這種狀態，而蘇聯卻會？問題就在於糾偏機制的缺位，理性主義的糾正力量不能及時發揮作用。
列寧的時代要和後來的時代劃分開。列寧時代有個基本規矩，只要是黨內辯論，不管觀點、建議、批評是什麼，都合法，允許在黨內公開爭論。而且對說反對話者最嚴重的懲罰，就是把他地位降低，連開除黨籍都不會發生，就是不讓你做決策者而已。
如果蘇聯執政黨一直保持這個規矩，就會有理性力量出來糾偏。異議聲音能被及時聽見，因為異議者絕不會坐牢、離婚、殺頭。
問題在於，列寧死後這個最低安全保障沒了。比如斯大林把以前的同志及他們的老婆、親戚抓起來后，別人來找他求情，他說：我也沒辦法，這是系統上的操作。他所言一半是託詞，一半是現實。這個系統看到的都是敵人，所以在任何一個環節的操作上，都要從最壞的考慮出發。
蘇共越來越保持高壓，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為止，黨內不可能對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評，否則就會被定性為叛徒、姦細，西方帝國主義派來的顛覆者。最低的懲罰是開除黨籍，然後是自己坐牢、家人坐牢，很多人最後從肉體上被消滅了。
1960年赫魯曉夫在聯合國
在這種狀態下，理性主義的聲音無法進入決策過程。在中等水平的民主法治國家，也一定會有部分人的頭腦清醒，否認四面八方都是敵人，會要求對外製造和平，對內讓人民平安富裕，增加參與權。而在蘇聯這個系統內，這種理性主義糾偏機制基本上不存在。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米高揚等人相互指控：為什麼你當年不提反對意見？為什麼看到錯誤不提出來？二三十年以前你在哪兒？
他們回答時都說：不敢講話，私下都不敢講，因為所有人都被監聽，包括決策層。即使斯大林死後肉體消滅得到控制，但黨內官員還是不敢講真話，還是所有人被監聽。政治極端主義到了這種情況。
從克格勃誕生（即「契卡」）到最後，賦予他們的任務就是這樣：契卡是復仇之劍，其特權是不經法律程序就可以處死怠工者、投機倒把分子、叛徒內奸特務。
在短暫的戰爭年代也許有必要，但後來常規化了。契卡的前兩任領導都坐過沙皇的牢，都有理想，不太濫用權力，還沒到明明知道自己的同志沒問題也要搞掉他的地步。等他們去世，後來的人發現手中的權力誰都怕，太好使了。
政治極端主義背後都有利益集團，他們眼中沒有祖國至上，只有自己的利益。蘇聯的軍工利益集團後來擴張到什麼地步？蘇共兩個稍具改革意識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都說：你們要的資源是無底洞，就是把整個蘇聯經濟全為你服務，也無法滿足你的胃口。赫魯曉夫說了這點，得罪了一批人。後來老赫下台，他們起了很大作用。
蘇聯軍隊在所有戰略戰術武器的項目上，都想在量上超過美國和西方，他們的經濟怎麼受得了？蘇聯經濟最後被特殊利益集團控制，老百姓生活困難，少數工人農民出來請願，又被當成階級敵人鎮壓。正常社會裡的理性糾偏環節，都被體制封閉死了，這才慢慢積累成系統失敗。
說到底，核心問題是政治極端主義，把1917年到1921年客觀存在的非常狀況人為地常規化。在此過程中，理性主義的聲音和糾偏的力量越來越弱化。
列寧去世后，這個渠道大體上被封。在各種內外真實威脅慢慢淡化、客觀情況好轉時，特殊利益集團又逐漸操縱了政治運行的關鍵環節，扭曲了決策過程，最後就導致體系失敗；就像俗話講的，小洞不補，大洞二尺五。除非對這個體系失敗的基本動力過程作方向性的改正，否則它那輛車難以回頭上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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