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愛機器人、安樂死、人體冷凍……過去國產片不敢講的話題，它都講了

聊了聊這些極具爭議話題背後的故事。

9月底，一條團隊在台北見到了曾寶儀。一身利落黑色皮衣，曾寶儀一分不晚準時到了現場。

在之前的2018年，曾寶儀有一年時間幾乎沒接其他工作，作為主持人、策劃人之一，全身心投入在紀錄片《明天之前》的籌備和拍攝中。「我也知道賺錢很重要，但因為這份工作不管是心力還是體力上，都是非常大的投入，無法兼顧。」

《明天之前》這部真人秀紀錄片由騰訊新聞出品，共4集。紀錄片最初叫做「Tough Jobs」，即「世界上最困難的工作」。

在策劃階段，曾寶儀首選了「安樂死」的話題：安樂死是否應該被合法化？人類到底有沒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因為近幾年家裡有老人相繼離開，我花了非常多時間去思考生死的問題。」

本來計劃只做其中一集的主持人，結果2018年2月，離出發只剩兩個月了，節目組問：「寶儀，你要不要把4集都做了？」

機器人伴侶，將來真的會存在於我們的生命里嗎？

帶著這樣的疑問和好奇心，我們去到美國、澤西島、英國、荷蘭等地，採訪娃娃工廠的製作者和使用者，也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為什麼有人想跟非生命的物質產生身體和情感上的連結？

2018年6月，我去探訪了正在努力建造人工智慧機器人伴侶的團隊——位於加州的Abyss Creations和它的創始人Matt McMullen。起初他們稱要製造最棒的成人玩偶。我去參觀時，真的下巴都快掉下來。

可能我看過很多臉，但我沒見過那麼多胸部、那麼多私處，所以當這些器官一字排開的時候，我會覺得人類其實也是由零件拼湊在一起的集合體。

Matt的目標很明顯並不只是做娃娃。

因為有了人工智慧程序的嵌入，這些娃娃可以跟人類有很多互動，會聊天，還有記憶，可以記得你喜歡什麼、昨天你們聊了什麼……Matt的終極目標是把硅膠娃娃做成像真人一樣下半身可以走動、擁有溫度的個體，把陪伴變得更真實。

Matt公司正在研發的第一款女性伴侶機器人叫Harmony，目前已經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神秘人士預訂了，我去到這位不願露正臉的嘉賓家參觀，他家裡已經有5個Matt工廠出品的真人娃娃，「她們都是美麗的藝術品，很結實耐用。」他甚至讓我去嘗試觸摸、感受這些娃娃的質地。

他是娃娃的使用人群中的一類人：曾經擁有一段婚姻，但最終還是分崩離析，對於兩性關係非常消沉，受夠了尋尋覓覓、你來我往的捕獵過程，擁有這樣的娃娃可以讓他們省去很多心力。他也不會對娃娃有過多幻想，偶爾喝喝酒的時候就把娃娃放在房間的角落裡，晚上睡覺就選一個娃娃把她扛進屋裡。

我在不同國家探訪了幾位硅膠娃娃的使用者，每個人都是眾生相。其中有受過傷的人，他們可能在真實的人際關係上受挫，對他們而言，娃娃和人類最大的不同就是清早起床不用擔心旁邊的那個「人」不見了，這給他們很大的安全感；還有人願意把娃娃帶進他們的真實生活，把她推進家附近的酒吧、介紹給朋友認識。

在面對新一代人工智慧娃娃的時候，有些人過於專情於現在身邊的硅膠娃娃，他們可能不會購買一個「Harmony」，而是只願升級目前身邊有的娃娃。

另一面，Kathleen Richardson，可能是全世界最大聲疾呼反對機器人伴侶的人。她是劍橋大學人類學博士、歐洲機器人倫理協會的頭兒。

幾年前，Kathleen發起了「反機器人伴侶運動」，她說，「這些娃娃是為了商業目的被製造出來。人們一直說，和人建立感情是不必要的，如果這種觀念成為一種常態，人類會陷入危機之中。」

Kathleen認為無論如何伴侶機器人都是一種色情產品，某種程度上還是有一種把人當作財產、物化女性的意味。

而從Matt的角度來講，他認為自己設計了一種商品、一種服務，人們在其中得到了慰藉、成長、陪伴，是做了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你現在問我想不想有一個這樣的機器人伴侶？我的答案是不要。20年後回看我說的這段話，可能會覺得很可笑，人的未來有無限可能。

很多時候我覺得這一集伴侶機器人其實是在討論人的寂寞。

什麼時候人與人之間已經失去連結了？什麼叫連結？什麼是陪伴？什麼是性？什麼又是愛？你如何證明愛的存在？你怎麼能夠去說他對娃娃的愛不是真的愛呢？而愛的存在，在現在這個社會又代表著什麼？這一切都好難想明白。

所以在我看來《明天之前》最可貴的，就是讓這些議題和不同想法放在一起，讓觀眾去真正地思考。

「長生不老大會」現場

 第二集：人類應該追求永生嗎？

2018年9月，我去到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參加一個「長生不老大會」的活動，這裡聚集著一群激進的生命延續主義者。

所謂激進，是因為他們想無限期延長生命，並不是五歲、十歲就滿足了；他們是在冒險，因為一些方法不見得被現在的制度允許，比如美國的FDA（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標準和管控。

大會上聚集的這些人，可能是科學家、理論家，或者類宗教學家，各種講座、對談；另一個分會場有很多不同的攤位、腦洞大開的發明，你可以去嘗試高壓氧艙，還有攤位告訴你吃什麼可以回春，讓你的細胞恢復年輕時的水準……

47歲的Liz Parrish，2015年秘密前往哥倫比亞，在一家私人診所接受了兩項基因治療。一個是延長染色體末端隨著年齡越變越短的端粒，讓基因更穩定，可以預防癌症；第二項治療注射了肌肉生長抑制素，增加身體中的肌肉量，維護線粒體功能。

我無法證明她是否真的做過這些治療，以及這些治療的療效，但在我跟她的對談中，她看起來確實比實際年齡更年輕。

人體冷凍過程演示模型

採訪完我覺得不虛此行，因為我意識到一件事情，你可能沒辦法保證你心愛的人會回到這個世界，但這種方式給了你一個希望。有時候人類就是需要一點希望才能活下去，不管是你失去了摯愛的伴侶，還是年幼夭折的孩子，每個人都有一份念想，希望未來還會再見面。

這一集出乎我意料，點擊率很高。

美墨邊境的隔離牆

 第三集：近鄰？近敵？

 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普通人 

我很冒險地提了一個議題，後來曾後悔不已，但最後又覺得很值得——我說我們應該去墨西哥。

在收集資料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雙子城市叫Nogales——美國有一個叫地方Nogales，隔了一道牆，墨西哥也有一個Nogales，兩邊的人民命運截然不同，我很想去看一下。

一開始導演非常不贊成，因為太危險。我們去到墨西哥，也的確看到了毒梟大本營，荷槍實彈的路人，鐵道隔兩邊不同的黑道……

出發前我甚至在家裡默默寫好了遺書，我說請他們諒解，我必須要走這麼一趟，因為如果不去，我這輩子可能都會很後悔。

當我真的在難民收容所跟這些難民交談，我意識到難民與邊境議題，並不是一張照片、一個標題可以代表的，背後是一個個再真實不過的人生堆砌而成。

Tim Foley（右）

Tim Foley是一位守護在美墨邊境的民兵，他把這些非法移民稱作」蟑螂」。你跟他說起難民、墨西哥高牆等議題，他義憤填膺；而其他時間，他就像一個國家公園的管理員，開著一台很破的吉普車，邊開邊跟我講：這個是一種特殊的仙人掌，那邊會有狐狸出沒？他給我看他在邊境牆上設的隱藏攝影機拍過多少人。

非法移民、毒梟之外，你會看到他的電腦旁還有一個檔案夾，裡面全部都是夕陽。他說亞利桑那州有全世界最美的夕陽。

所以拍這一集的時候，我心裡是百感交集的。在去之前，我對Tim 有很多負面的想法，但事實上他也是人，別人的父親、別人的丈夫，曾經是別人的孩子，因為生活，他走上了這條路。

但是不管是拿起槍的民兵，還是在沙漠里給難民送水的人道主義者，在某程度上是同一種人。他們都是保持著自己強烈的價值觀與信念在行事的人，認為與他們價值觀不符的人便是敵人。

 第四集：告別的權利

 安樂死，人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嗎？

2018年4月，我們因為《告別的權利》這一集去了倫敦、愛爾蘭、荷蘭，最後回到荷蘭。經歷一個月的拍攝，整個團隊回到原本居住的地方，結果突然看到一個新聞：104歲的澳洲生態學家David Goodall，宣布5月10號從澳大利亞到瑞士走他人生的最後一程，進行安樂死。

David是澳大利亞最年長的還在工作的科學家，沒有絕症，子女成群，並不孤單，為什麼選擇走上這樣一條路？全世界都在關注著。

其實在去瑞士之前，我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拍到素材。前一晚決定，第二天晚上的飛機就到了瑞士，打聽到David下榻的酒店，我們定了同一家。

我們的計程車開進酒店花園時，正好看到護士把David推了出來！所有人抓起機器、衝過去，我坐了十幾個小時飛機，蓬頭垢面，卻經歷了這四集中最珍貴的訪問之一。

我其實和David在花園裡喝了一個下午茶，就像兩個異國的忘年交在瑞士相會，當我問到他離開後會想念什麼，他跟我聊起斐濟的那段時光，那天下午陽光很美，他也很美。

慢慢地媒體開始多了起來，花園裡變得嘈雜，萬萬沒想到我旁邊一個國際新聞社的記者拍下了我和David的一張合影，第二天早上我赫然發現我們的合照跟特朗普、金正恩的照片並列，成了各國媒體當天的頭條。

事後我問導演為什麼媒體們這麼喜歡這張照片？他說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你幫這個世界擁抱了他。

當天，我們還爭取到了跟David的兒子短暫的採訪，採訪進行到一半他情緒崩潰離席，我也哽咽到無法繼續。

那天讓我回想起我爺爺過世的時候，那時我在火葬場拿著他的照片、我堂弟拿著骨灰，我們前面也是無盡的閃光燈，而我作為當事人當下想法是「你們真的知道我發生了什麼嗎？」

而在瑞士那天，我自己成了站在對面的人群，對於到底要不要做採訪我有很多矛盾。為了紀錄片，我知道我不得不去做，但換個角度想，那天是他們一家人僅剩的相處時間了，我到底要佔用他們多少時間呢？我要一直追著他們屁股後面跑嗎？我做的真的是對的嗎？

David 是在醫生Philip Nitschke的幫助下結束自己的生命。

Philip Nitschke是世界上第一名自主、合法實施安樂死的醫生，澳大利亞人。1995年到1997年的兩年時間，澳大利亞曾很短暫地通過了安樂死法案，后被推翻，在此期間他成功幫4個人執行安樂死。

後來，因為信念無法實現，還招來很多質疑，Philip在2005年燒掉了自己的醫生執照，離開澳大利亞，前往安樂死合法化的荷蘭。

Philip解釋Sarco的工作原理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市郊，我們訪問了Philip的工作室。推門映入眼帘的是各種發明設備，他給我展示他寫的自殺手冊，和教你如何安然離世的網上論壇。

主要項目是Sarco——一個金屬做的「太空艙」，人爬進去，戴上眼鏡，看到你想要的景象，可以是沙漠、海洋、潺潺流水，然後按下按鈕，氣體進入艙內，優雅地迎接死亡。

Philip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正在做一件正確的事。他覺得他提供給無助的人最後一點點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權利。

而Baroness Jane Campbell是英國反安樂死的一個標誌性人物。作為英國殘疾人權利的領袖之一，她曾公開做演講反對英國通過安樂死法案。採訪完她后，你也會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到底有什麼資格去奪走一個人生存的意志？

為什麼我們總把死亡看成是隱晦的、痛苦的、被奪取的？為什麼我們不能優雅地死去？

就離世人的親人朋友來講，它是魔鬼，奪走了他們的摯愛；而就深處極端痛苦的當事人來講，它可能是一種救贖。而你的痛苦可以跟我的等量嗎？

就像《明天之前》其他命題一樣，我無法下一個定論。

有人問我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預設的立場？

出發前可能有，但是很多議題當你越深入，你就越發現你的立場一點都不堅固，而且有時候堅守立場是愚蠢又無知的一件事，我怎麼能夠確定我的立場是對的？所以我常常會提醒自己一句話：我是來理解這個世界，而不是來評斷這個世界的。

與以往立場鮮明的紀錄片不同，《明天之前》里導演把自己縮得特別小。只是把素材一字排開展示給觀眾們看：我哭了就是哭了，40度的沙漠里我爬山，吐了就是吐了，我採訪不下去就是採訪不下去了。站怎樣的立場，觀眾們自己決定。

這一段拍攝經歷，它已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真實走過的2018年4月到9月的歷程，我真實地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跟這些人一期一會了，在當下我們都真誠地對待彼此，這對我來說就是無可取代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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