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警察我怕誰

我是警察我怕誰

陳九

不久前去賓州探望兒子，他在那裡參加一個少年寫作營。剛停好車就聽到一聲大喊：陳九，你怎麼在這兒！一抬頭，原來是劉新平，十多年前的老鄰居。那時我們都是單身漢，住在紐約市的科羅那，一個西語移民聚集地。那裡租金便宜，當年不少華人藝術家都在那兒住；詩人翟永明，楊煉，畫家何多苓，艾軒，何寧，還有雕塑家魏天渝，鋼琴家施壯飛，很多。我們大家常聚在一起開派對窮歡樂，借酒撒瘋載歌載舞，共渡一段漂泊生涯中的美妙時光。

老友重逢格外驚喜，忙詢問分手后的經歷。新平說他在花旗銀行工作，做項目主任。我說我在紐約市政府分管數據，目前正協助市警局更新他們的數據系統。『警察局』？新平叫起來，我恨死他們了！來的路上剛吃張罰單，罰款不說還非給我記點，好說歹求都不行，美國警察真是慘無人道。慘無人道？我不禁莞爾。俗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聽我聊幾句和美國警察互動的經歷如何？

乍到紐約警局還真有些緊張。這裡出出進進凈是人高馬大之輩，個個腰間誇著盒子槍。這種槍是特製品，彈夾長裝彈多。狹路相逢你比對方多一發子彈就主動。我的使命是幫他們改進資料庫系統，以適應政府不斷調整的作業規範。我一到他們就張羅為我辦工作證。我說急啥，可他們說要馬上辦，好像不辦我就無法工作。工作證上有我的照片，還有警徽標誌，雖比不上真正警察的金屬警徽，但也看著威風八面。就這個東西讓我從另個側面見識了一把美國警察。

幾個月前從佛吉尼亞州渡假回來，經過跨越哈迪遜河的瓦利桑諾大橋時，正趕上大堵車。兒子吵著要上廁所，他越叫我越煩，腦子一熱，索性從旁邊車道繞到前面插隊，想儘快下橋。沒想到有輛警車正在我試圖插隊的地方守株待兔，像約會一樣等我。警察嚴肅示意讓我停車。我真沮喪到家，恨不得把車倒回去，讓一切重來。慌亂中太太提醒，你不在警察局工作嗎，給他看看證件。你是說，給他亮證！沒錯，不亮白不亮，咱又不騙人，怎麼處理是他的事。我於是把隨身攜帶的工作證遞過去，心砰砰跳，拚命想著該如何回答人家的提問，好像這證件是假的。

讓我跌破眼鏡的是，那位警察根本沒說話。他把工作證還給我，轉身跑回擁擠的車道，嘟嘟嘟吹著哨，無比神聖地攔下所有車輛，接著對我大喊，開過來開過來。我不明白怎麼回事，沒敢動。他跑過來用力敲我的車頭，啪啪作響，喊著，先生，跟著我跟著我。太太叫起來，走啊，人家給你開道呢，傻不傻呀你。我這才反映過來，原來他是優先讓我下橋。我受寵若驚地開過去，後面有人對警察怒吼，憑什麼他先走，這不公平。警察的回答乾淨利索：閉嘴，他是當班警察。

我是警察？嘿，我是警察了。一路上我把這情景重溫一遍又一遍，生怕遺忘，怎麼想怎麼透著舒坦，都蕩氣迴腸了。打那以後我食髓知味，總把工作證像護身符似地帶在身上。有一次我在長島鐵路道格拉斯頓站附近發信，發完后想也沒想調頭往回開。那條路是雙黃線不準調頭，更有甚者，一輛警車剛好打此路過，被我擋個正著，嘎地一聲來個急煞車，接著警笛就響起來，命我停車。這回我不那麼慌了，把車靠在路邊。一位胖警察面帶怒容走向我，你怎麼開車？把駕照和車輛註冊卡拿出來！聽上去大有趕盡殺絕之勢。我遞上三張卡，除了他要的兩張還有我的工作證，工作證放在最上面。他一楞，表情接著就變了。你小子真夠嗆，下次注意點兒。我連忙道歉，對不起兄弟，我的錯。他揮揮衣袖，未留下一片雲彩，撤了。

一次兩次算蒙的，如果屢試不爽呢。這次更絕，是在與紐約一水之隔的新澤西州，連紐約之外的警察都護著同行。自被『突擊發展』為警察后，不免有優越感。平凡生活中任何一絲特殊都可能讓人陶醉。那天去新澤西的紐瓦克機場送朋友，走錯了路，找不到高速的入口，卻闖進一個安靜社區。我急著擺脫困境，當車接近停車標誌時，一踩油門就沖了過去。只聽嗚地一聲，一輛警車魔術般跟在身後。我沒在意，準備故技重演，給他亮證。誰知馬失前蹄，那天竟忘了把工作證帶在身上。這下可急出一身汗，拚命解釋我在紐約警局工作，是你的同行云云。人家問，

證件呢？給我看。

忘帶了，真的忘了。

對不起，這是罰單。

我還能隨便胡說嗎？

沒說你胡說，有話對法官講去。

他面帶嘲諷地把一張黃色罰單交到我手上。交通罰單中，黃色最嚴厲，我必須出庭接受法官裁決。除了高額罰款，少則三個點，多則五個。問題是，點一多保險公司就漲保費。美國社會是個網，牽一髮動全身，活得越小心網就纏得越緊。

這下我可傻了。心說活該，你算個鳥警察，頂多是臨時工。證又亮不出來，還敢到外州撒野，看你今後還狂不狂！出庭那天，我還是帶上工作證，外加我在警局這個項目上得的獎狀，充滿僥倖誠惶誠恐地走進法庭。排隊登記的人們大多是少數族裔，法警對他們十分嚴厲。有位老兄說西班牙語聲音很大，警察警告了他。過一會兒他又大聲，警察轉身就要拷他，他左求右求才算了事。輪到我，我把罰單連同工作證一塊兒遞給辦登記的女秘書。她看著我的工作證，困惑地問，你是警察？我在紐約警局工作。你跑到這兒幹什麼？不是你們讓來的嗎？那你，跟我來一下。

她把我帶到一位西裝革履的紳士面前，匆匆對他說，搞錯了，人家也是警察，這是友軍誤傷。那位先生接過我的證件看了一眼，馬上面帶微笑走上來，給我一個擁抱，嚇我一跳。他邊道歉邊呼喚著，麥可，麥可，開他媽什麼玩笑，瞧你辦得這事。一位警察走過來。我一看，正是他給我開的罰單。當他鬧清怎麼回事後，尷尬地說，這不賴我，誰讓你那天不帶證件。我趕緊借坡下驢，對對，賴我。你做得對。那位紳士說，法官得簽個字才能取消罰單，走，我去把他叫出來。

法庭上，法官正在審案。紳士把我和麥可帶到法庭側面，對法官不斷做手勢。法官讓下邊人等著，然後走過來。該死的，沒見我忙著審案嗎。紳士向他解釋發生了什麼，法官轉身對我說，真對不起，讓你還跑一趟。你住哪兒？道格拉斯頓。這麼遠跑過來，你知道什麼什麼人，那個喬治棒球隊的主投手，就是你們道格拉斯頓人。還有環球製片廠創辦人原先也在那兒住。可惜我不懂棒球，既沒聽說過更記不住這些名字，只顧裝腔作勢地與他周旋。對對對，一點不錯。你對那兒滿熟嘛。

走出法庭已是滿天星光，我有些月朦朧鳥朦朧的困惑。幾天之內從老鷹變菜鳥，再由菜鳥變回老鷹，生活竟像一部峰迴路轉的輕喜劇。我在路燈下給家人撥電話，想告訴他們罰單的事已搞定，可佔線。再撥還佔線。嘿，你看看，話到嘴邊說不出來的滋味很難過，像煙癮犯了摸不著煙。我恨不能對著路人大喊一嗓子，二十年後又是條好漢。或者，我胡漢三又回來了。要不幹脆咱這麼著，我是警察我怕誰呀！

沒喊成，電話這時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