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與自由結黨--ZT

當今的中國說兩句對政府和領袖壞話，甚至對黨發幾句牢騷，絕大多數的人們都已經習以為常了。只要不到天安門去發表講演，漫罵兩句胡錦濤，嘲諷一下溫家寶，也還是能被容忍的。即便是官方網站，留意一下時政文章下面的「我來說兩句」，也可以找到各種各樣反革命言論。當然中國人歷史和文化的進步，和西方還是有很大差別的。這裡有孔孟的遺毒，所以也不能都說成是共黨造成的。記得前幾年有一次在中國為我母親做壽，結束前開玩笑地用了一句文革的口號，說是為讓我們祝願天下的母親，在座的母親，也祝願我的母親萬壽無疆，祝願在座的父親，天下的父親也包括我自己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原來想到這一幽默會引起鬨堂大笑，然而事後卻有一位親戚嚴肅的走過來說，萬壽無疆只能用於國家的最高領袖，平民百姓用這樣的詞是大逆不道的，說得我哭笑不得。於是不得不承認，言論禁忌在中國原是有著很深厚的文化根基的。

中國的社會在進步，言論也相當自由了，那麼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在這種情況下授予劉曉波應該有比言論自由更深一層的意義才對？如果說劉曉波的諾貝爾獎對中國的社會進步有什麼新意的話，應該說諾貝爾委員會大概是在希望促進中國的結社和結黨自由。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出了言論自由的範疇，它直接挑戰的是結社和結黨自由，就是美國的憲法中的freedom of assembly。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已經接近了西方黨派形成的雛型，也許正是這一點引起了中國政府和共黨的警惕和恐慌，也成仁了劉曉波夢寐以求的十一年人類最高貴的囚犯。這也說明了，自由結社和結黨，在中國和顛覆政府仍然是同罪的。

關於結黨是不是應該自由，即便是以西方的理念，也不是完全沒有爭議的。正如言論自由帶來的並不完全都是進步的思想一樣，結黨自由同樣會帶來社會負面的效應。譬如美國的三K黨，俄羅斯的光頭黨，還有納粹和各類的恐怖組織。儘管如此，對於結黨和結社自由，本人仍然是站在贊同的一方的。但我贊成在西方習慣上的鬆散的結黨自由，而不是那種宣誓效忠型黨派和社團的自由。即便是美國大學里，對一些需要宣誓和介紹的社團也是相當警惕的，這樣的黨派社團有淪入幫派黑社會甚至恐怖組織的嫌疑。美國的主流黨派都是自由型的，這裡包括執政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一個公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自由宣布成為這些黨派的一員，同時也可以自由退黨，乃至N進N出。當然對於一個想利用黨派的力量走向政壇的政治家來說，退黨或叛黨會引發選民對其政治誠信度的質疑，但也不盡然，譬如曾經是民主黨員的保守派分子利波曼退出民主黨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介於兩黨之間在大選時才是各派都要爭取的對象。

一個自由進出的黨派不可能有陰謀，也就不具備暴力推翻政府從而把社會推向無政府主義的條件。中國對於結社和結黨的自由的禁忌，主要原因在於共黨本身就是一個宣誓效忠型的黨派。我沒有經歷過中國的入黨過程，但耳聞目睹，其過程與加入青紅幫黑社會的複雜程度和對忠誠度的要求，並不遜色。在網上谷歌一下，還可以找到其入黨的誓詞：「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這裡令人困惑的是其中的「保守黨的秘密」和「對黨忠誠」，而最讓人難以接受的還是最後的那句「永不叛黨」。細細品味一下，和一個人結婚時宣誓「永不離婚」大概具有同樣的意境。

不可否認，宣誓效忠是一種人類維繫絕對忠誠的強有力的手段，二戰中的德國，一個「哈，希特勒」的納粹敬禮把這個國家緊密團結成了一個超級人類。集權國家政治上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來自於這種私密而超出常規的紐帶，所謂：一起下過鄉的，一起扛過槍的，一起嫖過娼，一起分過贓的。有了永不叛黨的誓詞，才能把黑的說成白的，才可以畝產萬斤。這裡要指出的是，美國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且不說三K黨是宣誓效忠型的，就連共和黨近年來也有復甦效忠宣誓的跡象，據說2004年小布希在德州競選連任時就曾要求參加者宣誓效忠共和黨。難怪有人抱怨，布希時代的中國越來越象美國，而布希時代的美國也越來越象中國。

劉曉波的諾貝爾獎從短期乃至長遠的觀點來看，是否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確有值得磋商之處，但諾貝爾獎是一個全人類的獎，所以不能從一個國家的狹隘觀點來看問題。關於劉曉波歷年來的許多政論，也不是所有人都予以贊同的。不過比起柴玲和吾爾開希之輩激進的學生領袖來，劉曉波還是有他的理性之處的。其中六四凌晨以他和侯德健為代表的所謂「天安門四君子」與共軍官兵談判，從而和平撤出天安門廣場一事來看，在面臨正義與和平之間只能選擇其一，而他選擇了和平這一點來看，這個獎給他並沒有過分之處。劉曉波是一個君子，君子坦蕩蕩，「君子不黨」，或者說君子提倡自由為黨，就像自由結婚和離婚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