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劉曉波得和平獎？--轉載

雖然很多人說看不懂《靈山》、《一個人的聖經》，但是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駕光臨的時候，還是非常期待一睹其廬山真面目的。

2000年高行健獲獎時，引發了華人世界的一些爭議，無論是文學獎是否被政治化，還是作品的被了解接受程度，從中國官方從外交部到中國作協都強烈反彈，但假以時日，這些爭議都漸漸平息，中國文學界也開始正式地評論高行健作品，而高行健更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社會，包括港台、新加坡等地，獲得廣泛的關注和認可，配合舉行了畫展、演出等諸多大型的文化活動。

高行健的得獎在當時也曾引起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的討論。從中國出去、成為法籍的華人作家，得獎是否讓中國人與有榮焉？這種討論也反映了中國人一直存有的「諾貝爾心結」。每年10月中國媒體對諾貝爾獎得主的猜測、關注、熱議，內心深處的疑問就是何時才有中國人能夠獲得諾貝爾獎。

雖然諾獎從1901年頒發至去年，共有10位華人/中國人獲獎，包括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達賴喇嘛等。這10位人士，雖然不少有中國出生、成長的背景，但都已不算是「純粹」的中國人。達賴喇嘛1959年出走，按照中國法律還是屬於中國公民，但他自己已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出訪各國，所持的護照不知是否還為中國護照。其他的都是外籍華人，尤其以美國國籍為主。

因此，中國民眾的心理還是期望有個「中國人」得獎。多年來，在與諾獎愛恨情仇的交織中，雖然一直有輿論提醒中國人不必將榮辱繫於一獎，如此在乎諾貝爾獎，因為國家的強盛、科研水平還有更多的平衡標準。但無可否認，諾貝爾獎評委會有著強大的話語權力，無論是科學、文學還是政治，具有某種宰制性，確立了自身的規範標準。雖然其中存在專家精英對大眾、西方標準對東方品味、歐洲文化對世界文化的不平等，但是不影響其權威的地位，諾獎的號召力和確認力，可能讓文學獎與和平獎達到連動的效果，產生額外的政治和社會影響。

弔詭的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真正頒發給了一位中國公民，卻又是位異議人士，劉曉波獲獎引起的反應是兩極的。官方強烈批評諾獎評委會，民間則也有歡呼的聲音。和平獎顯然是政治化的獎項。然而，這並不是和平獎的原罪。獲得和平獎的都是政治人物，如何不政治化呢？

劉曉波此次得獎，與十年前高行健得獎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兩人在中國大陸，都並不廣為人知，一般人對他們的作為不甚了了。高行健1987年即出走中國，劉曉波則一直消失在主流媒體之外，20年間，缺乏公共話語空間的他淡出公眾視野，只有在網路世界的一角和少數熱衷政治的知識分子中，他和他的事業才深受關注。

從某種程度上說，劉曉波的和平獎項不是諾貝爾獎委員會頒發的，而是中國官方讓他獲得的。當官方對他的限制越大、甚至採取法律手段對付的時候，也就必然將劉曉波製造成了反抗體制的英雄，給了外界藉此向中國施壓的平台。而中國官方在評選階段，以強硬的口吻警告不準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同樣可能達到某種反效果，為支持其得獎的力量推波助瀾，推動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展現自身獨立性、不屈服於外界壓力的形象，同時向中國官方傳達強烈信息。

類似性質的例子其實不少，中國民間曾有笑談，對於違背官方宣傳意志、帶有「不良意識」的影視文學作品，中宣部其實是它們的免費宣傳大使，因為一旦被查禁，這些作品頓時名聞天下，成為多方尋找、一睹為快的搶手貨。打壓越大、對付手段越是升級，反彈也就越強。在信息高度流動、傳播豐富多元的情況下，反而造成事與願違的結果，從官方角度是應該反思和檢討此種手法的意義何在了。很多時候，那或許僅僅成為一種姿態，只是為了表達官方的反對立場。

對於將和平獎頒發給異議人士，中國外交部批評委員會完全違背了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很顯然，和平獎的頒發，對中國施壓的目的，要大於對劉曉波致敬的意涵，從另一角度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國際經濟舞台揮灑空間，話語權不斷擴大，但政治變革的不足，也引起外界對中國的一種焦慮。

和平獎歷來都是諾貝爾眾獎中遭到質疑最多的一個，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獲獎時，同樣噓聲一片。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社論還說：「搞不清楚到底為什麼。」這才是一種健康而正常的反應，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至少可以討論和批評。否則，太把它當回事，卻又處置失當，反而被動。

十年前高行健得獎的時候，中國官方媒體對此隻字不提，如今百度里都看得到有關高行健的討論；劉曉波得了和平獎，官方媒體照樣消聲，網路中只看到外交部的批評反應。相比十年前獎項的政治喧囂，也總會有心平氣和看待劉曉波得獎的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