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生笔记: 与校长对话后 那篇让我们激愤的人日

内地生笔记: 与校长对话后 那篇让我们激愤的人日

　　内地生笔记：中大校长对话场内外，与那篇让内地生激愤的人民日报评论

　　9月开学以来，香港(专题)中文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文宣海报，周会上一个个黄色蓝色白色的头盔，晚上10点准时喊起来的被内地生误听为“功夫烧烤，士多啤梨”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不停收到的港铁停运、学校餐厅提早关闭的消息，Facebook论坛和内地生树洞平台上激烈的中港矛盾争论，这一切都在提醒你，我们在经历不“正常”的校园生活。甚至，作为内地生的我们开始悄咪咪地互相试探，通过稍稍透露立场的朋友圈下的点赞和评论，朋友给哪篇文章点的“在看”，彼此在交流中的用词，在心中默默划分黄蓝阵营。若是嗅到立场不同，我们就心照不宣地不聊政治，只谈风月。

　　这个夏天在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像一双手，不断地把政治、身份认同、中港矛盾这些议题推到内地生面前，再怎么想过小确幸的生活，都必须要直视和面对这现实。朋友圈里关于政治的信息和情绪越来越多，即使在暑假错过了付国豪机场事件“SHAME ON HK”的刷屏，10月10日的校长对话也给了内地生一个表达的机会。不过，据笔者观察，这次的朋友圈刷屏并没有出现在对话会当天，而是在次日深夜，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之后。

　　与校长对话，普通话的发言

　　10月10日下午，中大校长段崇智再次会见学生，邵逸夫堂坐满了学生和校友，我与朋友戴着口罩入场，有点恍惚，不知道黑色的海洋会怎么看待我们。我在较前排的位置落座，身边的本地同学聚集成一个小组，把拿到的筹号摆在一起，我立刻就明白他们是选好了发言人，其他人都把筹号投入箱中，增加被抽中发言的概率。我和朋友知道有传媒直播，担忧曝光，仅在书面意见上写下了“如何构建本地生和内地生之间的对话平台、学校有什么措施保障支持香港运动的内地生的言论自由”等问题，投入箱中，把现场发言的筹号给了隔壁的香港同学，他们说“我们又有枪了”。

　　最开始的校长简短发言，数次被激动的香港同学打断，校长被激光笔照射。提及校园环境被破坏、因不同政见而起的校园霸凌时，在后排本地同学的嘘声和愤怒的喊声中，左边的区域响起了激烈的掌声，我才发现左边坐着很多像是内地研究生的同学。在第一位用普通话的女生发言时，左前的区域也表现得十分支持。这位女生发言时，一字一顿地说她希望本地同学尊重她的言论自由，说自己和身边同学因为本地学生“打压”不同政见的内地生而感到恐惧，最后看着台下说出了引起最大声浪的“正是你们自己在破坏香港的法治、自由、民主”。

　　本地同学听到普通话发言之时，就表现得有些情绪激昂，在这位女生的讲话逐渐显露立场时爆发了巨大的愤怒，本地学生激动地叫喊着“返大陆啦”、“NMSL”，还有人用普通话叫着“平反六四”，数次打断她。我的一个同学坐在后排，是个支持香港运动的内地生，她说，她觉得耳朵都快要被这种带有仇恨的言论喊聋了。虽然明白香港人的愤怒，也知道在这个时候本地同学不会考虑到有部分内地生也是支持他们的，但那种群情激愤地对内地生集体的辱骂，还是让她感到极大的压力和不舒服。她说她突然觉得自己是少数人里面的少数人，在内地生里支持香港是少数，在香港同学面前，那一晚又感到了自己是一名还没被接纳的少数派。在内地生里，可能因为无需顾忌强权的审查，激进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声音高，充斥公共讨论空间，内地生的形象总是和激进爱国派联系在一起。同样，叫喊得最大声、最难听的香港同学的声音总是被捕捉来标记“香港学生”。

　　我坐在前排，周围的香港同学非常冷静，甚至对后排叫喊的本地生有些生气，在那位女生发言之时，他们高举“停止”的手势，希望他们快点停下辱骂和叫喊，后来“讨伐”的声浪似乎已经无法控制，他们便放弃了，沉默着。那位发言的内地女生在发言后就匆匆离开了，那一片的内地生似也离开了。他们没能听到最后，令人想哭的控诉性暴力的发言，错过了那个理解香港同学绝望的机会，也没能听到本地同学的道歉。之前坐在我身旁的一个香港男生，高高瘦瘦，头发在后面扎成髻，发言时说他觉得他们做了很“丑怪”（丢脸）的事情，本地学生完全没有表现出对不同意见发言者的尊重。

　　对话会临近尾声，又有一个男生用普通话发言，但他赢得了本地学生的掌声。他开头便说，香港同学不要忘记，在内地也有一群在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我想这是一个主动沟通的态度，他表示出对本地同学的尊重和理解，主动拉近了跟情绪激动的本地生的距离。

　　无论是之后的闭门会谈，还是其他同学的发言，都没有出现在内地媒体的报导里。环球时报在当晚20:54分，对话会还没结束之时，便迅速发布了第一位普通话发言的女生的报导，不久后，这位女生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

　　内地女生的发言和对性暴力的控诉，都没在内地本科生的圈子里引起太大的回响（据笔者观察，当天亲身来到对话会、看对话会直播和关注对话会信息的内地本科生还是少数）。引爆舆论导火线的是人民日报的一篇“常规”文章。

　　人民日报与孤立的在港内地生

　　隔天深夜，人民日报以这次对话会为主题，发文质问《“博文约礼”，港中大学生做到了吗？》（全文附后），短短几分钟后就在我的微信群组和朋友圈中激起强烈反响。在一个为庆祝七十周年国庆而设的内地生群组中，对官方媒体的愤怒迅速蔓延：“人民日报胡扯啥呢”、“人民日报现在说话越来越口无遮拦了”、“这是变成喷子的走向吗”，类似的负面评价在朋友圈也不绝于耳。审视这些留言，情绪被点燃的原因无非是人民日报以偏概全，字里行间俨然将批评的对象覆盖至所有中大学生，并认可了香港中文大学已成“香港暴徒大学”的说法。

　　当“暴徒”的帽子冠到自己头上，有些内地生开始发声斥责。但我们又醒了几成呢？这冲击能否带领我们走出成见、增加我们了解和试图理解香港的意愿呢？

　　我见到一些原本政治冷感或反对示威的朋友，开始反思香港人的诉求，以至追溯运动的全貌。一位从前非常不理解反修例运动的内地生朋友发来信息，当她看到内地媒体只在一味谴责对话会中的学生，而对其中的性暴力指控轻描淡写乃至加以嘲讽时，她好像终于能理解香港一二。有朋友看到校长的冷漠和学生的弱小愤怒，对这场运动的感觉和以前相比，“有点不一样了”。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似乎还是少数。很多人似乎只关心自己是否被污名化，自己的学历是否还能保值，自己未来的工作是否受到影响。“自己、自己、自己”，仿佛只有在社会时事与“自己”密切相关时，我才能听见内地生群体的声音。8月13日机场付国豪事件发生时，朋友圈充盈满屏的红底白字“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10月1日挂国旗的内地生被霸凌后撰文详述过程，朋友圈纷纷转载，一时间眼里都是国旗红。而反观使无数港人彻夜难眠的721和831夜晚，却从未在我的朋友圈激起几滴水花。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明白人，知道说什么话会带来危险，而选择噤声，也许是真的不关心、不了解。

　　刚入学的大一学妹和我说，她身边不少人都很后悔来香港读书，感觉学历贬值。内地生的树洞平台上，很多人透露来香港读书的原因是中大的排名和国际化的教育，将高考分数最大化利用。其实我来香港读书的原因也类似，我想应该很少人会将香港民主自由的言论和学术氛围放在首要的考虑因素。

　　但这个夏天，在港呆了几年的我，时常为曾经的自己和一些内地生感到些许遗憾，如果能早一点、多一点了解这个城市就好了。话说白了，其实内地生没有必须要了解香港、关心香港命运的义务，本地同学也没有照顾内地生情绪的义务，但人不止于完成义务。面对历史，我们有见证和担当的责任。

　　除了担忧学校的招牌和学历的含金量之外，众人愤怒的留言中也透出几分“弃子”的凄凉。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支持反修例运动，却在此时被人民日报反推向“暴徒”一方。微博的最高赞评论嘲笑着“香港这些憨批大学，一个个都在诠释书念到狗肚子里”，再往下滑，数百条评论均来自在港内地生，他们努力澄清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不等于废青，批评人民日报不够客观公正，却也同时被不少大陆网民攻击。于是有人感慨自己“里外不是人”，有人感慨自己“沦为牺牲品”，更有甚者选择以“政治类不实信息”原因投诉该篇文章，或通过人脉网络以求人民日报发出道歉声明或撤回文章。

　　我们与他们，鸿沟的弥合

　　在内地的舆论场，这件事不过为香港年轻人是“暴徒”、“废青”的论述提供了新理据，我相信香港人早已习以为常也并不在乎。但对于内地生来说，这或许是第一次被官媒代表和点名批评。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似乎是一个拳头，将许多人砸得晕头转向；又似乎是一阵风，飘过不留痕，愤恨过后，仍然会激进地爱国爱党，仍然对示威者义愤填膺；又或者，这是一粒种子，在他们心中已埋下不信任的根，只等待着更多的灌溉。

　　随着大陆与香港的舆论日渐对立，在港内地生似乎必须在漂泊中寻觅一个容身的空间。政治表达和参与上，我们还是新手，对民族主义有依附和敬畏，对香港的陌生又不断滋生着恐惧和犹疑。意识形态是一种选择，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本不应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塑造成为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们与他们”是Zygmunt Bauman著作《Thinking Sociologically》的一个章节，他说，“我们”与“他们”不仅是两种不同的群体，而且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喜欢与讨厌、信任与怀疑、安全与恐惧、合作与对立。因为人与人的差异和区隔出现了“连续性中断”，我们把人分为两类，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在另一个群体身上减弱，也因为只有模糊和残缺的印象，我们会倾向于怀疑他们、恐惧他们。我们甚至期待他们处处和我们作对，因为外群是内群虚构的负面自我，为了建立自我认同，为了内部团结和心理安全，我们需要这个负面形象。

　　对内地生和本地生来说，也许这样的对立都是在想像里建构的“我们”和“他们”。如果真诚地面对面交流，坐下来聊聊，也许我们可以去弥合这人为的鸿沟。那些形象模糊的黑衣人会变得立体起来，他们不再只拥有一个扁平的“废青”、“暴徒”标签，他们可能是全副武装的前线示威者，也可能是一个被副校长揽着哭的男同学；那些被贴上“五毛”、“小粉红”标签的咄咄逼人的内地生，也许有一天会说“想要帮上香港的忙”。事实上，我看见有内地生耐心看完校长见面会的直播，开始理解香港，也有本地同学主动和内地同学介绍香港。当校长段崇智经过闭门对话后，都能瞬间从“段狗”变成“段爸”，内地生和本地生的差异，或许没有想像中那么大。

　　当政治主动来敲门，避无可避，人民日报这一篇备受争议的时评，也许意外地成为推动内地生与本地生交流的契机。或者说，其实整个反修例运动，都是一个彼此交流的机会，因为它让几乎每个人开始思考政治，这也是一场我们正在经历着的、需要很多思考和选择的成长试炼。无论最终选择什么方向，这场运动都是我们绕不开的坎。

　　这本书里还说了，“鼓吹共同体概念的团体，不论势力多么庞大，不论多么努力，它们对真实的掌控，仍不免脆弱和不堪一击”。一场对话会，几篇官媒文章，我们亲眼目睹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同学在控诉什么，我们校长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想我们的，这种真实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人民日报：“博文约礼” 港中大学生做到了吗？

　　一场师生对话会10日在学校举行。老师坐在台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极尽小心发言，好像正在经受审判；学生挤满会场，群情汹涌、乖张暴戾，不时用粗口、嘘声、镭射笔招呼老师，好像正在批斗。这所学校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这一幕就是这所大学近来呈现给社会的“标志性一景”。

　　香港不安宁，校园受侵害，象牙塔内冲突频发，如今已非清净之地。此时，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对话，倾听学生诉求、纾解学生困惑，希冀师生双方一起为学校紧张环境降温，与特区政府发起的“社区对话”异曲同工，本是好事一桩。但人们看到的是，对话不是平和交流、不是理性互动，一些激进学生硬是把发言搞成了发横，倾诉搞成了倾轧；只要自己说、不让别人说，只要和自己一样的观点、不要别人表达不同的观点，只要自己的言论自由、不要别人的言论自由，一言不合就爆粗辱骂、围攻欺凌，生生把对话会弄成了批斗会，这些学生无礼、粗鲁乃至卑劣之表现，怎能不让人寒心？

　　“博文约礼”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认识偏颇、教养失缺，尊师重道全不见踪影，对话会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言行可谓“鲜矣仁”。对待暴徒制造的暴力，他们视而不见、一味赞美；对待老校友的苦心劝诫，他们嘘声四起、各种干扰；对待不同意见学生的心声，他们污言相向、尽是欺压；就是校长的回应稍有一点“差池”，他们也毫不留情地进行辱骂。这段时期，香港社会有人说香港中文大学已成“香港暴徒大学”，此判断、此观感，对照这些激进学生在对话会上的“表演”，再看看他们校徽上的“博文约礼”四个字，冤枉吗？讽刺吗？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校史。在港英政府下艰难创立，老一辈中大人为振兴中华文化扛起使命，校名到校训都寄托了无数爱国爱港同胞的期望。创校校长李卓敏曾说：“凡是大学都不可能脱离本身民族的背景。”前任校长沈祖尧曾说：“香港中文大学是带着中国的人文精神而创校的。”民族情怀、人文精神，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要继承的、要弘扬的、念兹在兹的，难道不应是这些吗？围攻校长、欺凌不同意见的同学，不懂兼爱包容、不知明辨是非，甚至充当破坏自由、民主、法治的“急先锋”“黑衣暴徒”，对得起学校的历史和先人，对得起自己作为中大一员的荣誉和身份吗？

　　在对话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校方表现了隐忍、克制的一面。校方愿意对话，用心良苦，值得赞许。但是否无底线退让，听信一面之词、放任学生胡闹，也当“三思而行”。有中大女生说，因参与“示威”，被拘捕后遭到“性暴力”。其虽然“声泪俱下”，却没有提供确切证据和翔实内容，而警方已表示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投诉。真相尚不清楚，案件尚未调查，校方如果仅凭一人之言便谴责某方，就是不公不道之举。面对违法暴力，当然人人要反对；若是诬蔑构陷，当然人人也要说不。在校园出现批斗风、欺凌风的时候，在一些学生出现极端激进行为、参与违法活动的时候，校方更应擦亮眼睛、直起腰板，遏制住歪风邪气，挽救学生于危途。只知退让，只会纵容，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只会背弃了学校教化育人的理念，砸了学校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招牌，害了更多被煽惑的孩子。

　　香港中文大学对话会上的乱象，同样出现在香港其他学校的校园中。更早前，岭南大学的校长被“绑架”着去参加游行；前日，香港理工大学的讲师就因为说了要惩治暴力，被学生禁锢长达5个小时；今天，香港公开大学的学生又强迫校长出来对话，以“死线”要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黑色恐怖”下，暴力的魔爪正伸向校园，一些学生被裹挟进来，有些还“病”得不轻。这些以“明德”、以“公诚”、以“约礼”字眼作为校训的大学，更应该明白止暴制乱的重要性、迫切性，更应该行动起来，“救救孩子”，让他们不被煽惑控制、不为暴力侵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