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总统，是中国应得的(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我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商人朋友近来跟我说，特朗普也许不是美国理应得到的美国总统，但肯定是中国理应得到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直觉没错：美国需要重新调整与北京方面的贸易关系——在中国强大到不愿妥协之前。而且需要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形破坏球”才能引起中国的注意。但既然球来了，两国都需要认识到当前这一刻多么关键。
上世纪70年代美中邦交正常化后，我们的贸易关系随之恢复，虽然是有限的贸易往来。2001年，我们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促使中国成为贸易强国，其规则仍给予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大量减让。
在两国市场完全交织一处的当下，这次新一波谈判将决定美中两国在21世纪共同产业的竞技中，作为经济伙伴如何共存。因而这并非寻常的贸易争端。这是贸易大战。
为了让它顺利结束，特朗普必须得停止他在推特上对中国的那些青少年式的嘲弄（以及打赢贸易战多么“容易”云云），低调地促成我们所能得到的重置贸易关系的最佳协议——我们很可能无法立即解决所有问题——然后继续向前，而不是轻率地一头栽进没完没了的关税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已无法享有过去40年来一直拥有的贸易优惠待遇，因而收起他那“谁也别想左右中国”的民族主义威胁，寻求他能得到的最佳双赢协议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美国及其他国家把制造搬到“ABC”供应链，即“除中国外的任何地方”(Anywhere But China)，那是北京无法承受的。
看看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自上世纪70年代起，美中贸易关系一直相当稳定：我们跟中国买玩具、T恤、网球鞋、机械工具和太阳能板，他们跟我们买大豆、牛肉和波音飞机。
当贸易差太离谱时，北京会以采购更多波音飞机、牛肉和大豆来安抚我们。这是因为，中国的增长不仅只靠努力工作、建设明智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接受教育，也靠强迫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补贴本国企业、维持高关税率、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窃取知识产权。
在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很多年之后，中国仍一再坚称它是需要额外保护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如此，这一关系对足够多的美国企业在足够长时间内起了作用，以至于世界最大的现任超级大国美国接纳并实际上支持了下任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他们共同使得全球化更普遍，世界更繁荣。
然后一些大到不容忽视的变化来了。起先，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现代化计划，承诺给中国民营和国有企业发放补贴，使其成为超级计算、人工智能、新材料、3D打印、面部识别软件、机器人技术、电动汽车、自动驾驶车辆、5G无线和高级微芯片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对旨在跳出中等收入行列，降低对西方高科技依赖程度的中国而言，这是自然之举。但所有这些行业却同美国最优秀的企业构成直接竞争。
如此一来，中国自1970年代以来发放补贴、实施保护主义、违反贸易规则、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的所有做法变成了一大威胁。美国和欧洲如任凭中国继续按照脱贫时使用的同样程式运作，同未来所有行业展开竞争，我们将无所适从。特朗普在这一点上是对的。
他不对的地方在于，贸易和战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是个双赢命题。阿里巴巴、支付宝、百度、腾讯全都可以跟谷歌、亚马逊、Facebook、维萨(Visa)同时成为赢家——而且他们已经共赢过。我不确定特朗普是否理解这一点。
但我也不确定习近平是否理解。中国公司更优秀之处，我们得让中国光明正大地赢，但它也得准备好光明正大地输。假如一直都能像阿里巴巴和腾讯一样在中国自由运营，谁能说说谷歌和亚马逊如今该有多强盛？
当中国军方窃取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的F-35隐形战斗机设计图，然后原样复制时，省掉了所有研发成本——可以用去补贴自己的企业？
我重申：贸易可以是双赢的，但当一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从中作弊，赢多赢少就有了变化。当贸易只关乎玩具和太阳能板，我们可以避而不看，但当它关乎F-35和5G电信网络，不看可不明智。
但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疑难所在。我们如今生活在“军民两用”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让我们变得强大、繁荣的一切事物，也让我们变得脆弱，”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首席战略专家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指出。
特别是中国华为造的能以超高速度转移数据和音频的5G设备这一类，如果中国的情报服务部门直接按照中国要求获取权限的法律行事，它们也可充当间谍活动平台。
诚然，围绕华为的争议给这一刻带来了全新启示：华为日益主导着曾为爱立信(Ericsson)和诺基亚(Nokia)控制的5G基础设施全球市场。美国的高通(Qualcomm)则既是华为的芯片和软件供应商，也是它的全球竞争者。
但中国政府限制了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国内与华为竞争，使得华为能够发展得更大、更快、更廉价。然后，华为利用这种影响力和定价权来削弱西方电信公司，并利用其不断上升的全球市场主导地位，在下一代全球5G电信标准的制定中，围绕自己的技术，而不是高通(Qualcomm)或瑞典爱立信的技术。
此外，在一个军民两用的世界里，你还得担心，如果家里有一台相当于亚马逊Echo的华为聊天机器人，中国军方情报机构可能会听到你的话。
过去，我们购买来自中国的网球鞋和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则购买我们的大豆和波音飞机，那时候谁在乎中国人是共产主义者、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又或者是骗子？但现在华为正在和高通、AT&T和Verizon在下一代5G电信领域内竞争——而5G将成为电子商务、通信、医疗保健、交通和教育的新支柱——所以，价值观就变得至关重要，价值观的差异就变得至关重要，些许信任和法治就变得至关重要。特别是5G技术和标准一旦嵌入一个国家就很难被取代。
再补充一点：美中之间的价值观和信任差距正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容忍了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欺骗行为，因为他们认为，随着中国依靠贸易和资本主义改革变得更加繁荣，它在政治上也会变得更加开放。这种情况出现了，直到约十年前停了下来。
然而，最了解中国的美国商业顾问之一、定居中国的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在过去10年里，很明显，北京不是在“改革开放，而是在改革和关闭”。
中国变得更富有，却没有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相反，它将南海的岛屿军事化，把美国排挤出去。它没有削弱自己的威权控制，而是用面部识别等高科技工具来提高其效率。
在当前的贸易谈判中，所有这一切都到了关键时刻。美国和中国如果能够想办法建立更大的信任，全球化就能持续下去，我们就能在这个新时代共同发展；如果不能的话，全球化将开始破裂，我们都将因此变穷。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