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的药方不是民主

世界范围内民族冲突问题不断。在我国，最近发生在杭州、广州等地涉及少数民族的刑事案件也将我的目光引向民族问题丛生的边疆地区。虽然可以装作看不见，但如何妥善解决这类问题已经成了网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民族问题的激化在今天往往以刑事犯罪或者恐怖袭击形式出现。根据国际普遍认可的定义，恐怖主义行为主要是指通过攻击平民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野心的行为。自17世纪维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成为各国内政日益关注的问题。而民族问题也是引发恐怖主义行为最常见的原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恐怖主义都和民族问题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就算是现在的美国，当年在独立战争期间同样有针对英军和保皇党民众的偷袭行为，根据上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定义，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同样和恐怖主义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而20世纪60，70年代的很多殖民地独立运动都被前宗主国定义为恐怖主义，可以说民族矛盾和恐怖主义是一个一体双生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可是无数最近的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实际经验和研究都反映一个明显的现实：民主并不是处理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的万灵药。

很多人都误以为恐怖分子都是极端分子都是狂热分子，但是结合大多数例证可以看出，恐怖分子的袭击不仅是精心策划，而且都是在选择对手方面也是小心谨慎的。中近东的库尔德族的分裂主义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库尔德族分布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等国交界处，但他们只选择在土耳其采取了汽车炸弹自杀袭击这样的极端手段。因为这几个国家只有土耳其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在这里采取恐袭才能对土耳其平民制造最大程度恐慌，然后再通过民众的选票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实现对库尔德族有利的政策倾斜，乃至实现最终独立。

土耳其一辆军车1月3日在该国东南部迪亚巴克尔市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土耳其当局怀疑是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制造了这起事件。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也是民主制面对恐怖主义的一个弊端。因为民主国家不仅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且政府的决策非常受到人民短期利益眼前利益的干扰。而人民的短期利益未必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甚至从历史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为了取得政权而对人民的短期利益进行妥协的行为最终对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也是有害的。因此在目光短浅的民主制度下，民族狂热分子通过恐怖行径制造的恐慌才能取得巨大效果。

同样是库尔德人，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却相当温和，不敢提出民族独立的诉求，原因就在于这几个国家是专制政府。比如说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广大伊拉克人民对这个政权没有任何影响力，甚至和库尔德人一样都是专制的牺牲品。萨达姆统治伊拉克23年杀害30万伊拉克人，库尔德人就算采取恐怖袭击也远不及萨达姆本人造成的恐慌影响深远。

上面的结论不仅适用于库尔德人的事例，甚至我们在对比美俄处理恐怖主义的手段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911事件后虽然布什也一度获得了历史上最大的行政权力，连续发动了两场所谓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民众支持度曾攀升到90%。但是随着美军在伊拉克泥足深陷，伤亡急剧攀升，美国民众对于战争的厌恶程度也日趋高涨。而在一个拥有所谓言论自由的国度，媒体为了追求收视率和报纸销量经常歪曲伊拉克战事误导美国民众乃至故意制造假新闻，用信息公开的原则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殊不知要赢得一场战争，保密制度和反谍制度是最基本的保障，本拉登之所以能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围剿中屡次脱险，部分原因就是他采取了鸡毛信这种最原始的通信方式。

而1996年本拉登的卫星电话原本已经被美国监控到，却因为美国媒体的披露导致本拉登迅速放弃该卫星电话，从美国情报机构的包围圈中逃脱。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美军的撤退固然有其非正义性质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民主制度固有的软肋也是诱发伊拉克人民更愿意采用恐怖袭击的方式对美军发动攻击，最终迫使美国人民用选票把共和党先后赶出了国会和白宫，直到最近美军黯然撤兵。

相反俄罗斯在处理别斯兰危机的时候手段异常铁腕，在一个威权主义政权治下，在一个缺少议会牵制和舆论监督的俄罗斯，普京可以采取包括火箭弹和坦克炮这样丝毫不顾及人质死活的措施，谈判过程傲慢而没有诚意，误导欺骗媒体压制舆论迫害受害者的正当要求。口口声声以解救人质为中心，其实完全是以消灭恐怖分子为目的。

散兵游勇般的恐怖分子和铜墙铁壁般的威权政府的较量中被撞的粉身碎骨。而且在威权主义社会，当无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恐怖袭击反而会把原本对政府不满的民众推向政府一边，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加强了政府采取极端反制措施的信心，从而造成对恐怖分子不利的局面。

有些人会辩称这些国家之所以会有民族矛盾正是因为民主自由的理念没有深入人心，没有撒播到对立民族的人民心中去。可是事实情况却未必支持他们的观点。2005年的伦敦地铁袭击案的几名罪犯最后查出来居然都是巴基斯坦裔的英国人，都是在英国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按道理自由民主的理念应该在潜移默化的长期教育中深扎在他们的心中，可是他们还是对自己的母国悍然发动了惨绝人寰的自杀式袭击。

联系更早的马德里爆炸案，参与者一样有西班牙本国人，甚至还有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这难道是单单一个自由民主可以解释的现象？现在法国的阿拉伯裔青年暴动，德国土耳其裔帮派现象都日益成为滋扰当地的社会问题，可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经是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移民，为什么没能融入主流社会，为他们生活在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家而骄傲呢？简单粗暴的用自由民主来解决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仅那些成熟西方民主国家针对民族问题恐怖主义束手无策，即使是在那些不顾本国国情对西方民主自由充满向往削足适履的转型国家，这个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甚至这问题还进一步恶化引发更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内战。

19世纪奥匈帝国随大流也在内部民族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搞西欧国家的议会民主，结果民族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相反随着少数民族的极端分子进入议会，各民族之间反而更加疏远隔阂，最后导致1914年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族人暗杀，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而随着奥匈帝国战败，其境内的民族主义者趁机造势，结果最后解体为几个国家，曾经辉煌一时的奥匈帝国成为历史名词。

20世纪的苏联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引导下，境内各民族矛盾激化，民主不仅没有解救经济破产江河日下的苏联，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冲突，导致各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最后在1991年解体。而其影响之深远，更是90年代车臣战争，最近格鲁吉亚战争，俄乌天然气冲突的一条暗线。前南斯拉夫在20世纪80，90年代也是趁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时期不加取舍的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在转型过程中操之过急，结果各民族在没有得到充分的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脆弱体制并没有弥合各民族的利益纠葛，反而扩大了各民族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原本统一的国家迅速瓦解引发了持续十余年的分裂，最后形成了七个小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也是类似，只不过换上了宗教派别的外衣而已。

固然，以上各国的矛盾究其根源都和他们当时所处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密不可分，苏联治下强行民族融合，奥匈两大民族厚此薄彼，萨达姆对少数民族的屠戮，伊斯兰教派几百年的冲突分别造就了他们各自的民族问题。但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世上并没有捷径，更不能将此看作划分是非黑白的立场路线问题。民主宪政自然是民心所向的制度选择，但具体如何实施，如何让民主宪政起到调和民族矛盾的作用，恐怕不是网上大V们拍脑袋振臂一呼就可以搞定的。1980年代胡耀邦主政时期对民族政策有新思路，但是从后果来看，今天恐怕也需要新的思维调整了。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微博谈民族问题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