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骂人”

谈“骂人”

骂人，只要会发声者皆可。通过骂人能发泄自己的愤怒，至于是否能帮助缓解情绪，这个需要精神科的专家来说才有权威。但我知道国外有些价格不菲的培训课程，就是让你在培训营地痛骂、摔打自己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假想敌”（利用各种道具），将自己内心的愤懑悉数排出，然后心平气和回到家人身边和工作岗位上。据说，效果不错呢？

记得《三国演义》中有段“武乡侯骂死王朗”。靠骂人，居然可致人於死地，这对于小时候个子不高、打架不行的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正能量”激励，至今仍印象深刻。书中描写诸葛亮的骂语简单，主要是揭人老底（其在赤壁大战前的江东舌战群儒时就如此），而道具则还是那把鹅毛扇。冷嘲热讽间，扇子直指七十六岁的司徒王朗，骂他“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于是王朗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诸葛亮是羽扇纶巾的儒将，骂人方法自是文雅。但市井男女、贩夫走卒的骂人方式就粗放的多。譬如吾乡楚地，骂人的话先不说，单骂人的道具就挺特别。我记忆中最猛烈的一种道具是菜刀加砧板--利用在砧板上剁肉的机会咒骂。那会儿吃肉要计划，每月每人才半斤，通常只能是一边切菜，一边咒骂。而逢年过节时有机会切肉，甚至剁肉馅做肉圆子，这时的骂人才是最解恨的。那个时候普通百姓居住狭窄，厨房都是几家人公用--按现在的说法叫“开放式厨房”。一人剁砧板痛骂，不光是邻居，就是半条街的人都能听到。

楚人虽刚烈，但经历了诸多的运动，言行较旧社会收敛许多。文革后期的管制更严厉，弄不好就进“民兵指挥部”--据说是四人帮的产物，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罪证，当时取代了派出所的功能，饮食男女虽相互怨气，只能付诸言语，不敢拳脚相加。而最能表达内心愤懑者，非『剁砧板骂人』不可。在我的记忆中，我居住的那条街『剁砧板骂人』的比例极高，差别在于骂人话的“雅俗”、剁砧板的轻重与骂声的大小而已。

还有一项专属妇女骂人的乡俗，是用砧杵捣衣骂人。用楚地方言说就是一边在河边青石板上用“棒槌”打衣服，一边诉说心中不平，“打棒槌骂人”呢！杜甫秋兴诗中有“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专家说此句是指白帝城黄昏时的捣衣声，但我读此就会浮想联翩：川江边的妇女是否一边捣衣，也如同吾乡的婆婆妈妈们正狠命用棒槌击打诉说心中不平？老父丈夫被抓起当兵，能没怨气吗？否则，为何要用“急暮砧”呢？（一笑）

……

我的童年时代，笑容是少有的，即使因上街游行庆祝某个决议的笑脸也是装出来的。平日里大人们彼此紧绷着脸，心照不宣地等待着某个事情发生，却又担心某个事情发生……只是我当时年幼懵懂并不觉得。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学语文老师兴高采烈在课堂上读《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的某篇文章，标题是“尘世难逢开口笑”，我才恍然大悟：我生活的十多年都是处于尘世--碰上了“开口笑”的时代，不由叹呼：侥幸，侥幸啊！

尘世中，剁砧板、打棒槌也是舒缓心中苦闷的一种行为艺术吧？！

前文提到西方培训课程中通过“击打某物件来发泄”，中外同理，古今亦然。小时候常听父母辈哼唱的“祢衡骂曹”和“徐母骂曹”，不也是靠击鼓与摔砚来痛骂剧中的“反贼”曹操吗？！这不知是否为街坊们剁砧板、打棒槌骂人的灵感来源？

至于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缓解民愤，也会给百姓一个击打的机会。在县衙门口置一大鼓，如有人家冤情重，连族长乡绅都无法调节，那么可去击打衙门口的那面大鼓，让官府来判案。此为“剁砧板”、“打棒槌”找到一个法律解决的出口。现在社会进步，邻里街坊解决纷争有了更公平更合理的途径，“剁砧板”“打棒槌”的骂人行为也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

以前想起这些情形，觉得他们有些低俗。现在回看，骂人，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来说，从根本上还是一种无奈之举。正如战国时秦王嘲笑那些布衣之怒的那样：“免冠徒跣，以头抢地”。我幼年时就很少看到权势者在公众场合骂人，他们有啥不满，动用一下“组织力量”即可解决，将对手专政，犯不着骂人。即使骂人，也是我看不到的--关在屋里，对自己的亲信、家奴们斥骂几句，那可是小厮们的幸运，说明主子将他当自家人了。至于秦王所说的“天子之怒”，那就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毛主席和刘主席吵架的结果也如此呀……而那些市井乡亲，他们除了“以头抢地”外，剁砧板，打棒槌也就是泄愤的最高境界了。

故此，我将这些记忆引为亲切，视为珍宝，并记录于纸上。

2018.05.20-21撰

2020.06.28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