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烂”公检法并不是真的完完全全地取消公检法。文革初期，全国各地专政机关乱抓人，甚至跑到毛泽东身边（北京）来抓人。为严禁公检法的法西斯的行为，为了追求民主、革命、造反的人民群众免遭迫害。那就必须对公检法加以限制和削弱。所以，毛泽东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意见。
毛泽东说：“批评我就是反革命嘛?我就不能批评嘛?”毛泽东批评谢富治（公安部部长）：“他们有他们的理论家，他写一份大字报你抓他做什么，我看还是放了好。”
毛泽东强调“精简机构”和干部的“半供给制”，目的是想打击官僚机构的“寄生性”。毛大胆地说：“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关进行大精简，砍掉三分之二”。毛还说：“我看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
于是，1968年12月11日，最高检查院、最高法院、军代表、公安部等联合向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关于撤消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求报告》，被批准执行。
1968年，公、检、法干部精简掉90%。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撤消了监狱、劳改单位，少年管教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被回到原居住地、原工作单位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留在监狱、劳教所的犯人和其它在押人员，经历了一场中国监狱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把犯人当人看”的运动。当时，中国成了按人口比例，监狱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国家。由于人性化的对待犯人，犯人释放后也少有重新犯罪的。
1975年1月，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规定：“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大多数地区的实施，是把公、检、法部门认为需要逮捕和判刑的嫌疑人的材料印成小册子，发给各个工厂、大队、商店、部队、机关、学校、街道等，交群众讨论、批判，然后收集群众意见，来决定是否逮捕、判刑。重大案件，司法机关还要下到基层，直接和群众讨论对案件的认识和处理意见。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式的陪审团制度。
尽管那段“砸烂”公检法的年代也没有实行宽泛的民主，但是，人们的犯罪率很低，社会风气良好，没有“黄.赌.毒”。人人学雷锋，人人争做好人好事，人民勤俭向上、拾金不昧、夜不闭户、争做无名英雄。“砸烂”公检法的那段红色年代，着实在让人怀念。这也是人民群众此起彼伏地掀起毛泽东热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