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平反,靠的终究只是运气

作者:mobbn  于 2016-12-12 14:1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现在,聂树斌是等到了,等到那个据说迟到但终究还是来了的司法正义,其他案件呢,其他公民呢,有没有这样的运气?

  他死时21岁,他死了已经21年。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聂树斌无罪”,在等这句话的,不仅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还有一群律师、几代记者,尽管对众人而言,可能真的没想象中激动,甚至有些沮丧——不仅仅是因为大家对冤案的发生心知肚明、无能为力,而且冤案的纠错阻力重重、苦等不来。

  没错,这远不是庆功的时候,甚至根本无功可庆祝。     

  谁是聂树斌

  1994年8月初,河北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发生奸杀案,事发多日后尸体被发现,在现场围观的青年聂树斌被认为形迹可疑而列为嫌疑人。

  聂树斌被带走的最开始五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变得不可知。据最高法再审判决书所言,“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五天讯问笔录缺失”,不仅如此,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的询问笔录都找不到了。

  案卷里的聂树斌,其第一份供述便是有罪供述,青年聂树斌变成了“凶残的犯罪分子”聂树斌。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处死刑;一个月后河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两天后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好快!

  这快与刑事案件的申诉之“慢”对照着看,感觉尤其明显,后者整整折腾了21年。

  即便到死,聂树斌依然籍籍无名。聂树斌案是千千万万当年“从重从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司法背景下的普通一例,直到“真凶”王书金的出现。

  2005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0年后,曾犯下多起命案的凶犯王书金落网,并多次、反复自承1994年石家庄那起奸杀案为其所为,哪怕遭遇河北法检机关重重压力也不改口。

  因为王书金,才有了今天的聂树斌。

  2005年至今,聂树斌案成为压在中国司法心口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为冤假错案的典型。甚至连带王书金案一起,成为中国司法界的一次大考。

  2007年王书金上诉,上诉理由中就罕见地出现自请加罪的内容,嫌疑人反复自承其罪,检控机关拼命否认其罪,共同成就一段奇案。

  直到2014年12月,最高法指定山东高院复查,及至2016年6月最高法决定再审聂树斌案,聂树斌案才得以实现利益关联方——河北法检彻底回避的目标。

  2016年12月2日,共和国宪法日前夕,聂树斌案再审宣判,司法终于还给普通公民聂树斌一个清白,还给母亲张焕枝一个交待。

  是的,有点晚。愤怒者直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应当说,这不算是气话。

  告慰聂树斌

  很多人,这些年越是身陷聂树斌案之中,其职业生涯与聂树斌案无法分割的人们——律师、学者以及新闻人,在再审改判的时刻越是感到无力。

  他是无罪的,人们早就知道,只是在等一个迟到的认定,国家司法的态度。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聂树斌案的再审改判让很多人无感。因为,这正义,来得实在太迟了。

  然而,人们真的不在乎聂树斌案的再审判决吗?恐怕不是。亦或者,人们感到这远远不够。

  随着聂树斌改判无罪,这起案件进入了下一阶段,追责以及赔偿。尽管追责这个话题即便到现在也令人恍惚。

  对于追责,最高法负责人12月2日的答记者问通稿里是这么表述的,“其他后续工作,相信有关部门也会依法积极开展”。与聂树斌冤案牵涉太多的河北高院,在其官方微博中表示,开始表态“汲取深刻教训”,承诺要对“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展开调查。

  错案追责是个复杂问题,对错案的调查和追究不能重蹈错案的逻辑。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冤假错案得到艰难纠正之后,错案责任的追究变得杳无音讯,更不意味着,为了顺利推动冤案纠错、减少纠正过程中的所谓阻力,而人为放缓追责的步伐或者默许以不追责为代价。

  然而,呼格吉勒图案有冯志明,聂树斌案有谁?哪一位办案人员是清晰可追查的?亦或者说,即便是案卷材料上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白纸黑字地找到责任人,他们又是否担得起聂树斌案的错案责任?

  命案必破、高压严打,到现在甚至还是压在刑侦机关头上的铁律,对待一起明显看起来证据有问题、事实不那么清楚的刑事案件,侦控审的配合多过互相制衡。政法委从中协调,聂树斌到底是谁杀的,怎么查,查得清吗?

  但这不是历史和时间可以解释的错误,也不应把责任推给历史。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按照当时的刑法和刑诉法标准,聂树斌也不该死。

  用最高法负责人的话说,“在足以影响对聂树斌定罪的基本事实、基本证据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认定聂树斌犯罪,根本不符合‘两个基本’的要求,未达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再审判决书认定,聂树斌案不仅作案时间、作案工具难以确定,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也无法确认。“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这个要求不是新的要求,更算不得对历史和时间的苛责。 

  到现在依然无法解释,明明不是聂树斌所为的血案,他为什么会认下来?除了刑讯逼供!那么,这与神秘消失的被抓后前五天口供有怎样的关系?

  再审判决书说,“原判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是经过“突审”的嫌疑人口供真的与案发现场其他证据神奇般地对上了,还是侦查机关依照现场证据人为倒推、“突审”出了高精准度的口供?

  最高法说法中,“聂树斌案不排除指供、诱供可能”,谁在指供、诱供,这是必须要查清楚、具体到人的问题。

  告别聂树斌

  作为个案的聂树斌案行至今日,有了一个迟到的结果。公众的倦怠感与挫败感并未因此得到纾解,原因或在于,从始至终,聂树斌案就包括两个问题:

  其一是冤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其二是冤案的申诉和纠正为什么如此之难?

  21年,中国司法愧对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的眼睛。从王书金自承其罪开始,聂树斌亲属的申诉就一直在进行,媒体与法学界的呼吁就一直不断,但整个司法体制选择了长期沉默。

  这其中,当然有错案责任的顾忌,但刑事申诉一直不是作为一个正式的诉讼程序存在,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问题。

树斌母亲张焕枝多年来一直在为儿子的案件奔波

  简言之,看似法言法语的刑事案件申诉,在法律体系中却找不到与之相关的程序、法定期限要求。

  在现行刑诉法的范畴中,当事人的刑事申诉,只是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一个材料型条件、一种可能性,最终决定权在法检机关。

  刑事申诉长期身处诉讼程序之外,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在对司法机关提起申诉的过程中,只能被动等待,听天由命,年复一年。司法机关对个案申诉的看法、采取措施,完全处于不可控、不可知、不可预期的非法治化状况。

  不仅如此,再审程序据以启动的法定条件过于苛刻,实践中,只有新证据事实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才能导致再审程序的启动。换句话说,再审启动就意味着“一定改判”成为司法实务的事实,这使得再审程序事实上形同虚设,为再审程序还新增了所谓复查程序,聂树斌案就先经过了山东高院的复查。

  但复查又仅有双方陈述,缺少实质性的法庭辩论,非诉讼化的复查,苛刻的再审,加上刑事申诉的遥遥无期,使得聂树斌案的申诉遭遇注定不会是个案。

  现在,聂树斌是等到了,等到那个据说迟到但终究还是来了的司法正义,其他案件呢,其他公民呢,有没有这样的运气?

  冤案纠错主要靠运气。尽管不愿意承认,却依然是事实。刑事申诉机制的法治化改造无法提上议事日程,刑事案件的侦办流程无法接受独立、有制衡力的外在监督,想要让聂树斌冤案成为绝唱几乎不可能。

  这也是想要告别聂树斌,又暂时无法轻言告别的原因。

  “聂树斌如果还活着”,这是昨天媒体在报道聂树斌再审案时想出的一个创意,如果还活着,42岁的中国普通公民,会遇到什么,会是怎样的生活?

  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如果聂树斌还活着,他会不会在某一个偶然的场合,再次闯入另一场冤案的制造流程,成为冤案的当事人?或许,他的冤屈还没有被听到,他的眼睛依然无法闭上。

  这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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