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窦文涛

感觉到这个节目受到局限。文涛的心态与能力的确与众不同。但是，一旦涉及民主社会的时候，他仅能管中窥豹地说上两句。更多的思考无法展开，甚至根本不知道。

整个视频围绕着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讨论。有过海外经历的人不难发现，他们讨论的，不是什么陌生人社会vs熟人社会。而是小康社会（熟人）与大同社会（生人）的差别。小康社会从来都是由一伙人玩权术的人来掌控。小康社会的道德观念也像《水浒传》，《三国》中的刘、关、张，这种哥们义气形成的社会，成王败寇，在西方人眼中是黑社会，流氓社会。用feud这个词表示，它既是世仇，也有‘封建’的意思。欧洲在莎士比亚时代也是这种小康社会，莎翁的很多剧本就是揭露这种没完没了的仇杀。四大悲剧中，除了奥赛罗以外，说的都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逐渐明白过来，这种社会不但很多道德问题无法解决，而且社会无法进步。中国人如果不将这种仇杀的本质揭露出来，反而在各种武侠，抗日，内战题材的剧目中，反复歌颂，那将永无宁日。

大同社会之所以能够出现在西方，先是他们懂得了什么是小康社会。再是因为福利制度的关系。福利国家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富裕，可是政府将，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为什么还要作案？万一给你逮进去，那不是大傻瓜吗？这种国家的所有问题都是全民各抒己见，透明统一解决。他们运用保险公司的机制解决各种问题就显得有钱了。保险公司和银行一样，都是用信用做抵押做成很多原来做不成的事情。比如，对于疾病，不可能人人都得，但是，为了保证得病的人受到社会的照顾，就用高税收来解决问题。这等于说，强制命令当有人生病的时候，大家必须帮忙出资；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强迫，同时，也为你解除了大病的后顾之忧。又由于对于集体资产，有完整的法律系统监督，医院不得乱用。而医生不必为了创收看病，他们看病是为了提高自己能力和人品。或者说，在大同社会中的作案成本与小康社会的作案成本是不一样的。小康社会的民众，被新三座大山压得死死的，每个人都被迫准备一笔看病，教育，住房的巨资，不敢动。这就使整个社会的资金停止流动，各种产业难以升级。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只要一座大山压下来，日子过得比监狱差不了多少。犯一次案，没准就能变成人上人，摆脱这种厄运。如果不成功，那就要命一条。小康社会的问题是几个有权的人在私密空间解决；其本质是任人唯亲。既然权利是依靠军事力量拿到的，那么有军权就有一切。整个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或者说文明史，基本上就是：用军权获得一切，再由皇帝将这一切分配出去。既然由皇帝分配，那么，自然就是皇恩浩荡。皇帝分给大臣，大臣再分下去，谁得到，谁就必须知恩图报。否则就违背了中国人情债的原则。这些人情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揣摩才能弄清楚各种关系，因此，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知识，叫关系学。蒋方舟说的，还不起债不如将对方杀掉。实际上就是升恩斗仇的现象，它是小康社会的特色，因为，只有这种社会才有特权阶层，才有可以左右人命的‘大恩’。既然用生命都无法还清，那么，杀掉恩人也是一个摆脱的选择。而大同社会中，谁也没有特别大的权力，朋友之间只能帮一些小忙。活不下去的大问题，都由政府用公开，透明的手段解决了，也就是说，不会出现升恩斗仇。最要命的是，小康社会中，科技人员的晋升之路，也是依靠人情关系，而非真正的能力。比如，为什么三峡工程上马时，有那么多知识份子敢于提出批评，南水北调就没有人批评了？不是南水北调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不如山峡工程那么坏，是中国的知识份子聪明了。三峡工程中在最后报告上签字的那些专家们，最后都成了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院士，成了对国家有贡献的特殊专家和院士，得了这个奖那个奖。再看看那九位没有签名的专家，他们的水平绝对在签了字的人之上，但是没有一个人成为院士。这些还想进入科学最高殿堂的知识份子，他们在三峡工程的学习过程中，知道了还是不说为好，说了也没有用。如果他们说了，现在很可能连一个科研题目的经费都拿不到，就像黄万里一样。

大同社会之所以先进，是人人有了平等的发言权后，正义感使得科技界的晋升之路畅通，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科技进步，而科技的进步又带来巨大的利润；所以越均贫富越有钱。相反，中共五十年代的均贫富是建立在不讲理道理，不透明，压制异己的基础上。强把坟头改菜园子，越均越穷。

小康社会，以孝治天下，虽然局部高效，但是，当世界用科技实力来划分强弱以后，小康社会就无法持久下去。本次贸易战，西方人正是使用他们的整体力量（包括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来对付中国这种宗族社会的局部高效。所谓的集权办大事，其实是只办一件事，其他的不管不顾。由于当权者是为了面子和名声才办的大事，并非为了科学。因此，基本上办的都是大坏事。比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过万，南水北调，为了市场经济的名声，将国有企业分配给了各级干部等等。也许圆桌派的几位成员还不知道吧，西方国家修一条道路可能二、三十年，而中国修一条路往往不到一年。我们先不说豆腐渣工程，先说西方国家的筑路工人比中国少很多，但是，他们不失业，生活平稳。中国的筑路工人很多，一旦路修成了就失业，生活动荡。无论他们怎么转型，都需要巨大的成本。筑路工的生活动荡，他们能建造合乎标准的道路吗？大同社会的道德也是与利益紧密挂钩的。各种法律，法规的不断修改，就是让利益与道德一致起来。比如油管上的视频就与利益挂钩。根据点击人数分成广告收入。可以说公平的交易有利于买、卖双方的道德，不公平的交易，将它败坏。小康社会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同社会要求，“不守公道，就算偶尔发财也是犯法。”川普认为与中国的贸易不公平。因为进入中国的美国产品，除了海关税以外，还要受到有各种暗中的讹诈、勒索。总金额远远超过25%，因此才发动贸易战。中共的这个思路依然是小康社会的军事占领思想，他们依然是想将外国的财富强行弄到手，从而掌握更多的分配权，当然，大多数的利益归他们自己，少量的留给百姓，就好象用鱼鹰捕鱼还要留给鱼鹰一些似的。因此，中共必须主权大于人权，否则，人和鱼鹰还有什么区别？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当今社会依然成立。只不过，现代科技将这个理论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没有道德，不讲道理的国家，在创新能力上是无法领先的。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讨论过，小康思维与大同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相信个人操守还是相信制度？中国人相信操守已经两千年了，如今道德沦丧。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思维方法。难道就是因为西方人改变制度在我们之先，我们就必须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吗？那么，四十年来，我们为什么要学西方人乘飞机，开私家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