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看到路上飞来一个旧塑料袋。一位白人老太婆从公共的条椅上,站起来,捡起它,攒了一下,扔到垃圾箱里。后来,我发现澳洲人进入升降机后,看你还有几步没赶上,就主动开着门,等你。汽车或火车上,为老年人让座。在中国,57年反右前,也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情。之后,随着各种运动,逐渐消失了。这其实是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的结果。中共本来就是一群没有头脑的土匪。当年,从西方淘来一些愚弄人民的主义,实际上却干起强盗的勾当。后来,这套理论被世界唾弃,就搬出来所谓的中国特色---外儒内法,本质上是人治。其核心就是等级高于法律,周公之所以被孔子追捧,就是因为《周礼》中,为所有的人制定了等级。儒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混淆文化修养的级别与战场上获得的级别。他们告诉百姓,天子在各方面的能力上是圣人,诸侯因为是‘君’之子,所以比天子稍差,以此类推。所谓‘学而优则仕’反过来思考,就是每一级别的人,都比下一级的人贤明一些。到了今天,就是有党票的比没党票的有文化,而书记又比普通党员更有文化。由于这套的谬论完全违背了事实,因此,两千年来,每当‘级别’,与‘发展’冲突的时候,政策必须支持级别;否则,真相就出来了。能保持虚假的平衡就算是盛世。《邹忌讽齐王纳谏》最后有段话:“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听取人民的意见一年后,人民想挑毛病都找不出来了。除了在中共的电视节目以外,这个世界,怎么会有提不出意见的人民来?这说明儒家认为最好的社会就是没人提意见的社会。到了现代,这个标准是不够用的。除非是集权国家,为了维稳,抓住这种外儒内法的文化,苟延残喘。它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本缘故。因为,既然岁月静好,那还有什么需要更新的?凡是标新立异的人,一定是神经病,无事生非。在这种国家里,君主决定了一切分配,君王一句话就让你平地起高楼。君王一句话,就让你家破人亡。既然如此,学会甜菊比学什么都有用,谁去发明谁傻瓜。近来,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五毛发明一种理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娘则国娘。’好像民族精神只有强与娘。其实,他们所谓的强,不过是狼。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强’,所以只能在狼与娘之间选择。那么什么是强呢?古希腊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强的概念。《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四章)“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而非少数人手中。在私人争执中,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时,所注重的并非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此人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无论在政治生活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是自由而公开的。因此,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时,我们不会因此而生气;更不会给他难堪,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难堪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虽然在私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因为法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它是建立在基本道德之上的,所以我们也为违反法外公德感到羞耻。对于我们选出的人,我们服从;有如我们服从法律本身,”这种建立在平等意识上的道德,就是驱动民主国家人民进取的动力;像开头的那位老太太。这种自觉就是‘强’。对比可知,儒家对君主的要求,仅仅是能够保持听取百姓意见。其实是在糊弄百姓,百姓有很多话不敢说,只能反过来糊弄君主。孔子抱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周礼中不谈他们的人生观)。古希腊人勇敢地面对这个事实,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概念。有了平等,才有了‘公’与‘私’之分,才有可能真正的集中力量搞发展,让更多的人受益。比如,公费医疗,没有它,就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染。如果医生仅为生存而看病,那他就不愿意交流自己的经验;医学就不能发展。为了防病、防老,人们就不肯消费,经济也受到影响。因此,英语中的道德moral与士气morale,仅差一个字母。追根溯源,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就是说,在民主社会,道德与士气是一回事,没有道德就没有士气。而等级社会中只有高官的‘私’与平民的‘私’,根本就没有‘公’,更谈不上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