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郭七条

郭七条即四反三不反，反对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不反国家，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

其中的 “四反。”似乎尚欠考虑。依宪治国，以法反贪怎能没有警察的参与？对目前的大陆来说，完全做到公正，未免太理想化了。郭文贵本人说过，中共体制就是一个大粪缸，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骂的倒是很痛快。可痛快完了，想一想，该怎么办呢？都是贪官，就都杀掉吗，再来一次革命？既然体制让你不得不贪。那么，是有一个贪官站出来反贪好呢，还是大家接着贪好？因为，反贪必然要落实到人事安排上，就连郭文贵的财产都说不清楚，哪里去找清官？找不出清官来，那么，公正无误的反贪就成了一句空话。

共产党是一个家国不分的体制，当年开国第一贪的刘青山，张子善名义上是贪污，可实际上，钱都进了单位的小金库。这就是打游击、当土匪时期留下来的作风。到如今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认识不到，劫富济贫，不能使用暴力。那么一些都将是一团浆糊。周永康在海外操控的特务，经费出自他本人的账户。当年，刘少奇用党费打了一个金鞋拔子，需要用钱的时候，就从那上面切下一块换钱。到了文革，这就是罪证。要查毛泽东贪污的证据就更多了。他虽然工资仅有500元，可是，全国的财富包括人命，都由他支配，你说那叫不叫贪？这个社会最奇怪的就是，在运转的时候，按照共产主义的公私不分，到了惩罚的时候，按照资本主义的法律。这种事情是把它拿出来说清楚好，还是大家闭口不谈，心照不宣好？我认为，不管是郭文贵，还是哪位贪官，只要爆料，就比不说话强。参与反贪的人多了，敢贪的人就会减少。人人都爆料，这个社会就有变清廉的一天。

改变社会风气，需要人人参与。在请客送礼成风的中国，由于没有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的观念，小集团之间利益输送不被看作贪腐。这种不去思考的风气才是可怕的。反贪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然后才能考虑防微杜渐，鄙视贪腐。风气改变了，那些贪腐官员自然也就感觉没趣了。贪了半天，钱不敢花，除了变成赃物，就是背负骂名，何苦呢？

对别人求全责备，是种洁癖。历史上，往往是有毛病的孤臣孽子，忧患意识更强，更能有大作为。封建时代没有财产的观念，有权全有，无权全无。所以，那时的权利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财产，皇帝的财富，用权力衡量。秦始皇的出身说不清。刘邦的厚黑功夫天下无双。唐太宗李世民篡位。宋太祖赵匡胤篡位。明朝有出息的两位皇帝，朱元璋出身土匪，明成祖朱棣则是篡权。这些人的污点最终成了动力。

共产党历次失败的根源都是想要一口吃一个胖子。从大跃进开始一直如此，最后结果都是虎头蛇尾。不但解决不了最基本的问题，而且是后患无穷。更要命的是上行下效。根本的原因就是，每一代领导人上台都感觉地位不稳，需要一个奇迹来证实自己。为什么感觉不稳？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得到人民的最直接认可--选票。其实，为了自己壮胆的奇迹，与民意是两码事。郭文贵见到共产党总是这样做，受到了刺激，也想提出一个万能的‘偏方’；这其实，也是一种被洗脑。事实上，选择只有两个，一是，允许主动交代问题的贪官，经处理后，也参加反腐，这算不算以贪反贪？既然是制度性腐败，那么，这个制度就要负责任。当过贪官的人，最懂贪官心理。让他们反贪，那不是驾轻就熟吗？第二种选择是，既然找不出清官，那就谁也别反，继续腐败。你打算怎么选择？选择前者，风气总有一天变成不敢贪。管仲削夺了伯氏三百户的封地骈邑，使得伯氏只能吃粗粮，但伯氏到死也没有怨恨。因此，如果那些电视认罪的人不是被强迫的，那么，事后就该得到信任。尺度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宽，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制度腐败。晋重耳落难时，头须偷了他的财物，离他而去。后来，重耳即位，政局不稳，头须跑来说，“用我，政局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