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留下的祖训》 ZT--匿名

　　显德七年的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宰相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

　　赵匡胤是个后周将军，在率军北上抗敌途中来到陈桥驿过夜，当晚，赵匡胤与兄弟们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一起床，就被几个哥们按在床上套上了龙袍，大伙都跪地称赵匡胤为“吾皇”，赵家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成了皇族。

　　当然，赵匡胤当晚是真喝高了还是装的，那身黄袍是不是他提前订做的，谁知道呢？有趣的是，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都曾用过这个套路，每逢开创新朝，总会有主子站出来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推辞：“朕何德何能，你们怎么能这么逼朕呢？”

　　连“朕”字都叫上了，哪有一丁点推辞的诚意？这段开局虽然狗血，但是，赵家的江山却不简单，许多朝代都难望其项背。

　　赵匡胤是个当兵的，按理说这人的骨子里应该杀伐果决、重武轻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赵匡胤非但不是个好勇斗狠之徒，反而，是个和平主义者，能和平解决的问题绝不动手。例如：有记载说，在赵匡胤刚登基后，就亲自在太庙里刻了一块石碑，从下一代开始，每个继承皇位的皇帝都得被一个不认字的太监领着观摩石碑。

　　那么，这个石碑上究竟刻着什么？是赵匡胤治国的法宝吗？直到汴京被金人攻陷后，石碑的内容才公诸于众，上面赫然写着三条“皇帝守则”：

　　一是不能对柴家的后人下杀手，毕竟，后周柴家曾是赵匡胤的主子，不能忘恩负义，就算有姓柴的谋反，也不能公开杀掉，只能在监狱里赐其自尽；

　　二是刑不上大夫，尤其是那些敢于直谏的老实人；

　　三是赵家后人必须遵守前两条守则，否则，必遭天谴。

　　宋·叶梦得的著作《避暑漫抄》中也曾记载道：“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

　　可见，这座石碑是真实存在的。

　　这“勒石三戒”不仅是开国皇帝给后人划定的底限，还向赵匡胤的子孙灌输一个道理，那就是——别折腾！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准则，只要能和谐解决问题，绝不动用暴力手段。

　　可以说，后世在“别折腾”这一方针的贯彻下，大宋节约了数不清的军费，为国家带来几百年的繁荣。北宋税收最高的那一年，国库的纯收入为一亿贯；而失去了一半国土的南宋，经济丝毫不逊于相对完整的北宋，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一亿贯。

　　人人赞颂大唐盛世，可是，盛唐的国库收入甚至不及“盛宋”的五分之一，就算赶上了荒年，宋朝的经济收入也远多于盛唐。后来的明朝年财政收入，甚至，比宋朝少一个零，而我们熟知的康乾盛世，其财政收入才勉勉强强达到北宋的一半。

　　所以说，宋朝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明显优于其他封建王朝。

　　司马光曾感慨人心不古，就连种地的农民都穿上了丝织的鞋子，太铺张了！再看看《水浒》里因各种原因落草为寇的豪杰们，有在家乡犯了案子逃难来的，有被朝廷压迫来的，有无所事事凑热闹来的，但是，这其中就是没一个因为穷得吃不饱饭来的！

　　那么，宋朝百姓是怎样过上这种“奢侈”生活的？

　　笔者认为，我们在肯定宋朝经济的同时，也不能将宋朝的成绩拔得太高。就事论事，当时宋朝之所以这么有钱，靠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归根结底还是农民养活了大宋，比如：“占城稻”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引进的，单凭这一项作物为国家增加的税收就已不可数计。

　　虽说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宋朝的“额外收入”，也就是海外贸易。

　　宋朝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是靠西北方的“丝路”来进行的，但是，在宋朝建立后没多久，这条丝路就因为党项起义建立西夏而被废弃了。宋朝皇帝个个儒雅随和，又有赵匡胤早年定下的“别折腾”守则，所幸放弃西北丝路，转向海外贸易。

　　在宋朝商人的不懈努力下，一条贯穿了广州、临安、明州等十几个沿海城市的“海上丝路”出现了。中国的特产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对外输送，换来包括珊瑚、玛瑙、珍珠、象牙等几百种奢侈品。仅海关税收来看，南宋时期每年能从市舶司收到两百万贯税款。

　　虽然，与庞大的农业税收相差甚远，但是，这仍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虽说西北丝路被弃置，但是，宋朝仍未放弃陆上外贸，既然西北不通，朝廷便转向西南，与大理人进行贸易。虽说，带来的收益无法与西北丝路相媲美，但终究是笔收入，聊胜于无。

　　由此可见，宋朝皇帝的目光十分长远，所以，宋朝的日子当然过得比闭关锁国那些王朝舒坦得多。可以说，“太祖誓碑”算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这是在人治独裁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最开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