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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弟说他是来上海做生意的，果然他的“生意”很快就开张了。他的“生意”是倒卖船票。那时候公平路码头有客轮，往返温州青岛大连等城市。船票一票难求，尤其是往来温州的客船，为求一票，常常需要通宵排队。福弟找了几个温州女人睡在卖票处买票，转手再由他高价卖出去。那时候他经常去王阿姨家吃中饭或晚饭，饭前去公平路码头那里晃悠两三个小时，就把“生意”搞定了。他去王阿姨家手上总不空着，常见的是鱼肉蛋香烟老酒之类，有一回看到他拎了半个猪头来，那半边脸猪头表情好像在笑，与眉开眼笑的王阿姨的表情相映成趣。还有一次他拎来一只大甲鱼，王阿姨说，啊哟，这只甲鱼吓人唻，不晓得怎么杀。福弟说他来，拿根筷子勾引甲鱼咬住，乘势将甲鱼头颈拖长，说时迟那时快，一刀下去，干净利落，甲鱼头就与披着铠甲的身子分道扬镳了。每次福弟拎东西来，王阿姨嘴里总说，不要不要，说自家人，叫他下趟不要浪费钞票。但福弟总是一副很豪迈的派头，从不空手而来。吃饭时候，王阿姨老往福弟碗里夹菜，说，吃呀，福弟吃呀，多吃点。福弟也不客气，他饭量大，一顿要吃好几碗。
有时福弟黄牛票脱手顺利，上午十点来钟就来到王阿姨家，无所事事坐在窗前桌边，边嗑瓜子边看窗外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自行车，有几次我也在家无所事事，就去与他瞎聊天。福弟努力使用普通话，他的普通话实在很蹩脚，但我好歹能听明白六七成。他说他老婆是从四川花钱买的，他买了姐姐做老婆，他兄弟买了妹妹。我说你们兄弟俩买了姐妹俩做老婆啊？他叽里咕噜解释一大通，我才搞明白，他那个所谓“兄弟”并非真的亲兄弟，他把“连襟”叫做兄弟。我问他买个老婆要多少钱，他说因人而异，但通常要三四千。我说你花钱买老婆，要是她跑了怎么办？他说四川那里穷得要死，我把她从穷山村里带出来，打都打不回去，怎么会跑？他告诉我他帮温州老家那里好些人买了老婆，有的是四川买的，有的是湖南买的，“成交”一个他赚差价能挣好几千。我问他那么好赚的生意为啥又不做了呢？他说有危险，不如来上海，做点安全的生意。我问他倒卖船票生意如何？他说还行，每天也能赚个三四十元，积少成多，关键是没啥风险。我那时一个月工资也就七十多元，听他一天就能赚三四十，心下颇觉触动与感慨。
福弟说做黄牛倒卖船票没啥风险，但其实并非那样。他给我描述他做“生意”的情形，说他身上从不带船票，而是叫口袋里揣着船票的同伙等在稍远处不引人瞩目的弄堂里，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在码头处晃悠，一边寻找“目标”一边观察有无纠察之类便衣混在顾客里捉拿取缔票贩子。找到“目标”，确认无危险后，他就让“目标”跟在他身后走到等在弄堂里的同伙处，一手交钱一手交票，成交生意。那情形仿佛三十年代地下党接头联络，左手戴手套，怀揣挺进报，暗号照旧，我听了颇觉有趣。
福弟后来把他老婆也带到了上海帮他一起做“地下工作”，有一阵就住在王阿姨家里，晚上打地铺，满地板都是铺盖。我曾问那个四川女人，对这样的生活是否满意。她说有啥子满意不满意的，总要过日子啥。但福弟夫妻后来在上海并没有待多久，有一回与其他票贩子冲突，福弟打伤了对方，那之后就再没见他去王阿姨家了。
王阿姨在老家插队落户的大女儿插队数年后被保送到杭州一大学读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温州市下属某县农林局做了一名小干部。八十年代初每过一段时间就回上海娘家住几天，那时正是福弟活跃于公平路码头“地下战线”的时候，对于乘船来往温州的大多顾客而言尽管一票难求，王阿姨的女儿却从来无需为买船票而费神，无论哪天想走，福弟总会适时将船票送到家中放在靠窗饭桌的玻璃板下。然而自从福弟消失后，王阿姨的女儿买船票就麻烦了许多，以至后来减少了回上海的次数。
不知过了多久，后来有一回王阿姨女儿回上海探亲时说起福弟夫妻被抓了，罪名是拐卖妇女。据说有一个他们帮着成交的女的逃离了夫家，后来事情弄大了，公安就把福弟夫妻抓了。福弟老婆原本也是福弟花钱买的，但那四川妹子成了福弟老婆后又帮着福弟做了许多买卖婚姻的生意，成了福弟的共犯，结果与福弟一起被抓了。
王阿姨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一个温州人，那人国外有亲戚，亲戚拉亲戚，将很多亲戚拉去欧洲各国打工挣钱，其情形正如当年王阿姨女儿介绍福弟等一堆温州人去上海一样。王阿姨的女儿夫妻也曾经去意大利混了两三年，回来说意大利有好多温州人在那里做生意。他们闲聊时说起了福弟，说凭着福弟的头脑和机灵劲要是去意大利等国，肯定早就发财了。我听了不由得想起了福弟那口难懂的“西西里方言”。福弟后来据说判刑二十年，现在应该刑期已满，不知在哪里晃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