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邪“到底是何方神圣？谁是最大的今邪？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一个常识却被长期忽略了，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远远长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后者最长不过几千年，半万年，而前者却长达数百万年。以此估算，文明史占整个人类发展史的份量，不到0.5％。

在漫长的无文字历史发展进程中，老祖宗是靠什么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呢？当然是靠语言，靠声音，靠口耳相传，来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语言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存在历史一样长。是人都要说话，有人的地方就有说话声。文盲，不等于话盲；不识字，不等于不会说话。

有文字的语言，讲究的是约定俗成。而没有文字的说话，尊重的是神定天成。

大家试着想象一下，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后面，会是神马东西？皇上他说的是什么？聆听的人没有纸笔，没有文字可供记录，他又是靠什么来记住皇上的话的？

我猜想，上古还没有皇帝的时候，甚至还没有部落首领的时候，可能就是靠圣人来传播天道的；民众都是按天道行事，大道盛行于天下。正体字圣人的“聖”，口＋耳＋壬，意思是“圣人自己用口说出，别人用耳听取，听说完毕，大家一起敬拜上天，表明我说你听的内容自天而来，我口说的正，你耳听的正”。所以，一开始圣人凡事亲力亲为，中间不用传话人。

三皇五帝的帝，皇帝的帝，《说文》：“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从二弟声。”二，古文“上”字。所以，“帝”乃是至高无上的意思。谛，指真谛、真理。最早就是指圣人口中所说的话。

到了后来，民众增多了，事情变繁了，圣人靠一个人不能有效地传播天道了，于是，他就开始征召传话的大臣。从此，传话或传道的准确性便成了大问题。

那时，圣人为了表达对大道、真理或真谛的谨慎戒惧，一是少说、不常说话，尊口少开，大音希声，敏于行而讷于言；二是讲究说话艺术，尽量选用诗化的语言形式，押韵顺口，形象生动，言简意赅，便于记忆和传诵。

如果说，在圣人（帝王）与百姓之间传话的官员（官，管好下达君意和上传民意的两张口，早期的官员都与口，与说话有关），都能把圣人的诗化语言准确无误地下传给百姓，同时又把民众想要上告圣人的心声，准确无误地上达给君王，那么，圣人所传的大道、公道，也就完完全全地留在了民心里面，公道自在人心，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另一方面，圣人传道的形式，也正是民间歌谣的形式，上下统一，和睦谐顺。后来有了文字，官府的政令，常常以顺口溜、打油诗或简短口号等形式出现；诗经时代周天子派人到民间去采集歌谣，以此来了解民间疾苦。这其实都是没有文字时代流传下来的祖宗遗风。

然而，负责上传下达的官员，如果记忆力不好，心术不正，上传下达错了，造成上下不和谐，甚至对立，那他就是邪恶、奸邪和邪佞之人，罪大恶极。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邪”，原来竟是从此事发端。

由于中国人自古就有祛邪、避邪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甚至死了都要在墓室里安放镇墓兽来避邪，现如今，“邪”也不知道被驱赶到哪里去了，就连“邪”字的原字都弄丢了，搞不清“琊、斜、邪、耶、徐、也”中，哪一个才是“邪”字的本尊。

所以，要找回“邪”的真实身份，诠释“邪”的原始定义，简直比关亡招魂还难。幸亏我受了天启，从无字句的上古“想当然”，察今知古，终于找出了“邪”字的本字。

邪，牙＋阝。其中，牙，不是牙齿的“牙”。《释文》：“牙，郑读为互。”古牙、互通用（都是鱼部韵）。宋.陆佃《坤雅卷五.释兽.豕》云“‘牙’者，所以畜豮豕之杙也。今东齐海岱之间以杙系豕，谓之‘牙’……畜贤之道，如牿之驻童牛、牙之系豮豕。”

也就是说，邪字中的“牙”，原来是互相的“互”之意。互，指杙，读yì，小木桩。牙互为套在小猪脖子上的箍，海岱地区青州方言把脖子、胳膊、腿上围绕一圈的皮肤纹路叫“牙腰纹”，读音：ya-you（腰纹连读为you），正是从“由牙为互”演变而来。

由此意推知，邪，耳朵被塞进了小木桩，或者两耳被弯曲的木箍给套住了，耳坠上被戴上了耳环等，从而影响到听力，造成偏听，导致王政昏暗不明。

没有文字的时代，口耳相传非常重要，耳朵的功能和修为也十分受人重视，所以，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记性就是耳性，没有耳性，就是没有记性。

中国当官的为什么都喜欢听话的下属？中国的父母为什么不停地嘱告儿女要听话？小情侣之间，女孩子为什么总喜欢揪着男朋友的耳朵，责骂他不听话？说到底，这些都是中华古风犹存、古韵还在的例证。

经纪人古称牙子、牙郎、牙侩、牙商、牙行，也是“取牙为互”的原义。可见，“邪”与耳朵，与听觉，与传话有关。听错了原话，又胡乱地篡改原话，并且刻意地挑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邪”的本义。

耶，左右两耳不一样，互相说who are you，听来的和说出去的不是同一内容。在没有文字凭据的时代，耳朵乱了，嘴巴就会跟着乱，心思意念都会大乱。所以。“耶”是“邪”的另一种写法，意思与“邪”相同。

因为没有文字，所以，说者要言为心声，一定要“诚”（说真话）；听者呢？则是要“信”，对别人所说的话，一定要信以为真。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都是那时的古朴民风。

文字流行以后，特别是大道不存，礼崩乐坏以后，巧言令色者众多，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所以，孔子就号召人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再也恢复不起来了，有文字都还要玩文字游戏哩。

上古没有文字之时，天为古，古为故。古老上人（古人）口中所传讲的大道、天道，都是正道。正，古文是“二”下一“止”，二，古文指上，指天。止，足也。止于天，定于一尊，就是正道。反正为邪，所以，“邪”是“正”的对立面，“邪”，也是一个与“道”相反的义理存在。

由于“正”就是“道”，“道”就叫“是”、叫“yes”，所以，邪不压正，正己正人，悟道得道，永远不犯错，那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事无常理，理无常是。尽管有正点、正面和正体的说法，但实际上“正点”只有一秒，稍纵即逝，一偏则邪。所以，“居正”的时候少，“偏斜”的方面多。衍生开来讲，“邪”的范畴几乎到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境地。

你看，歪理邪说；歪门邪道；邪教；邪念；中医讲“风邪致病，内生五邪”；道教中避邪的名堂最多，最滑稽。每有科仪法事，则点灯立镜，照妖辟邪，号称“明灯照出千年鬼，业镜照出万年邪”。简直笑死人。

中国人说我从来不信邪。那意思就是，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邪的成份太多了，需要祛避的“邪煞”也太多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邪多不惧。

在汉字创制方面，也有一个常识被长期忽略了，那就是汉字的形音义是华夏上古没有文字时代先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不是造字者忽发奇想杜撰出来的。换句话说，汉字把上古时代神定的事物名声，神说的语言，百姓抱朴守道的生活方式，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即使是甲骨文，其声符所发的音也是古音。所以，在对待文字创制这件事上，老天和鬼神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

后世书法家和文字学者，都把其中的“天雨粟，鬼夜哭”，说成是汉字创制“惊天地，泣鬼神”的荣耀依据了。殊不知，“天雨粟”是上天的态度，“鬼夜哭”则是鬼神的态度；“惊天地”是一回事，“泣鬼神”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等同看待，更不能“偏意”理解。《淮南子》里这段宣扬的是大巧不可为，但汉字的创制，绝对不是人造大巧，而是受命于天，传神传道。

粟，去皮后称“小米”，是宋代以前中国北方人的主食。汉字的创制完成后，上天下雨落下谷子，天上掉下粮食，怎能说是惩罚呢？显然是奖励嘛。鬼神乃是天地间的小神小祇，它们哭泣是惧怕与沮丧，因为有了汉字的传声作用，上古神定的正声、正义和正道，就会中古、近古地永远延续下去，震慑它们。

汉字有避邪的功能；世界上其他古老文字都灭亡了，唯有汉字还在发扬光大；你能悟出汉字的这两个异禀来，你自然就能颠覆刘安、李煜等人的浅薄认知。

我一再强调，汉字最神奇的地方是她的声音系统（声指原发，音指模拟）。一字一音，不连不混，字正而腔圆（字正实际上是声正）。

元.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夫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于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而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

后世学人，为了达到“字义明则贯通群籍，理无不明”的古今学问融通境界，都把“因声求义”当作训诂的最有效途径；遵循这一途径的学人成就也最大。

如果我们把没有文字的时代称为“盛世”，而把有文字的时代称为“衰世”，那么，汉字的创制绝对不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汉字与众不同，其创制也与众不同。她是在大道将隐，盛世不再时，由天下统一的君王或圣人，组织专职官员，按照天意突击创制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传扬天声和大道，记录神州上古的生活方式。结绳记事，其实与汉字的创制，没有直接的关系。汉字与古埃及和苏美尔的象形文字，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此。创制早的，反而代表罪恶；而创制晚的，却负有神圣使命。

那些认为没有文字，即没有文明的史观，在中国就是“科邪”、“史邪”，根本讲不通。汉字比古埃及的圣书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晚，不代表华夏文明比他们落后，更不能证明汉字是模仿和抄袭了他们的象形文字。

那些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从非洲闯关东漫游到中国，中华文明是外来文明的奇谈怪论，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今邪”、“考古妖邪”、“文化奸邪”。

天雨粟，鬼夜哭，思念漫太古（我们有些文化学者，还真不如阿信有见识）

参考文献：大畜“豮豕之牙”是指去势之猪的牙齿吗？（文：李守力）

20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