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录里的中共一大

      在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陈公博始终都是“另类”的存在。沦落为汉奸，身死名裂的最终结局，让他们在不少关于一大的历史记录中被有意无意的忽略、淡化。但是，也正是这两个人物，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有关于一大的不少细节描述，这也为我们探知100多年的这段红色往事，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先看周佛海关于一大的回忆。在从他1942年出版的回忆录《往矣集》里可以得到，周佛海在日本“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由此可见，若一大选择在学期中开会，周佛海或许也就无缘成为一大代表了。

对于其他的参会代表，周佛海的回忆与现在的历史叙述基本一致：“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回忆到这里，他特别提到“丁默邨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

对于自己成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则是这样解释的：“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

会场遭遇法国巡捕搜查当天下午，周佛海自述因吃坏肚子未参会，直到同住在博文女校的毛泽东回来后，方才知晓发生的一切：“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大约12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地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问他，纔知道是出了事。”关于会场遭到搜查的过程，周佛海的回忆与如今的主流叙述几无二致，但其对毛泽东此时的一段描述也说明，当时代表们对博文女校是否也被盯上，是有担心的。“毛泽东以为博文女校，也一定被发现了，吓得不敢回去。在远远的地方，探头探脑侦查了半天，纔敢进去。”

与周佛海一样，陈公博在他的回忆录《寒风集》中，对谈到了不少他参加一大的经历。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办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这次大会给我的坏印象不少，大概我后来脱离共产党，要以这次大会给我的恶劣的印象为起因……”述及一大，陈公博开头即这样写道。《寒风集》里，陈直言有大会有3件事情令其极为不满。

“第一件事就是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好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甚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亲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些倾轧现象，以后恶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我心内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第二件事，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的马首是瞻，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的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党人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我争辩着，共产党是应该斗争的，为甚么连校长都不可干，国焘硬要通过，而多数居然赞成。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甚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极了，我说昨日我本来不赞成，而会内倒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由一个俄人反对，又取消议案，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这次冲突，两俱不欢。而当时类此之事，不一而足。”

“第三件是通过宣言，内中对于孙先生和徐世昌（那时孙先生是广东非常国会选出的临时大总统，徐是北洋军阀左右下的国会所选的大总统）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对，辩论很久，宣言终于通过了。我直急得跳起来，找佛海汉俊商议补救的方法，后来到最终会议，才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因此中共第一次大会的文献，没有宣言，不过当日共党是秘密组织的，无无宣言，世间也不注意罢了。”

以上种种，成稿于1943年，此时的陈公博早已投身汪伪，沦为巨奸。所以，这些内容是否都是陈在参加一大时的所思所想，着实令人生疑。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透过其中，窥得大会的一些细节信息，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一大，显然都是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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