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上海下等妓女卖淫凄惨到什么程度

上海解放时，历史遗留下来的娼妓卖淫严重到什么程度，首先要把卖淫的娼妓分三、六、九等。

上海最高档的长三妓院在福州路和广东路上的弄堂街坊，民国时期，那一带是商业中心，因此妓院是僻静、雅致、隐蔽的去处，富绅巨贾会粉黛，丝竹袅袅，绕室盘桓，青楼女子，无不衣着得体，看上去全然没有人们认为的一般娼妓行径。

北面一直到的北四川路，集中了许多所谓半开门的妓院，其间的舞厅、茶室、澡堂也是娼妓卖淫活动场所。这里还有许多打临工性质的娼妓。

“大世界”一类的游乐场和永安公司等百货公司的商场和公园，娼妓游走其间，甚至端茶送水的女招待也兼做出卖色相。

再低档一些的是市中心附近一带，一到傍晚就在路上拉客的马路娼妓，所谓‘野鸡’。

而苏州河一带、打浦桥沿河、肇嘉浜二边亦多各种各样的娼家。这些地方的，编竹为篱，抟泥成壁的简陋小房子都是娼妓进行卖淫的地方。

高档的妓女，大多为贫寒的做工人家和家道中落的中上等人家的女人，妓院依嫖客的社会地位、妓女的原籍以及妓女的品貌年龄等，又分出了高下档次，她们基本上总是处于底层社会之上。人民政府对她们采取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并不马上去干涉和改变她们的生活。

实际上每一个观察过上海滩景象的人都会说到，没有营业许可的娼妓以及有其他职业掩护的卖淫人数大大超过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舞场内计时付费的职业舞女、按摩院里的按摩女郎、歌舞杂耍场里的女招待、旅行社的向导女、在街上织补衣服为名的补衣女等等，因收入微薄需要补贴，这些女人实际上都在从事卖淫活动。在估算提供性服务的规模必须考虑这些兼职的或“有伪装”的妓女。人民政府要有时间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才能把城市打扫干净。

上海的下等妓女的处境这才是让人感到震惊。这是一群给人作为泄欲器的女人，卖淫成了日常功课，有些妓女接客的频繁，已经对卖身变得麻木不仁了，甚至当作了真实的生活。

同高档妓女和“自由”经营自家身体的私娼相比，卖给下等妓院或典押给下等妓院的女人是最悲惨，她们是不能拒绝卖淫接客的。高等妓女提供陪伴侑酒、歌舞表演等社交服务，虽说也有卖身之事，但并非总是以性服务直接取酬。居于娼妓行业下等的女人，她们的主要服务内容便是经常的不管什么形式的性交了。

从上海的人口来看，30年代到40年代末，流入上海的男人数目大大超过女人。30年代初，上海男女性别比一般是135∶100，到解放，人口比例更加失调，上海男女之比为156∶100，市中心是164∶100。上海人口中婚姻无着的男性过多，造成了性交易需求的增长，因此娼妓数目不断上升。

社会底层次的婚姻无着的男性需要下等娼妓解决性欲的需要。根本无以计数的妓女活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一项估算，称有执照的和无执照的娼妓数字为120000人，每15个女人中就有一个妓女。妓女中有五分之一是有登记的职业卖淫者，但作为政府最忧虑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非正式没有登记从事卖淫活动的人。

人民政府最关心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非正式没有登记从事卖淫活动的人。这里有‘自愿的’和‘被剥夺自由’的区别。政府迫切要关心的是这些‘被剥夺自由’的卖淫的娼妓。

据当年参加民政局工作的人的回忆，上海下等娼妓的生存情况实在惨不忍睹。

恶老鸨对下等妓女的狠毒与贪婪令人震惊。妓女没有做够规定次数的性交易便遭老鸨殴打摧残的事许许多多。下等娼妓被逼迫着天天时时常常的卖淫，外加受到身体的虐待，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回忆中说，一个上海有名的“三等野鸡的窝场”是在肇嘉浜臭水沟的边上。那里的地痞流氓用高利贷等手段，逼迫一些贫穷的年轻女人为他们卖淫。臭水沟边一个个茅草屋里，女人看见嫖客进来，根本不用言语，就是脱下裤子让人干事，完事有地痞流氓来收钱，一次一万（旧币相当一元）。

还有更厉害的，在苏州河靠近西火车站，一个‘私门子’，进入这个石库门房子，天井里就看到老鸨弄来的七、八个乡下姑娘，差不多是被剥得赤条条的坐在长凳上等接客，后来了解，老鸨规定姑娘每天要与客人性交易五次算完成一天的任务，否则不给饭吃。

还有对娼妓更没人性的地方。打浦河是上海砖头和竹头上下的码头，也是上海最大的粪码头，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打工的单身男人，因此娼妓卖淫是生意兴隆。但是，这里的娼妓可以说是下等里的下等，也就是对娼妓的摧残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沿码头看到的小房子，往往就是一个最下等的妓院，里面的妓女大多数是苏北来的姑娘。小房子就一块地方没有间隔，地上铺些凉席。嫖客看中一娼妓，那她只能在周围人的众目睽睽下，赤身裸体与嫖客干这下流事。更不讲人性的是，这里还盛行玩妓女的后门（肛门）。这里还盛行几个嫖客同时玩一个妓女，实质是轮姦。

这里还有码头边上停靠的小船上的被迫卖淫的娼妓。老鸨在船头，收五千，甚至只要三千，嫖客就可以在船舱里和被脱得精赤条条的女人完成一次性交易。

 娼妓的卖淫现象，上海是在二年后才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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