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和解放初的娼妓情况

旧上海和解放初的娼妓情况

书寓

早期书寓有严格的规则，进书场的娼妓须得有名师指点过方可挂牌，至少也须能唱上几本传奇的方可。书寓的娼妓号称只卖艺而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便是陪酒。陪酒时可与客人亲近些，但喝完酒便须与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离，以示尊严。书寓的收入除书场的包酬外，一场书得大洋一元。书寓有时也出门陪酒，名曰出堂拆或出堂差。早期的书寓不卖淫则已，一旦卖淫，其身价高昂，远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担得了的。这只要从她们的穿戴和饮食起居上看便可见一斑。有些名妓手中一支鸦片枪，就价值千把元大洋。由于以上原因，当时书寓中的娼妓人数是很少的，主要是苏、常、吴、扬籍，前去问津的也只是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子弟而已。

光绪初年(1875年)，书寓从城内向公共租界迁移，人数从100发展到300之多，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弄堂中。她们为了保持书寓的地位，成立了书寓公所，规定入场唱说的须由公所批准承认资格。发展到后来，只需向公所纳三十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块书寓的招牌了。书寓中的娼妓多为苏州、常熟、吴江、扬州籍女子，随着人数的增多，她们往往互相倾轧。扬州帮最先被排斥，紧接着吴江帮也败下阵来，最后在苏常两帮对峙的局面下，终因苏帮人多势众而独霸一方。苏帮独霸书寓后，已无需竞争，书寓便渐渐放弃原先只卖艺不卖身的传统而公开卖淫，这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的事情。书寓身价既落，必定招徕更多的下层人物光顾。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从事该行业的已达400人。虽然如此，由于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进书寓的妓女仍需找介绍人推荐，并得学会几句词书装装门面。这仍让人感觉手续繁，于是，一种身分与书寓相当，而无须履行这种繁杂手续的娼妓“长三”，便应运而生了。长三的出现，终于导致书寓在光绪末叶几告绝迹。

长三

长三本来也是高等娼妓，只是自同治年间始，其取费规矩有了划一的市价，以陪酒银币三元，留客度夜再三元而被人们从骨牌中的长牌六点图案中演绎出来这一种称呼。长三刚问世时，书寓不甘下风，将长三中有较高技艺的人挖过来开办书寓，并使长三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被视为下等娼妓。光绪末年，书寓被冷落，长三反过来又从书寓中吸收新人。

这时候的长三着手改革原先的收费制度，改为出局费一次一元银洋，代办酒席费每席十元，牌费每次二元。长三妓女和书寓一样，亦标榜着卖艺不卖身，明里不收过夜费，实际上仍是卖淫的。她们往往以添置衣饰、家具等名目向嫖客索取费用，加上赏钱和点唱费等等，数目也很可观。一般赴长三妓院一次，至少也要花去三五十元。长三妓院里除了娼妓外，还有鸨母、司帐、跑街、厨司、车夫、娘姨、大姐、打底娘姨、打底大姐等，其中鸨母是妓院中最高权力者。长三中也有自愿进妓院寄卖的娼妓和将身子押入妓院的娼妓。

早期的长三妓院，主要分布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东西两条荟芳里，以后逐渐向三马路(今汉口路)、六马路(今北海路)发展。到1918年年底，上海的长三人数已达1229名，如果以每个妓女配有一至二名娘姨大姐计算的话，其从业人数之众即可想而知了。

幺二

上海滩上还有一种被人们视为下等娼妓的“幺二”妓院。幺二的得名也同长三一样，因其最早在同治年间的收费规定茶围取资一千文，侑酒取资二千文，数目与骨牌中的三点相似的缘故。幺二的势力在初创期时与长三不分上下，但由于居处、穿着和习惯远远不及长三，所以势力日减，后又受到下等娼妓如野鸡、台基等的冲击，身价日落，终于只能接纳店伙计和工厂工人进院而沦为下等娼妓。幺二的地盘，起初只是在城北一带，租界繁荣后逐渐移到公共租界的四马路萃秀里。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至以后的十多年里，幺二娼妓仅在东棋盘街一带落脚，妓院的房屋大多为以前的客栈，十分简陋。幺二的生活十分艰辛，往往在晚上六七点钟吃晚饭时，才是来客最多的时候。妓女只需龟奴一声“见客”，即刻到。客堂里站班听来客挑选，伺候客人，提供性服务有时通宵达旦。不接客的妓女常是五六个人挤在一间鸡笼似的小房间里睡觉。据1918年6月统计，上海的幺二娼妓的人数达500名左右，由于环境和待遇恶劣，她们中患性病的人数极多。

台基

光绪中叶(1890年左右)，上海滩出了个绰号唤作白沙枇杷的荡妇，此人首创痴男怨女集合的场所，名曰“台基”。所谓台基实际上只需租一间房间，招几名愿来这个场所的女子便可开张营业。来台基的女子，多半是为与男子相爱而无法同居而烦恼的，白沙枇杷把这些人聚集在这里吸引男子，坐收利润。台基中之上等者介绍一个女子收费银洋10元至15元；中下等者只收5-8元。所收费用台基主人取1/3，其余归台基女子。约在1905年左右，上海有人在五马路(今广东路)开设了一家照相馆，遇见容貌出众的女子便设法勾引来干台基营生。以台基为形式的卖淫机关在上海滩曾风行一时。

野鸡

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上海县城内出现了又一种形式的娼妓--“野鸡”，以后逐渐移到城外。

所谓野鸡，实际上是以栖止无定的飞鸟为比喻的。随着十里洋场的畸形繁荣，上海的野鸡人数1918年达到6000人以上。其势力范围冠上海滩娼妓之首。

野鸡被视作道地的下等娼妓，操这种生涯的娼妓，生活之苦是难以想像的。她们白天在茶楼卖笑，夜里在街上拉客，不论夏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天天如此。往往是一个娼妓带一二个娘姨，从夜里八九点钟开始，三五一群，八九一阵地在街头伺机行事。

看准不是久居上海的外地人，上前便拉，形同劫持一般。有些初来上海的外地人见状惊恐万分，大声呼救，有的还会拔拳相向。野鸡娼妓有时一夜下来拉不到客，回家捱鸨母龟公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野鸡娼妓中尚有为数众多的十三四岁未成年的女孩子，也在含泪操这种皮肉生涯。

野鸡娼妓人数的众多和活动范围的广阔，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租界内的社会治安。每到夜里，她们常常为了拉客发生帮与帮之间的争吵，以及野鸡和被拉客人之间的吵闹。这样一来，不得不使租界当局从原先的放纵变为干涉。

花烟间

光绪初年(1875年)，小东门一带还曾出现过“花烟间”，娼妓人数约200左右。先前，这种娼妓仅在城内虹桥左近出现，1874年因租界繁荣，便迁到城外临河一带。紧接着由于这一带建造大量商栈，又向小东门迁移。以后，又进一步扩充地盘，在小北门附近发展，逐渐造成声势。花烟间娼妓大多是逃荒来沪的难民，或被恶势力卖入妓院的女子。由于她们毫无人身自由，所以只得听从鸨母龟公的宰割。每天天一亮就得在客堂间里喊叫：“来哪！来哪！”接一次客只收费两角钱，有时一天要接客十多次。花烟间接客的阶层，基本上都是扛夫、工匠、轿夫以及码头搬夫、人力车夫、工厂工人中无家室的青壮汉子。由于接客的人多而杂，因此花烟间娼妓几乎人人都患有性病，通过接客又在社会上大肆传播。花烟间妓女的收入全部交给鸨母龟公，在没有客人光顾时，还得不停地做针线之类的活计，可谓艰辛之极。

钉棚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上海滩竟然还有一种比花烟间娼妓更为低下的“钉棚”。这些人多是花烟间和下等野鸡娼妓中淘汰下来的，她们年老色衰，无路可走，全身患遍梅毒还得接客，一次收费先是制钱六十文，后来涨至一百二十文。钉棚娼妓的收入尽管十分低微，但鸨母规定她们每天须交纳二元左右的费用才可完账，否则便是无休止地打骂。钉棚娼妓先在香粉弄一带活动，后移到棋盘街幺二妓院地盘附近。

咸水妹

虹口一带还出现过一种专做外国水手、大兵生意的粤籍娼妓，人称咸水妹。咸水妹的特色是赤脚着拖鞋上穿露臂短衣，使人一见就知是咸水妹。

西妓、日妓和韩妓

旧上海还有一些外国娼妓。西妓主要是白俄和西班牙籍人，她们的活动地点以二洋泾桥为基点，也有高档低档之分。低档白俄妓女因为语言不通，往往是不穿内裤，见人拉起裙子在街上引诱拉客。日妓最初在外白大桥北头的三盛楼一带活动，后来扩展到英法两租界里，它的前身为东洋茶楼。日本娼妓的一个特点是价廉，仅以明码性交为营业。日本娼妓往往赤身露体，仅着一日本和服，又宽衣解带春色尽露在街上拉客。这便大大冲击了野鸡娼妓的营业。野鸡的拉客对象与日妓相同，野鸡为生活所迫往往从客人身上大肆苛索，而不如玩日妓仅在交媾前付钱就可以完事。

还有韩妓，韩妓外表与日本娼妓一般相同，但是韩妓就是寒冬腊月都打赤脚，与日娼就这不同。

 船妓

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日辉港一带因为大量从苏北等地逃难来的小船集中在此，就出现了船妓。所谓船妓就是在小船上操皮肉生意。一小船，船头站一个拉客的，船里一个大姑娘剥得一丝不挂供人交媾。来者大多数是码头脚夫。后来也有城里的好色之徒来光顾。

上海解放不久，社会秩序尚未安定，各方面社会条件还不成熟，对妓院妓女不可能全部加以取缔，因而，便暂时采取了限制妓院妓女发展的过渡办法，允许妓女继续操业，通过管理教育，以从多到少，从少到无，达到逐步消灭。

　　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进行登记，审核发证。规定：允许原有妓院妓女申请登记，领证营业。登记发证的原则是，妓院妓女应在原有基础上，以登记一次为限，以后只准减少，不准增加，同时为了避免产生暗娼，对解放前后，盲目退证的妓女，如生活确无依靠，且暗中进行暗娼活动的，也准予进行登记。但对于新开设妓院，新来妓女(过去未做过暗娼的)一律不准。同年7月，市公安局又进一步制定了《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共14条，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分别向妓院宣布。目的在于安定社会秩序，防止匪特、歹徒、散兵游勇混迹于妓院，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同时，便于对妓院妓女进行管理。14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保障妓女人身自由，废除妓院妓女间一切非法契约和制度;禁止在妓院内吸毒、聚赌、摆花酒，以妓院作为交际场所;规定妓院不得接待来历不明的狎客……对违反上述禁令者，进行罚款、拘役及封闭等严厉处分。与此同时，上海各报发表了“妓女要求脱离卖身生涯，‘龟门’要赎身费违法”，“妓女是什么成分，政府对她们是什么态度”的法律问答，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行跳出火坑。明确指出妓女是受害者，其成分应视情况定为“游民”、“劳动者”或“城市贫民”。人民政府将帮助妓女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成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妓院妓女由于不明政府的政策，领证营业的妓院仅有264户，妓女1243人，分布在老闸、嵩山、新成、虹口、提篮桥、静安寺、卢湾、北站等几区，其中以老闸最集中。为便于管理，公安机关将妓院划分为三等，除长三妓院为一等，野雉妓院为三等外，其他均为二等。征收许可证费亦分为30万、20万、10万三种(旧币)。妓女征收证费每人一律5000元(旧币)。其间，公安机关根据《规则》，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严加限制。例如，规定了狎客一律进行登记;妓院必须备有一定的卫生设备;妓女每月必须到卫生局检验身体一次，患有性病和怀孕妓女一律不准接客，院主应负责医疗等等，并组织力量进行经常和突击检查或抽查，以保证各项规定的切实贯彻执行。妓院营业由此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1949年11月北京封闭妓院的消息传来以后，妓院妓女表现极为恐慌，纷纷要求退业。妓院退业目的是逃避制裁、保存财产。妓女退业的目的，是怕收容改造。因而，当时妓女改业、从良、回乡生产的人数日益增加。为了防止退业后妓院变为私设妓院，妓女变为暗娼，规定妓院退业必须找保，妓女退业除找保外，在她们回乡后，须由当地户口机关在通知上盖印证明，寄还本局，同时经常到退业妓院、妓女家中进行联系访问。这样，使公娼退业后不敢再做私娼。对私娼，公安机关采取了驱赶、警告和收容教育的办法，并重点打击幕后操纵、胁迫私娼卖淫的私娼主和台基主(提供卖淫场所的人)。

 　　由于公安部门令行禁止，以及社会各界大力宣传，一些妓院不敢接待按规定不得容留的狎客。狎客也深怕留下姓名、地址后，公安机关通知其工作单位，或调查其经济来源，引出麻烦，而不再涉足妓院。随着狎客减少，营业清淡，一批妓院自行停业，妓院妓女逐渐减少。这样维持了二年。(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