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如何培养“革命女性”

二十世纪中国工业革命是建立在纺织业与女工、童工的结合之上的，女工也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她们并不是天然的“革命女性”，当二十年代的革命者向她们灌输革命思想时，几乎无法影响她们。

　　一直以来，我们以为自有女工就有女工罢工，女工都是具有工人阶级自觉意识与革命精神的女性；不识字的农村女孩一旦进入工厂，立刻摇身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具有崇高的政治信念，具有改变社会的理想，天生具有革命性；所有罢工都是共产党发动与组织的。但《姐妹们与陌生人》一书用翔实的材料告诉我们，历史不是这样的，这样叙说的历史，是一种假设与推论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复杂的、变化的、不那么“讲政治”的。

　　那么，历史的真实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呢？

　　同全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一样，二十世纪中国工业革命也是建立在纺织业与女工、童工的结合之上的，（纺织）女工也就这样被推上历史舞台。但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她们不是一夜长大的，她们经过种种的蜕变，经过近二三十年的时间，才成长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具有阶级意识与革命精神的工人阶级。

　　她们是近代中国凋敝的农村贫困农民的女儿，她们从不识字，在父母看来她们没必要识字，因为她们是家庭的累赘，是赔钱货，不过是家里多出的吃饭的嘴，将来还会是泼出去的水。事实上，这些可怜的女孩，大多在两三岁的时候，就被父母许配给了某户人家或卖作童养媳，只因为她们是女孩，命运不管如何总归是悲惨的。事实上，这些女孩四五岁时就帮家里干家务，再大一点，苏北的女孩开始干农活，江南的女孩开始从事手工业：纺纱织布。十一二岁的女孩普遍为家里挣钱，或是为了帮助家庭维持生计，或是为了让兄弟们多读几年书。

　　一个贫困的家庭，如果没有女孩子们的手工业收入，简直难以为继。可当城市的纺织工厂建成以后，女孩子们靠手工业挣钱的梦想破灭了。可供选择的路只有两条：一是留在贫困的农村与父母一起饿肚子；二是到上海去，赚比在农村做手工业多两倍的工资，但却要过充满危险且累死累活的生活。女孩们，还有她们的父母，都选择了后者，那些已经做了人家童养媳的女孩就更不用说了——只要能给婆家赚钱，公婆才不在乎她们的死活呢。

　　她们想去上海挣钱，但如果没有门路与关系，她们只能落入包工头的魔爪。上海纺织业甚至更多行业的招工被青帮所控制，青帮的包工头来到农村花言巧语地游说，用一纸契约将女孩子买走。女孩们的父母并不会做更多缜密的思考，既然可以将女孩卖作童养媳，也就可以卖给包工头。包工头将十一二岁到二十岁不等的女孩们带到上海，再在各个工厂兜售。那些因为年龄太小，或个子不达标，或其他原因没有被工厂接受的女孩，则被卖作奴仆、妓女，或留在包工头家里做女佣，直到能被工厂录用为止。那些被录用的女孩并不会天然地感到什么阶级仇恨，她们为自己能给家里挣钱而庆幸。她们所有的愿望是工作，并保住工作，这时的她们不可能去罢资本家的工，不可能想到争取更合理的生活与更多的权益。

　　事实上，直接剥削、压榨、欺凌她们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包工头与青帮。从把女孩们买到手的那一天，包工头就把这些女孩当作盘剥的对象，直到再也无从盘剥为止。包工头完全控制了她们，她们的工资，包工头直接从工厂领走，女孩们一年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零花钱。女孩们必须吃包工头的饭，早晚是稀饭，中午是米饭与少得可怜的蔬菜，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肉。她们必须住在包工头包好的工房里，每人只有能容身的一席之地。因为营养不良，她们常常昏倒在机器旁，浑身是病却得不到治疗。包工头还常常要求她们提供性服务，如果不从就毒打她们。因此她们在最初工作的两到三年或更长时间内，面对的是包工头及工厂的工头（往往是与包工头有关系的人，或者干脆就是包工头的老婆），而不是资本家。女工们那时是不可能想到罢工的，她们想到的，是怎样忍受（还不是摆脱）包工头的压榨与欺凌。因此，艾米莉认为，女工具有阶级意识，并主动进行罢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从贫困的农村来到上海杨树浦的女孩，多年来仍受传统思想与生活束缚。她们不会自由恋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农村女性认为自由恋爱是丢人的事情，她们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同样贫穷、同样在上海做苦工的老乡结婚；结婚后，她们要把工资交给丈夫或婆婆，既要做工，又要干家务，生活比结婚前更苦。但最苦的，是不断的怀孕与生育。由于家庭贫困，为了保住工作，她们怀孕后往往会想办法堕胎，如果孩子生了下来，她们可能把孩子送人——自己带孩子是一件麻烦的事。她们可能把孩子带到工厂，或背在背上，或放在地上，这只是为了方便喂奶。更多的情况是，她们的孩子由于恶劣的环境而夭折了。在我们的想象与推论中，认为她们是有收入的女性，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事实并非如此，贫穷与家庭的拖累使她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传统也很难使她们有新思想，因此，虽然她们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但成为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却是以后的事情。

　　她们的整个工作生涯被艰难的生计与外部恶劣的环境所占据，没有更多的时间、经历、机会成为具有反抗意识的工人阶级。她们整年都生活在杨树浦的工业区，一年只有春节假期才能进城一趟。她们的生活空间只是车间与住所，车间充满噪音与棉尘，而住所只是容身之地。她们接触的人只是本车间的同乡姐妹。来自不同地域的女工被分配到不同的车间，来自江南的女工可能被分配到技术含量高又干净的车间，而来自苏北的女工可能被分配到技术含量低又脏的车间。而来自不同地域的女工由于偏见、歧视与敌对，很可能从不交往，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说。地域的隔离与偏见使她们很难团结起来，争取共同的利益。对这些女工来说，团结与反抗并非自然的，而偏见与观念却很难消除，没有来自外部的启发与启蒙，她们可能永远是两股不汇合的水流。

　　棉纱厂的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工资环境差，但这却是当时女工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工作环境是艰辛而恶劣的，早上四点半就得起床，六点之前必须到达工厂——工厂六点准时开工；工作到晚上六点，才能离开工厂。在紧张的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期间，几乎没有喘息时间，只有中午半小时用来吃饭，即使上厕所也要领到竹签才能去。如果她们做错什么事，工头将鞭打她们的手，如果车间有男工头，她们还经常受到性骚扰。营养不良，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充满棉尘，十个女工中有七个患结核病。在工厂外，上下班路上更是充满了危险，男工和周围黑帮的地痞恶霸常常性骚扰她们，有些势力强大的地痞恶霸甚至强迫她们做情妇。除了性威胁外，他们还会通过敲诈勒索或收保护费等各种手段瓜分女工的工资。为了免于受到帮会的伤害，女工们干脆加入帮会或同帮会的头头建立正式关系，拜恶霸的妻子为“干娘”。有时，她们也会同车间的几个姐妹互相“拜姐妹”，通常姐妹会里有一个男工，或一个女工头，或有两三个身体强悍的女工，她们上下班时一起行走，互相保护，免受骚扰。这是她们有意识地成立的最小的互助组织。此时，她们还不能构成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只是为了自保而互助。

　　同车间女工之间成立的姐妹会，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环境中女工新的需求而适应传统习俗的过渡性组织。对不识字的女工说教高深的理论任何时候都是没有用的，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要铲除剥削制度，不是她们所能认识到的问题。要推翻资本家，也不是她们的需要。她们需要的，是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工资，是姐妹们互相帮助，不受男工和地痞恶霸的调戏与骚扰，是有人与她们结伴，经济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远离高利贷的盘剥。因此，当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革命者向她们灌输革命思想时，收效甚微，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要想改变她们，一种外来的思想要能触动她们，必须与她们的切身利益与日常生活有关，能真正影响她们的不是有高远志向的共产党员，而是踏踏实实关心妇女生活的妇女组织——基督教女青年会。

　　一个外国人成立的宗教组织被女工接受并当作自己的家，改变她们的思想，使她们成长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与领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罕见的现象？基督教女青年会肯定是传教的，但这个组织看重女性或女工的社会福利远远超过传教，这个妇女组织中的一些成员甚至根本就不传教，特别是工业部的一些女性，她们关心中国女性的生存，而不是自己的宗教信仰或崇高理想。说她们是上海女工最贴心的姐妹一点都不过分，她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解决女工的困难与痛苦。当然这个女性组织的工作者有她们的社会理念，她们认识到：劳工运动是构成未来经济社会的一大因素，劳工运动的思想将要改变整个世界；如果希望帮助创建那种思想，需要从工人那里入手。

　　于是1928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始了一项成熟的计划——在上海所有主要工厂区建立女工学校。对这些不识字，工作又辛苦的女工来说，能来学校学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基督教女青年会吸引女工的办法是在她们的生活区演出娱乐节目，教她们唱歌。一些女性希望改变她们单调、乏味、压抑的生活，她们渴望的目光表明她们想来学校学习，当然，她们要克服许多的阻碍——家庭的阻碍、身体的困乏等等。学校提供三年的学习计划，一周上五天课，每节课一个半小时。前两年她们只是学习写作、算术、地理、历史、唱歌、时政等课，第三年有人给她们讲解工业问题、工团主义、劳工法规；什么是帝国主义，怎样是爱国，工人为什么受苦，工人的生活为什么不如资本家；在写作课上，她们学习怎样写信反映工厂不符合劳工法规安全的情况；在俱乐部活动中，她们学习如何演讲，怎样筹划和组织计划。这些课程的目的，是向她们灌输激进思想，让她们明白自己作为女性也作为女工的地位，理解自己在中国经济制度中的作用，告诉她们如果想有所改变，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学生因为生病、家务、家庭问题等不能来学校上课，老师就去家里给她们补课。如果学生生病了，老师就带她去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医生那里看病。如果学生看病没钱，老师就代她们支付住院费。青年会的老师有时候比女工的家人更能了解和帮助她们，为此女工相信并尊重她们，也愿意相信她们所讲的道理与思想。结果是，三年下来，这些女工被改变了。（援引张红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