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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1970年秋季，我刚进入初中，那个时候党的“九大”已经开过，“整党建党”重建党组织的工作也已经结束，各项日常事务也开始走上正轨，我们的物理、化学课本也正了名，不再叫“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学校教学活动除了还有每周例行的“学工”、“学农”也就是劳动课之外，都恢复了正常，按照“五一六通知”“斗批改”的步骤，原先规划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算是结束了。
不过开学不久，学校的早读和课前开课仪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不再挥舞红宝书“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二是上午第一节课“天天读”唱歌不再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改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现在还能全曲唱完《国际歌》，就是得益于那时“早请示”的天天唱。三是“早请示”时间读毛主席著作的篇目，由“老三篇”或者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这里用书名号，是因为它和“老三篇”不一样，人民出版社直接用“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收录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5篇专著和文章。我当时就读煤矿子弟校，由于煤矿是省属单位，师资水平在县里是很强大的，但是大多数老师仍然说不清楚哲学是什么玩意，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培养政治科班教师。为什么毛主席会突然要求“大老粗也要学哲学”，根本是一头雾水，大约一年后才知道，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闹掰了，毛主席痛感党的干部不学理论，人家一讲“天才”，一抖马恩列斯书袋子，就被吓住了，所以他要我们“学点理论”，免得被人家牵着鼻子跑。
说实话哲学对煤矿工人来讲太深、太玄乎，不光工人不懂，干部也不懂，军宣队更不懂。好在上面的字都认识，于是“读原著”真的成了“读”原著。我是属于认字认得比较多的学生，早读课、学习课就经常被老师指定大声“读”原著。
虽然是囫囵吞枣，但是当时还是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所以我比较多地选读《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篇文章，一是篇幅比较短，二是也容易理解。但是由于是照本宣科，典型的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用功已经没有“老三篇”那么深，所以现在已经只能背出一些比较经典的段落，不能全文背诵了。20多年后“三讲”，《实践论》再次入选“必读篇目”，拿在手里已经觉得有些生疏。
读《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不是那么严酷，生活气氛也比较活跃了，但是当时军宣队还在，为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校还闹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潮。当时驻学校的军宣队长是个排长，很跋扈，和学校造反派关系不好，这个人口才不好，一句话要分成几段讲，中间“啊啊”的语助特别多，一句话中间会有好几个“啊”。一天早操时间他按例训话，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啊，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不是，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啊，他还没来得及说“也不是”，就被旁边的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打断了，说队长你说什么？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嘛！军宣队长吓坏了，更加语无伦次，学生们在下面众声喧哗，校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趁机宣布散会，然后结结实实向矿革委会告了校军宣队长一状，那个时候造反是理直气壮的，何况军宣队长确实有理说不清，矿革委会只好和矿军宣队商量，调走了校军宣队长，当时军宣队已经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就没有再派军宣队长到学校来。
说起《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就顺便说下接下来的“读点马列”运动。那时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也已经组织传达到除“阶级敌人”以外的所有人，只是没在报刊上公布。毛泽东是很善于利用“大批判”的，所以先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陈批孔”运动，林彪事件公开后，相应转为“批林批孔”，“学点理论”就是批陈批孔运动的一个伴生节目。当时指定要读的“马列原著”包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5部，多半都和反“政变经”、反“天才论”和不设国家主席有关，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对理论也够实用主义的，不过那时哪懂。指定的马列原著中，《共产党宣言》文风犀利，观点新奇，当时就把我迷住了，反复诵读，大段文字都能背诵。不过其中敏感词太多，所以学校发给我们的是剪辑后的洁本，其中比如“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者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种极具批判力的文字，还是我在老师那里找到人民出版社的单行本才读到的。《共产党宣言》的文风对我影响太深，让我膜拜不已，所以每次去布鲁塞尔，我都要去大广场那栋大门上方塑着一只天鹅的饭店店门口伫立良久，以示尊崇，要是有钱的话，就会去喝一杯了。
1970年秋季，我刚进入初中，那个时候党的“九大”已经开过，“整党建党”重建党组织的工作也已经结束，各项日常事务也开始走上正轨，我们的物理、化学课本也正了名，不再叫“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学校教学活动除了还有每周例行的“学工”、“学农”也就是劳动课之外，都恢复了正常，按照“五一六通知”“斗批改”的步骤，原先规划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算是结束了。
不过开学不久，学校的早读和课前开课仪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不再挥舞红宝书“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二是上午第一节课“天天读”唱歌不再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改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现在还能全曲唱完《国际歌》，就是得益于那时“早请示”的天天唱。三是“早请示”时间读毛主席著作的篇目，由“老三篇”或者毛主席语录改成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这里用书名号，是因为它和“老三篇”不一样，人民出版社直接用“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收录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5篇专著和文章。我当时就读煤矿子弟校，由于煤矿是省属单位，师资水平在县里是很强大的，但是大多数老师仍然说不清楚哲学是什么玩意，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培养政治科班教师。为什么毛主席会突然要求“大老粗也要学哲学”，根本是一头雾水，大约一年后才知道，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闹掰了，毛主席痛感党的干部不学理论，人家一讲“天才”，一抖马恩列斯书袋子，就被吓住了，所以他要我们“学点理论”，免得被人家牵着鼻子跑。
说实话哲学对煤矿工人来讲太深、太玄乎，不光工人不懂，干部也不懂，军宣队更不懂。好在上面的字都认识，于是“读原著”真的成了“读”原著。我是属于认字认得比较多的学生，早读课、学习课就经常被老师指定大声“读”原著。
虽然是囫囵吞枣，但是当时还是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所以我比较多地选读《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篇文章，一是篇幅比较短，二是也容易理解。但是由于是照本宣科，典型的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用功已经没有“老三篇”那么深，所以现在已经只能背出一些比较经典的段落，不能全文背诵了。20多年后“三讲”，《实践论》再次入选“必读篇目”，拿在手里已经觉得有些生疏。
读《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不是那么严酷，生活气氛也比较活跃了，但是当时军宣队还在，为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校还闹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潮。当时驻学校的军宣队长是个排长，很跋扈，和学校造反派关系不好，这个人口才不好，一句话要分成几段讲，中间“啊啊”的语助特别多，一句话中间会有好几个“啊”。一天早操时间他按例训话，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啊，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不是，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啊，他还没来得及说“也不是”，就被旁边的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打断了，说队长你说什么？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嘛！军宣队长吓坏了，更加语无伦次，学生们在下面众声喧哗，校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趁机宣布散会，然后结结实实向矿革委会告了校军宣队长一状，那个时候造反是理直气壮的，何况军宣队长确实有理说不清，矿革委会只好和矿军宣队商量，调走了校军宣队长，当时军宣队已经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就没有再派军宣队长到学校来。
说起《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就顺便说下接下来的“读点马列”运动。那时林彪事件已经发生，也已经组织传达到除“阶级敌人”以外的所有人，只是没在报刊上公布。毛泽东是很善于利用“大批判”的，所以先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陈批孔”运动，林彪事件公开后，相应转为“批林批孔”，“学点理论”就是批陈批孔运动的一个伴生节目。当时指定要读的“马列原著”包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5部，多半都和反“政变经”、反“天才论”和不设国家主席有关，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对理论也够实用主义的，不过那时哪懂。指定的马列原著中，《共产党宣言》文风犀利，观点新奇，当时就把我迷住了，反复诵读，大段文字都能背诵。不过其中敏感词太多，所以学校发给我们的是剪辑后的洁本，其中比如“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者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种极具批判力的文字，还是我在老师那里找到人民出版社的单行本才读到的。《共产党宣言》的文风对我影响太深，让我膜拜不已，所以每次去布鲁塞尔，我都要去大广场那栋大门上方塑着一只天鹅的饭店店门口伫立良久，以示尊崇，要是有钱的话，就会去喝一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