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从零英语到澳洲医牌

六年，从零英语到澳洲医牌

——我和她这二十年的流金岁月


    谨以此文，献给我挚爱的母亲和妻子






写在前面


这是一杯咖啡后的续集。

那天午后，我和妻子坐在街角的咖啡桌旁。我如常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妻子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咖啡，我再加了一个冰激凌蛋糕。五月底的澳洲，有点儿冷，但街上依然是游人如织。望着街头巷尾，或坐或立，三五成群浅笑轻语，又高谈阔论的一张张面孔，心里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桌边不断有人经过。轻衫长裙，单衣薄裤，一阵阵香水味揉着一串串细碎笑声，不时飘过桌面。街上时有小车穿过，人群就在街边等。这时，总会有一两对年轻的面孔，明眸一视，相笑点吻，或相拥入怀，浑然忘却其他。妻子微笑着说，你看，年轻真好！

两人无话。隔了一阵儿，妻子凝望着远处的角楼又说，一晃，我们就出来二十年了。

是啊！二十年了。我搭了一下妻子的小手。

茶勺轻拌，我俩相视一笑。妻子说，你还记得在北京那次吃冻梨吗？你想缓又等不急，想吃又咬不动，只好拿牙尖一点一点儿往下撕，冻得嘴角一咬一歪歪，呲牙咧嘴。我说，怎能不记得？。我说，我还能感觉得到，雍和宫里的冷风在地上打着转，往我裤腿里钻。

我俩聊了许多。往事如一段段长镜头，被慢慢扯近了。妻子说，我们那时多年轻啊！天不怕，地不怕，谁会想到我们去考牌？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可能，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的确，考医牌是我俩这二十年中颇重的一笔。一撇一捺，都不容易。纸墨易干，但那些曾经深浅不一的的呼吸声却力透纸背，散落在日子里。

当然，日子里还有其他的，很多。

妻子说，你应该把这二十年的经历写下来。等咱俩走不动了，慢慢坐下来看。也算我们曾经年轻过。

从那个晚上起，我每隔几天花上三两个小时写上几笔。有时，半夜醒来又再敲下几个字，粗头蓬面，力求真切，遂成了数篇，勾勒了这些年大约的来龙去脉。讲了考牌，也说了其他。

前两天，我开始觉得应该有一个序。毕竟，有了一点儿书的模样，但我又不知从何说起。

今夜，我躺在书房的沙发上，盖着毯子，觉得一阵燥热。我把妻子请到书房。我说，我想去喝一杯咖啡，你想去就去，不想去，我就一个人去。她看了我一眼。

车出了小道。妻子含笑说，真像人家说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无言。她继续说，你喜欢上了写作，就发起了神经。这么冷的半夜，却想出来喝咖啡。我也是，嫁给了你，就只能随着你，把疯癫当浪漫了。

我俩还是点了老三样。时断时续，聊了一个半小时。猛然间，我看着棋尽人散的棋盘想起了一句话，我和妻子说，我们回家吧。

那句话是，记忆，是一盘残棋，滋味尽在茶余饭后。


六月二十七日深夜


苏牧







一 ：飘洋过海的前奏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下午六时，广州白云机场。

弟弟和南航的朋友送我和妻儿出关。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填表签字，朋友一直在前面带路。谈笑间，朋友推开了一个齐腰高的小铁门，让我先过。我拉着行李箱过去了两步，回头一望，弟弟和朋友都站住了。我问道，你们怎么不过来？。他俩都笑了，出不去了，再迈一步，就要护照了。我心里一激灵，一片五味杂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开母国，出来了。

大学时代，我就想出国。可能家里在旧金山有亲戚，几个表姐表兄陆续出国，老师同学中也有公派自费，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有朝一日闯世界的种子。可种子归种子，现实是现实。大学的最后两年，忙着毕业实习，大小考试，谈恋爱和心里没底的分配，根本不能也不敢漏出一点儿投奔西方资本主义的迹象，所以，种子就一直冷冻着。

毕业分配到了广州，进了一家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离当时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又更近了一点儿。那时，借住在中山大学，第一个清晨，是被窗缝里渗进来的丁香花薰醒的。我很喜欢在中大校园里闲逛，梁銶琚堂‍，陈寅恪故居，惺亭，池塘，江边码头无一不时而往来。白天无事时，我经常钻进校门左进的小书店里看书。小见习医生没钱，只好在书架间躲来躲去蹭书看，从不买书，也看了几十本。晚上，就到各个礼堂混讲座，胡乱地听，也没人管着。真的羡慕综合性大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深深感觉到医学院的肚量太小，医学生的脑袋都被石膏板夹窄了。

记得惺亭那儿有一个英语角。我只去贴边听了一次，就不想再去了，受打击太大。看着人家仰着头，像鹦鹉一样卷着舌头，发出动听的鸟语，我就恨不得一头钻进草丛里，心底横生出一股怨气，为什么初中时爹妈和老师非得让我读普希金，背阳性，阴性和中性，为什么不听数学老师的。我当时数学极好，半体校里一时无两，数学老师曾摸着我的头说，学什么不好？非学这个。这孩子可惜了。

回到医院，小脸天天被冰冷的铁病例夹们夹着，顶着大厨的白帽子，充当着书记员和小跑腿。每天要写二十几个病例，昏天黑地，头晕眼花，写漏了还会被骂，记错了又要重写，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但写病例也不全是坏处，广州太热，这玩意儿往胸口一抱，可以一时解暑。根本没有时间学英文，土鸟语还一窍不通呐。况且，头儿看我可怜，粤语聋哑两盲，便指派了一个小护士全天候跟着我做翻译，我也不负众望，努力地鸡同鸭讲，为她们提供各种午餐时的笑话。

那时太年轻，二十一，二岁。整天除了上班，就是玩。一下班，就钻进一栋小破三层楼里，跟一群当年的小混混，今天的人模狗样，主委啊，教授啊，打拖拉机，吹牛和叫盒饭。时常半夜才回家，再爬到床上写一会儿情书，寄到千里之外。有时，一夜九封那种。英文书，看过吗？不记得了。但，肯定买过。

那几年，也顺。大事儿，一件不拉，小事儿，稀里糊涂。老婆调转，升职分房，初为人父，一件件接踵而至。和我一起轮科的女医生说，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

但，也有意外。

升主治，考外文时，我难住了，不懂英文。当年的大科主任对我很好，一听我要考俄文，医学俄文就急了，整个广东也找不到出题的人啊，后来就让医教处到湖北去找。那时的九头鸟，钱袋子上高看一眼广东佬，可俄文上，就有一点儿鄙视。那天，我考完外文出来时，迎面正碰上大科主任，她劈头就骂，人家都在考试，你却在这儿游手好闲，还不赶快进去。我笑着说，我答完了，出来了。她一愣，看了一下表，说，真的？二十九分钟。

可，俄文还是不行，在广东不吃香。不光那些公开，半公开，偷偷摸摸准备出国的人在苦学英语，纵使不想出国的，那些中山医学院和广州医学院出来的人，也很厉害。只会说国语，近似半聋半哑，舌头自然就短。不会说广东话，病人不睬你；不会说英语，外事不理你。后来，我就被送去学了几个月的英文。结业时，老师送给我一句表扬，苏医生进步最大。可不是吗？刚进那个班时，我问我前排的女同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她看完那个字，直勾勾地盯着我，脱口而出，你怎么可以上这个班？这个字是，lot，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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