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端午节

今年端午节的头天晚上，下了班儿子就被准儿媳拐去了她家，两个小时以后，准儿媳发了朋友圈儿，“看，我们包的种子！！！”后面加着三个感叹号，且附图若干。图一，馅儿一盆，图二，米一盆，图三，泡在水里的竹叶一盆，图四，线绳子一卷儿，图五，一只小手托着一个小巧的“种子”，图六，一只大手抓着一个硕大的“种子”的角儿。不用说，图五是我准儿媳的作品，而图六，是我儿子的。我儿子包的“种子”很有特点，一个特点是，个大膘肥，一个能顶我准儿媳的两个半，再一个特点是，白线绳子围着那可怜的“种子”，杂乱无章的，不知缠裹了多少圈儿，即便董存瑞的炸药包，也没他那绳子用得铺张、捆扎得实在，甭说炸国民党，估计连民进党也能一并炸了。

我在评论栏里加了两句话，一，不是“种子”是“粽子”，“种子”埋进土里，“粽子”吃进肚里，写错字，别用生在南方长在澳洲作借口；二，我儿子包的那个粽子煮熟以后给你爸爸吃，告诉他不急，外包装要慢慢拆。

转天端午节，阳光晴好，早就约好了我的亲家夫妇去钓鱼、野餐。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亲家母拿出保温锅，掀开盖子，是热气腾腾的一锅“种子”，而最上面，就是我儿子捆的那枚“炸药包”。亲家公哈哈坏笑，“我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而我，岂能让此等小事捉弄，“且等。”说罢甩衣袖疾转身，大步流星从钓鱼工具箱里取来剪刀，咔，横着，咔，纵着，宽了它衣解了它带。儿子包的“种子”太大，到底是分了一半给亲家公，我太太和亲家母在一旁喜眉喜眼儿，“瞧这儿子多好，一个粽子搞定了俩爹。”

来澳洲之前，我们家是不吃咸肉粽的。我长大的华北京津一带，粽子都是甜的。江米，小枣儿，饭豆，苇叶，马连草，这是我们那个地方包粽子的全部材料。粽子煮熟以后，要蘸着糖趁热吃，米香、枣香和苇叶马连草的清香在那一刻格外浓。来澳洲以后没时间自己包自己煮，况且我和我老婆也不会，于是逢到端午，就从华人的餐馆或小超市买一些，没有北方人卖的甜粽子，吃到嘴的，都是南方人的咸粽，里面有着纷杂的玩意儿，肥肉香菇板栗，等等等等。

在我们家，我爸爸是从来不做家务的，洗衣服做饭，没人敢想象他老人家伸手。

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包粽子。

想想奇怪，一个丝毫不谙柴米油盐的武夫，竟然能把粽子包得端庄，包裹严实，捆扎结实，大小均匀，一头略略宽大些，一头略略窄小些，剥开以后，除却江米，还有两颗小枣六七粒红饭豆，被裹在粽子的正中间，不偏不倚。逢到端午节，我们家包粽子是大事，我觉得吃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我爸爸要展示这唯一拿得出手的技术，很有些炫的成分。各路亲朋好友，总会在节前送来各种必须的材料，连同各种恭维，我爸爸通常会坐在沙发上，满脸放光，毫不掩饰其得意。而我妈妈，即便她自己上班再忙，也要在节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落实到位，泡上米、泡上苇叶马连草，预备好煮粽子的锅，甚至我爸爸包粽子时要戴的花镜要坐的椅子也要各就各位。

1989年的端午节，印象中是个星期四，至于几号，忘掉了，反正是在六月四号以后。那几天天天开会，头绪特别多，从大官儿到小吏，人人嘴里讲着颠倒黑白的话，揣着惶惶然的心。中午从食堂匆匆赶回办公室，在楼道里碰见机要室主任小戴，三十岁出头的少妇，像往常一样跟她开玩笑，伸出五爪隔空冲着她，小戴笑得妩媚，两手假意护胸，“你也没个正经，真掏出来吓你一跳。”紧跟着她说，“听你们处的小李找你，说是你老婆来电话。”老婆在电话里说，“爸妈让咱们下班早点回家，吃粽子。”

因为学潮，那段时间我和我爸爸关系紧张得很。从四月以后，我大受民意的鼓舞，虽然在机关依旧谨言慎行，回到家，却敢冲着我爸爸慷慨激昂，很有为民代言为民请愿的豪情。“我都恨不得扯着大旗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绝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北京沸腾全国沸腾的氛围里，说这话，百分之七十是吹，而另外百分之三十，也算真。我爸爸一直斥骂我，“就凭你们这样的学生？知识分子？能斗得过共产党？你们也不想想共产党是靠什么起家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搞运动，那个什么之也能算对手（指方励之）？更何况共产党有军队，有武装，一个这样的政权，被几个干瘪学生就搞垮？”

我在背后骂我爸爸糊涂，我妈妈则说，“你们别以为他不支持不同情学生，只是他不愿意在你们面前流露。他怕助长你们。要论政治经验，你们还太嫩，看得不如他深远。你爸爸说，这样的一场无组织的自发运动，闹得越大，结果越惨。他不愿意你们卷进去。痛快一时，悲惨一世，右派不是教训？做老人的，谁愿意看着自己的子女遭罪呀！”我老婆也说，“你就听爸妈的话，在机关少说话，免得被人抓了把柄什么的。”

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在至亲的亲人面前张狂一二，回到机关，还照样夹着尾巴。那些天局势并不明朗，一会儿一个谣言，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五分钟，城头飘扬哪一个色彩的旗帜。

那段时间机要室是我们大家重点关注的部门，从那里可以嗅出异味。非常时期，敏感的话不敢说，于是便时不时跑去少妇小戴的办公室开荤玩笑。

六月四号，给所有的事情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六月五号传来消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一个部属大型研究院的行政办主任，30岁的青年才俊，被公安局带走了。在那之前，他跑去广场，跳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演讲台，透过麦克风，面对黑压压的静坐学生，用他那一贯平缓而无煽动力的语调，表达了他内心的一点点正义感。几个月以后，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调到西北一个什么什么单位，他是学地质的，据说是让他到实际工作第一线锻炼。他老婆没跟他一块儿走，他老婆是个医生，他们那时还没有孩子。后来他们离婚了，他老婆改嫁了另外一个人，卫生局的一个副局长，一个有职位没品位的人。

我和另一个处的处长搭伴去过城市中心广场，没敢过多停留，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另一只手里，攥着两张大团结（那个时候工资水平很低，两张不少了），当抱着捐款箱的学生经过时，以最快的速度将钱塞了进去。捐钱捐的比偷钱的还快。回机关的路上，我们咒骂自己“真他妈窝囊”。

六月五号那个处长闪进我的办公室，关上门，一脸紧张，“有些事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是吧？”我说“是。”然后递给他一颗烟，他摆摆手，转身又闪了出去。后来我们在开会纷纷表达自己一直“旗帜鲜明”的时候，曾经有过你一眼我一眼的交流。到我请假出国的时候，在写给组织部的报告里，被要求一定要写上至关重要的一句话，“我如何如何旗帜鲜明”，这次轮到我进了他的办公室，跟他说我材料里的“鲜明”，他说，“也是，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是鲜明过来的人。”这等于是向我表态，我们依然攻守同盟。

那个端午，下班回到家，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粽子，非常清晰地记得，那天气氛很沉闷，让人觉得压抑。吃着吃着就谈到了屈原，谈到了端午节。我爸爸只吃了一个粽子就转去茶几旁喝茶，起身时感叹了一句，“爱国，有代价呀！”

我也没有什么兴致多吃，跑到外面抽烟。那一刻，头脑里有一个念头让我苦笑，“三闾大夫的赤诚与悲愤，历经两千年，没给我这等怂人平添勇气和斗志，反倒是最终被我们裹着小枣蘸着糖，甜腻腻地吃了。湍湍的汨罗江，不过是留下了粽子的美味和赛龙舟的游戏。屈原悲哀，我们自己更悲哀。”

踩灭烟头的时候，我骂了句，“真他妈的！”

转眼二十六年过去了，写此文，不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