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些当爹的——写在澳洲父亲节

1，马蜂他爹

我们那个年龄组的人，很少有不怕爹的。当妈的也许镇不住儿子，但是当妈的个个手里有王牌，“回来告诉你爸，看他不打死你！”中学时有个同学，外号“马蜂”，五大三粗又“滚刀肉”，除了他爹，谁也治不住他。而他爹治他的法子很独特。犯了滔天的罪，白天也不予理睬，只等到他睡着了，再用一根粗绳子把他捆起来，然后直接吊到房梁上，棍子抡，鞭子抽，打累了他爹坐在旁边凳子上抽颗烟，喝几口他妈送上的花茶，歇过劲儿来，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再打。开始的时候“马蜂”总要绷着点“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豪迈，而他爹也不急，烟抽着，茶喝着，一轮一轮的打，直打到他鬼哭狼嚎为止。从我认识“马蜂”，马蜂就在如此酷刑下生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罪状，不过是逃学旷课打架斗殴。他爹是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只要学校的老师向他一通报“马蜂”的问题，他就把“马蜂”吊起来伺候。那时候我们耍“马蜂”只用一句样板戏：“大吊车，真厉害。。。。。。”。

初三下半年，“马蜂”因为和学校革委会主任的女儿苟且，被主任发现硬是告他强奸，罪名成立不成立不知道，反正他最终被劳教。劳教出来找不到工作，他爹教他修理皮鞋修拉锁，然后他就在电影院门外高高台阶的下面摆了个摊儿，生意马马虎虎过得去，饿不着也撑不着。好在那时没城管。“马蜂”他爹为了给他攒钱，在城市的另一个区，也支了一个摊儿，从他家到那个摊儿，骑车子要一个多小时。他爹跑的远远的，怕抢了儿子的生意。

城市出现出租车以后，他爹凑钱，给他买了一辆夏利，于是“马蜂”就开出租，转年又娶媳妇。“马蜂”的孩子还没生出来，他爹就因为肺癌去世了。

2，“国民党”他爹

“国民党”所以叫“国民党”，是因为他有个国民党上尉军医的爹，年龄大的人说，曾经见过军医戎装飒爽的样子，大檐帽白手套。文革以前好长时间没太挨整，是因为他隶属傅作义，算起义人员。但是文革一来，“国民党”他爹就被弄去大西北，宁夏一带，不过既不是服刑也不是“牛棚”，似乎是弄到那边工作，所以他还能时不时回来一趟。“国民党”的妈长得很有味道，江南女子，皮肤白皙，腰身也好。我们有个同学醒了人事以后用色迷迷的语调夸他妈，“你妈的小圆屁股真好！”被暴怒的“国民党”用半块砖险些拍死。

“国民党”他爹每次回来，天天都要给他们兄弟姐妹上课。兄弟姐妹站成一排，垂手挺胸，他爸爸第一句话永远是，“知道怎么照顾你们的妈妈吗？”然后事无巨细，逐一讲解逐一告诫。睡觉前帮妈妈准备好烫脚的水，热水袋要提前半小时放进妈妈的被窝儿，阳光好的日子要帮妈妈晾晒被子，妈妈下班前要煮好粥，不能凉也不能太热，等等等等。“国民党”不是个好枣子，在外面鸡鸣狗盗的，但是无论怎样疯，每天到了该做饭的时间，总是飞也似的跑回家。他爹回西北以后，国民党必须每两周给他爹写一封信，向其报告他们是怎样照顾妈妈的。复习高考的时候“国民党”向我等请教作文之法，我说你天天写信，写个作文还成问题吗？他说我那写信就是记豆腐账，做了啥事，一条一条的告诉我爹，根本不用谋篇布局修辞手法。

八十年代中，回到我们市的“国民党”他爹，开了个“老军医”诊所，专门诊治各种疑难杂症。诊所前台，那个很有风韵的中年女人，就是他妈。另外雇了两个护士。两个护士天天亲眼目睹“国民党”他爹和“国民党”本人那般殷勤地照顾他妈，便觉得嫁了这等男人真是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于是兵出两翼，要死要活追求“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把他的干同一个车床的师傅娶了，师傅比他大六岁。老军医说，“娶谁都行，只要对人家好。”

很多年以后，我在商场碰见“国民党”，他手里牵着他那个六六三十六的老婆逛，两个人笑容均灿烂。

3，我爹

我庆幸我没有一个“马蜂爹”。不过没“马蜂爹”，并不意味着我不怕我爹。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不苟言笑，很少直接和我说上一句话，还有，就是他时不时弹我脑壳一下。他不苟言笑或不和我说话，我不在意，我也很忙，很难拿出时间和他交谈，但是他弹我脑壳我则非常反感，觉得被他欺负了，心中老是愤愤不平。一般在家里被他弹了，第二天到外面，我总要找个倒霉蛋过来，“让我弹一下。”相信那些被我弹过的，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我心里那份不爽的缘由。

十二、三岁以后，逢到学校假期，我爹外出检查工作，经常让我跟车走，而到了目的地以后，他根本不再管我，而是把我往下面的部队里一扔，三天五天干什么，由我自己凭兴趣去找。一般到了临海的部队我就去游泳，到了靠山的部队我就去“打猎”，“打猎”是大词，其实没真枪没熊没鹿，不过是拿个弹弓子上山瞎转悠。通常会有一两个战士带着我，安全不会出问题。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醉心于穿“鸡腿裤”穿“玩闹鞋”（一种白塑料底需要系鞋带的黑色鞋子，那个年月很时髦），更醉心于和那些憧憬爱情的无知少女在大槐树的遮掩里数星星。那段时间我经常被我爹骂，他骂我“胸无大志没出息”。

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意识到大学是个可以憧憬的地方，鸟语花香女同学，跟当兵当工人比，天地之差。

于是我一下子就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七十二小时，一天又一天，我像着魔一样准备考试。

后来我妈妈告诉我，我刚刚进入那种状态的时候，吓得她不轻，她不知道我是否正常。我妈说，“这孩子别是走火入魔了吧？”我爸爸笑了笑，告诉我妈，“买肉，红烧肉一大碗，只要他正常吃，他就没异常。”据说我手不释卷，吃了大半盘红烧肉，而后我爸爸给出的诊断是，“正常，只是人生有了目标。”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前，我爸爸亲自把我带到那个他经常去理发的理发店，对其中一个跟他熟悉的老师傅说，“把这小子的脑袋剃成规规矩矩的平头。”大学三、四年级在学校，我一直保持一头披肩长发，我喜欢在足球场上奔跑起来长发飘飘的感觉。脑袋剃平回到家，我爸爸对我说，“你走进社会之前，我只告诉你四个字——沉默是金，你记住了，实践了，就是宝。”我原本就不是一个嘴上很贫的人，有了这四个字的训诫，我的话就越发少，经常是话到嘴边，想想这四个字，便克制了不说。回头想想，混中国的社会，这是个四字箴言。

什么样性格的父亲都有，但是只要是父亲，就会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东西。澳洲的父亲节刚过，仅以上面几个片段，献给那些或老去或逝去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