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拿下周永康，这一届政治局就别做下去了

不拿下周永康，这一届政治局就别做下去了

习总日记（2014，2，11）

接昨天。

我喘了口气，吃點茶润润喉咙，把话题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哪位能给我们大家分析分析当前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

王岐山按耐不住，举手抢答：“兼听则明。我们有我们的固有立场，分析问题往往不够全面，尤其是无法了解体制外人士的观点。当然前提是，那些体制外人士都是爱国爱党的体制外人士，其中包括红二代。

习总问了个好问题，很及时，有人分析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市场经济’和‘一党政治’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特点是自由，一党政治特点是集权，自由和集权是矛盾对立的。改革开放几十年，自由与集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缓解而是更加尖锐了。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用维稳来解决。大家知道维稳不是解决，是掩盖，所以体制外人士称之为‘捣江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本上是用维稳来掩盖矛盾。”

胸怀制度自信的我当场给出解决矛盾的办法：“约束党政军伸向市场经济的权力之手，让市场经济获得最大的自由度。”

王岐山伸出第二个指头：“第二个矛盾是‘党治’与‘法治’的矛盾。习总的‘党要管党’表明了在党的范围内不实行法治。习总的苦心我明白，成本问题。法治虽好成本太大效率太低。若按照法治程序来反贪腐，别说打老虎，即便是拍苍蝇，我看也够呛。说白了只能用‘黑打’来对付那些贪官污吏。”

我急了：“岐山，还是别提‘黑打’，让大家误会我们与薄熙来是一伙的，虽然事实如此。”

王岐山恶作剧地笑了，继续分析：“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在很多场合提‘法治’，提‘以法治国’，因为不提法治，敌对势力‘法西斯’‘独裁’‘专制’的帽子就会扣上来。吃不消啊。但毕竟‘党治’与‘法治’是截然相反的东西。比如我们公开审理薄熙来，我党标榜法治，除非瞎子，是人一看都明白那是什么‘法治’。”

大家都有点尴尬，我也低头笑了。

王岐山伸出第三个手指头：“第三个矛盾是老百姓实际权利和宪法赋予他们权利之间的落差的矛盾。老百姓要说话要发贴，我党规定这个可以说可以发，那个不可以说不可以发。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贴可以发，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是出现矛盾。于是老百姓捧着宪法指着我们的鼻子骂。而我们呢，既理亏又不能后退无法妥协，到最后只能来硬的。因为后退要掉沟里去，妥协老百姓要分权。所以诺奖刘晓波还呆在里面，新近判了许志安。开个玩笑，如果诺奖委员会给习总一个和平奖，习总你放不放刘晓波？”

大家都一同看着我。我胸怀理论自信，毫不犹豫回答到：“他们敢给我就敢领，刘晓波继续关，许志安也要判。”

大家不约而同竖起大拇指：“习总好样的，敢于与西方文明叫板。”

我直起腰板，说道：“我们东方文明一点也不比西方文明差，为何要处处向他们的标准看齐？难道我们就不能制定一条东方特色的文明道德标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有责任为世界文明创造出东方特色的国家制度和价值观。”

我问王岐山：“岐山，可以伸出你的第四个指头了。”

王岐山眼神茫然：“哎哟，忘了，我想想。哦，想起来了。第四个矛盾是‘权为民所赋’与‘屁民草民’的矛盾。虽然习总常把‘权为民所赋’挂在嘴边，可大家都知道那是忽悠老百姓的。我们也常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说‘老百姓里面出政权’，挑明了我们手中的政权是打天下打出来的。人民当家作主，这话不说还好，说了之后老百姓心里就别扭，因为他们连屁的主都作不了，全让党给他们作主了。这种矛盾导致老百姓心理变态得很。例如中央台9日揭露广东东莞色情业，”

王岐山转向张德江：“你们广东东莞色情业如此猖狂，刘云山的中央台揭露一下，你们的人就在网上叫嚷‘保卫东莞，东莞别哭，东莞加油，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难道要对抗习总反四风反贪腐的决定吗？”

张德江看王岐山冲着他嚷，火了：“王岐山，你把话说清楚，我离开广东多年，东莞的色情业与我无关。”

刘云山及时跳出来：“这么多人反央视护东莞，难道不就是对抗中央反腐败吗？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啊！”

我赶紧敲桌子，大声吼道：“好啦，别吵啦！今天是分析国内矛盾，不谈谁对谁错。我提醒大家，我们这一届政治局，是开创新的历史的一届，别纠缠于过去的是与非。大家精诚团结，共度难关。周永康一关若过不过去，就别提反四风反贪腐了。周永康不拿下，我们这一届都别做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