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与中国的腐败

八九运动提出“反腐”，“官员财产公开，新闻自由”等诉求

如果说近一年有什么话题能吸引民众和官方共同的关注的话，那一定是反腐。官方发动的这场“打老虎，拍苍蝇”运动，一方面赢得民众的一些赞许，但同时，也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共政权的黑社会化和腐烂不仅规模巨大，且已侵入权力的核心，因此也增加了人们与权力的疏离。

“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的政治悖论再次尖锐地置于中共决策者面前。周永康案迟不公布，民间反腐参与受到打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共在反腐问题上所显现的困局。

这种困局的产生与中国现行的政治结构相关，显然也是二十五年前“六四”镇压的历史后果之一。

反腐困境

这种反腐困境之所以被人们一再提及，是因为它涉及中国现政治结构下反腐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难题。事实上，所有人都清楚，包括中共的官方文件也多次提及，这种一党专政、一把手独大，缺乏制约从上到下的权力运作结构，是很难避免腐败的滋生。要消除腐败，就必须改变这种结构。

八十年代酝酿的政治改革，因“六四”镇压而终止；政治改革成为禁区，权贵结构固化，腐败加剧。而权力越腐败，社会不满越生，主政者越不敢放松甚至要强化权力。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在这种权力结构的导引下，不仅是权力集团，甚至整个社会都逐渐呈现出那种孙立平教授称之为“溃败”的状况，危及着民族的未来。

中国亟待重建被腐败和维稳侵蚀和破坏到几乎殆尽的社会正义，恢复社会对国家权力的信心。习近平等显然是明了问题的严重，便有了这场运动；但运动至今所采取的方式，所依据的理论如东厂式的特务反腐，焦裕禄式的说教，领导掌控下群众路线的动员等，都很难让人对彻底根治腐败抱有希望。也有传言引王岐山的话讲；现行做法是为争取时间，以便最终设立某种成型的制度去根治腐败。

且不管此说真伪，只要权力结构不改变，不解决靠什么力量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问题，那种“解决腐败要靠制度”论就必然是空话一句——关键是什么制度。

纪委，党的领导都叫“制度”。只有那种能够解决权力的来源并有效制约权力的制度才能约束腐败。

只要中共不放弃这种垄断各种资源的制度架构，可以预见，中国的腐败状况就很难得到根治。

“六四”转折点

或许有人要问：同样的权力结构，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腐败似乎没有发展到如此程度。

这一方面是个错觉，那个时代由于资源的贫乏，更由于信息的垄断比今日更甚，人们对腐败的感觉没有今日强烈，但并不意味着腐败的相对程度不严重——相当大范围存在的以手中权力奸辱女性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当然也因权力在某些方面的自主增大，权钱交换的腐败绝对程度巨大，人们的信息渠道且有所扩展，腐败今天在人们的眼里确实显得更加恶质严重。

中国腐败的恶性发展，除结构因素外，也是与一些具体的历史进程和事件相关的，“六四”镇压，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因“六四”镇压，官僚集团从整体到个人对前途都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感，文革后还残存的旧式的共产主义信仰遭到致命一击，而随改革开放所兴起的那种新的理想精神也荡然无存，道义上的自我约束解体，“能捞就捞”，“当官为钱”成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主政者在高喊反腐的同时（邓在镇压后曾言：这个党不抓不行了。二十多年来主政者也不断地宣称过反腐的重要）实际上实行的却是另一种策略：靠释放腐败的权力给官员来换取执政团队的凝聚力，一如黑社会的运作，所有人都必须参与这场腐败的豪筵，才能争得某种信任。这是中国上上下下所谓“窝案”前所未有地严重的根源。

统治集团用一种稍极端点的话来讲，都是以一种“窝案”的利益输送方式在维系运作和团体的内部整合。对许多人来说，入党的目的，也不外乎就是希望能据有参与这种内部人分利的机会。象中外历史上所有残酷的镇压后常见的一样，社会上犬儒盛行，道德崩解，也极大地助长了腐败的蔓延。

九十年代的经济改制，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增长期资源量的扩长，都给那些掌握着国家重要资源的高级官员和与权力有密切亲缘关系的太子们提供了从内外各个层面攫取中国的资源的机会。

就如同反右，反右倾等一些列党内外的运动消灭了反对的声音，为文革的疯狂铺开道路一样，“六四”的镇压，为一场经济文革、权贵的分赃做了铺垫。掠夺不再有丝毫忌惮，大可厚颜无耻；批判的声音已消失；社会力量借助经济的市场化虽有所发展，但权力已再无约束，中国大规模的腐败的发生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未来

许多外国人在赞扬中国的经济发展，预测着其可能的霸主地位的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腐败发展的程度，降低其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危险，甚至用清廉国际排名中中国并不是最严重的国家来替中国开脱。但他们都忽略了腐败在中国从平均主义到极端不平等这种特殊历史进程所可能具有的社会后果。

腐败与社会不公联手，正把中国逐渐推到一个危险的边缘。

“六四”后主政者靠释放某些经济自由，靠财富增长来暂时化解矛盾，赎买社会的做法已经走到尽头。如笔者过去多次强调的那样：以往解决危机病症的药方（资源增长）现在已成为新的危机病症的根源（分配不公）；腐败即是这种病症的催化剂，也是其表征。

有人用经济的不发达来解释腐败，幻想靠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来消除腐败。姑且不谈这种可能有多大，现实中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的表现已证明这奢望是毫无根据。

至于那被拿来做证明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其实与中国有极大的不同——以往和现在都存在法治、公民社会、或多或少的政治监督力量、公民以及政治人物较高的道德水准，自由媒体以及与高度国际化相连的外部约束力等，这些显然都是中国欠缺的。

而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能否有效地消除腐败，却都是与上述因素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而并不必然与经济水准相连的。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就是投资尤其是国家的投资，在国家权力主控运行的经济领域，腐败往往也最为严重。腐败与畸型的经济增长，终为饮鸠止渴。

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反腐，既是必然，也有其内在的连带。但这不可能不带来某种经济放缓，加之造成过去二十多年经济增长的内外许多因素已不再，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恶化，在整体资源减少，社会公正的机制阙如的情况下，维稳成本剧增，社会危机在加大。这又绝不是反腐一剂药可解。

病要除根，必须溯源。要解决中国的腐败，就必须要解决造成腐败的制度结构，回溯到酿成恶质腐败的历史根源“六四”，正面回应八九运动中提出的“反腐”，“官员财产公开，新闻自由”等诉求，重起政治改革，重建社会正义。

否则，历史将会以另外的方式来兑现这些八九的遗产，这些中国进步无法回避的课题。